高层

习近平 习近平5月21日在上海亚信峰会上指出，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否则，就会像哈萨克斯坦谚语说的那样：“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及其实施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总目标和基本原则是"以对美国人更自由更公平的方式扩大贸易"。它申明世贸组织对美国不具有直接约束力;要求其他国家向美国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坚决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它以"国家安全"为由,连续发起贸易"337""232"和"301"调查,对相关国家实行单方面制裁,威胁同中国打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贸易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措施并不是一项孤立的政策,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变化的一个侧面,即把中国确定为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者",为此要竭尽所能阻止中国高科技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美国在与中国竞争时的不利局面。     

中国应对公共安全新思维

<正>在维护治理秩序上,强调对公共安全的维护是一个新思维,国家权力也找到了更有说服力的运作依据。"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民众传统的社会理想:安全第一。乱世是可怕的—比做"犬"更可怕。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一个太平盛世,但安全并非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就近来国内的各种暴力恐怖活动、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看,社会安全的隐忧不容忽视。     

机制协调与未来亚洲安全架构

由于亚洲各国的多元性与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对亚洲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协调各种安全机制间的关系,而不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全地区性的安全架构。当前亚洲安全架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抗型的同盟机制较多,而防御型的集体安全机制缺乏;安全机制与安全问题不够匹配,使得安全机制"冗余"与"赤字"同时存在;主要安全机制及大国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导致不能有效解决中美这一对新老大国的结构性矛盾。因此要应对上述问题,根本之道在于从中美互动入手,根据亚洲安全问题的特点,建立如下三个层次的安全机制:第一,以亚洲国家为主导,中美参与的、致力于对话与建立互信的论坛性机制;第二,由邻近国家或具有共同利益关切国家组成的、以促进次区域稳定与和平为目的的协调性机制甚至是集体性安全机制;第三,中美共同主导、相关国家参与的、以解决特定问题为目的的强制性机制。由此,可形成由不同层次、领域和议题等安全机制相互配合、协调的安全架构。     

中国道路成功的根本原因

一、中国道路的成功不能归因于国家资本主义关于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可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如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就宣称:"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地缘安全环境中的“安全困境”问题解析

"安全困境"是国际安全领域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构成国际紧张、对立乃至冲突的动因之一。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安全困境"现象很难完全消除。中国在崛起的进程中,其地缘安全环境中的"安全困境"问题尤为突出。美国把中国列为主要的地缘战略对手,认为中国的崛起挑战美国的霸权甚至威胁美国的安全;日本面对中国崛起,表现出严重的不适应,千方百计强化日美同盟,增强军事实力以牵制中国;中俄互有需求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中俄地理上的邻近使发展动力有限,也存在若隐若现的"安全困境"问题;印度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的崛起,肯定会分散中国的精力,使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更趋复杂。     

热话题与冷思考(二十二)---关于新时期国家安全问题的对话

[编者按]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是迄今为止,"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冷战结束后,曾被两极体制掩盖的各种矛盾、问题和冲突不断涌现,天下仍不太平,在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便是明证.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树立新的国家安全理念?建立什么样的安全机制?制定何种国家安全战略?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新时期我们应该未雨绸缪,加强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     

从亚信峰会看中国外交新动向

<正>中国的亚洲安全观主张"亚洲问题亚洲化"、"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是对美国借亚洲同盟体系主导亚洲安全问题的一种直接回应。5月21日,第四次亚信峰会在上海举行。这次以"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为主题的峰会,被赋予亚信进程历史上具有     

国际政治视野中的环境安全——兼论当代中国的环境安全

基于全球环境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水安全、气候变化、公共领域、环境难民和军事与核扩散等方面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在几个方面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安全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形象构成了挑战。     

试论中国伙伴关系网络的政治安全效应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伙伴关系外交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作用有限。但笔者依据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基本成型的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具有重要且广泛的政治安全效应。作为外交实践发展的产物,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既是双边关系的集合,有类别之分但无等级差异,也能在多边舞台促进各类合作机制和合作阵线的形成。其具体的政治安全效应包括:中国的主张和诉求获得有效传播和各国认同,一个尊重中国政治安全利益的全球共识网络初具规模;中俄的"网状伙伴外交"蓬勃发展,吸纳更多国家一道维护世界与区域的政治安全;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发展伙伴与安全伙伴的并进;向美国传递出一系列清晰信息,促使其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的战略意图。笔者最后提出,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有望在国际安全领域衍生出更多共识网络、机制网络和支点国家网络。     

周边国家对华“近而不亲”:困境、原因及其化解路径

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周边国家对华"近而不亲"的困境愈发凸显。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具有非对称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美日的势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介入和离间等是导致"近而不亲"现象的影响因素。化解"近而不亲"困境,不能只依靠公共外交,还需综合运用其他手段。     

“一带一路”与“全球海洋支点”:中国与印尼的战略对接及其挑战

<正>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自身谋篇布局的同时,必须准确把握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做好战略对接。印尼扼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简称"一路")的战略通道,又是东南亚国家的领头羊,必然成为"一路"建设中的重点合作国家。实现与印尼的战略对接,需要中国在历史与文化情境下,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维度理解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以海洋为核心,开展经济合作,维护地区安全,     

2014年6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正>一、从"亚信"到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观引关注5月20—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亚信"峰会)在中国上海举行,来自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共商维护亚洲安全之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亚洲国家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重在落实

<正>新型大国关系扬帆启航2013年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是值得铭记的一年。在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期和中国顺利完成领导人换届后,双方高层密切往来,并推动两国关系朝新型大国关系方向发展。2013年3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在亚洲协会发表讲话,再次阐述亚太再平衡战略,其中讲到中美关系时,他说:"正如奥巴马总统曾多次强调,美国欢迎一个和平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我们不希望两国关系被定义为竞争和对抗关系……更好的结果是可能的。但是这有待双方——美国     

当前中亚形势的几个看点

<正>当前,中亚地区正处于深度变化的周期性战略节点,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控、不可测因素明显增多。这些不同因素相互叠加、交互作用,使中亚形势发展变化处于一个关键期。作为中国的战略周边,中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不仅影响着中国周边的安全与稳定,更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产生深远影响。     

对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之关系的几点思考

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但中国能不能和平发展,不仅是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问题,而且更主要是一个中国与外部环境如何互动的问题,大国能够改变和塑造环境;一个国家不仅在和平发展的顺境中能够发展,而且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也能发展,关键是一个国家的领导集团如何选择国家的基本战略;一个国家的内部环境状态对国家的影响大于外部环境,而良好的国内环境也可以改变或缓和外部环境对本国的不利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仅有和平发展是不够的,还必须实现良性的和平发展;对中国而言,现存的国际秩序也是重要的外部环境,新秩序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维护现有秩序的合理因素应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     

追求国家正义

无论说了多少次,正义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母题和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时候它仍然被遮蔽于阴影之中。想象一个没有正义而能消除仇恨、暴力的社会,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以及由各个国家、地区构成的"社会"(国际社会)几乎不可能。"共同生活"的存在结构决定了人类无法在对正义理念的     

未完成的国家:“中国”国名的形成与近代民族主义的构建

国名对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凝聚意义和符号价值。"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名称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以天下观念为核心的王朝时期(1912年以前),中国并没有将"中国"正式、长期和稳定地作为自己国家的名称,而是以王朝的名称代替国家的名称。近代从西方引进的民族国家意识兴起后,作为民族主义主观构建过程的最终结果,"中国"才凝结成为中国的正式国家名称,构成了中国人对其身份的认同。然而,用民族主义叙述中国身份认同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中国式的民族主义与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欧洲民主意识先于民族主义产生,而中国却走向了其反面,同时,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并且中国回归了大一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因为国名的确定而实现向一个经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近代中国是一个"未完成"的国家。     

读者

轨迹与落点(2008年第14期《奇迹》)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成长中,"奇迹"终究只是特殊阶段与非常态;是一个国家与社会成长轨迹的光弧,而非落点。而这落点应扎根于"四时之轮回"中习得的普适文明及其制度规范。中国经济在高增长的背后,不仅是高能耗、高污染.还有低收入、低福利和各资源要素的低价格。现在不只是经济基础面临着转型与升级,上层建筑同样面临着体制瓶颈的突破,碎片化、断裂化的社会也面临着弥合与认同的重建。是以,"奇迹"背后其实是一个脆弱的平衡,是一个各方面都"不可持续的持续"。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会持续恶化吗?——专访军事战略学专家黄培义少将

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国现在还有明显"软肋",但今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会越来越恶化,相反还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国家的安全环境是靠综合国力作支撑的。未来在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有关国家基于力量对比在某些争端上做出一定让步也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