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适时调整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布什政府的“扇形结构”，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新太平洋共同体”，都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作为美国亚太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制裁接触”和“全面接触”分别为其两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中美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作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仍将继续向前发展     

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调整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经历了过渡与调整两个阶段。与冷战时期相比 ,延续大于变化。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的深化与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联盟内部的功能性调整 ;二是双边同盟之间的协调加强。今后美国亚太联盟的变革仍将以渐进方式进行 ,突出制度化建设 ,同时增加联盟合作的高技术含量。     

寻求中美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崛起、美国“重返”及区域内其他力量的发展，导致亚太地区格局正在发生近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突出特点，是中美战略博弈已经成为决定亚太格局走势的最主要矛盾，因为中国崛起势头难以逆转，美国亚太“再平衡”也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得到美国两党共同支持的重大战略性选择，力量之变与战略之变同时发生，两强对立势难避免。但是，由于两国不存在领土主权争端和根深蒂固的历史积怨、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彼此难以替代、在全球其他地域和领域的合作有助抵消亚太对抗，加之双边利益深度捆绑，中美博弈未必会走向战略对抗，而完全具备走向良性互动的条件。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处理一个根本问题（亚太主导权）的破解、两套体系的对接、三大海域的危机管控、四组三边关系的经营和五个多边组织的互动等“一二三四五”问题。这既是中美实现亚太和平共处的前提，也是能否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团队”（简称“战略团队”）在其亚太政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个战略团队所推动的政策转型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梳理了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从而实现其外交安全格局“华丽转身”的政策制定过程。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团队对这次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力量就是当时的美国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约瑟夫·奈、傅高义和库尔特·坎贝尔。这一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包括：它成功地阻止了日本漂离美国的趋势;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次战略转型既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增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团队举足轻重的推手作用是值得所有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和相关人士高度重视的。     

运筹中国的亚太战略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亚太行情看涨与美国＂重返＂亚太,中国的亚太战略以及中美亚太博弈愈发引人关注。当前亚太战略形势呈现五大特征,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中国的亚太战略既有总体目标,又有领域目标,并将着力处理好六对重要关系。中国实施亚太战略需要多管齐下、四片经营。美国＂重返亚太＂针对中国崛起的一面突出,中美亚太互动竞争与合作复杂交织,亚太未来取决于中、美以及中国的邻国三方相互作用的合力。     

大国协调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应对策略

新时期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美两国带来战略上的新挑战,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战略难题。历史上欧洲协调时期的大国协调理路能够为此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大国协调机制包括了会议协调的形式、大国克制、非排他性制度安排、均势的设计和协调机制多样化等。大国协调机制包含了利益妥协、现状偏好、信守规则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协调机制进行对话、协商、讨价还价,并最终达成妥协。当前中国的快速崛起给国际体系带来持续的冲击和反应,而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也极大地加重了中国所面对的结构性压力。这种国际局势呼唤中美协调。当今时代的国际政治存在中美协调合作的可能条件,中美在核心安全利益、核心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存在协调的有利局面。但也存在阻梗协调合作的＂软石头＂,如何应对和管理中国崛起及其＂非现状偏好＂诉求,如何在东亚地区实现中美战略磨合,考验着中美两国的智慧。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背景下的南海局势与中美关系

奥巴马上台后出台了新的亚太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将全球战略重心由大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并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主要目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更为复杂。南海局势的新变化就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一个直接后果。不过,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并不是寻求同中国对抗,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框架下的对华战略仍然具有两面性,中美在南海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同一些南海争端国的利益也有很大差异,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     

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评析

奥巴马政府首届任期以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视为在战略和军事安全领域加以制约防范,在双边经贸、地区稳定和全球治理等诸方面又须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将亚太地区作为美、中战略竞争的重心.而现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相应特点可概括为:“竞争合作,制约防范,规塑行为,影响发展,避免对抗.”结合今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峰会与7月中美战略和经济高层对话,本文对美国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决策的历史背景、重要内涵、决策过程、战略意图、主要影响、制约因素和潜在危险,以及未来的可能走向进行了综合评析.最后就现阶段美中关系特点与把握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和中美高层对话所取得的成果与“正能量”,在五个有选择的方面进一步推动双方的良性竞争、共赢合作提出了看法.     

美国亚太战略新动向浅析

布什总统执政以来 ,美国亚太战略出现新动向 ,主要表现为 :亚太地区在美国整体战略中地位上升 ;调整和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强化与盟国的军事同盟关系 ;军队进驻中亚 ;改善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调整对华关系。     

当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亚太安全问题：同盟阻遏与战略解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一直面临亚太地区诸多安全问题的挑战。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不同，并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形成不和谐的张力。当前，面临亚太安全热点问题日益复杂化、严峻化的趋势，有必要梳理亚太安全问题形成与发展的历程，把握其发展脉络，推进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政策的优化和实践。冷战缓和时期，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虽与资本主义阵营内个别国家的关系出现缓和，但亚太地区冷战的安全结构仍然未变；冷战走向结束阶段，中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困境依然存在，中国的和平发展仍然面临资本主义同盟体系的觊觎；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从蛰伏走向活跃；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稳步发展并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亚太安全问题的冷战气息渐浓，具体安全问题更加严峻；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相对增长，亚太安全环境恶化、日益呈现出汹涌澎湃之势，中国在国力增强中承受的安全压力日益明显并增大。鉴于亚太安全秩序困境的结构机制与角色变迁，中国需要准确把握亚太安全问题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在知己知彼中扬长避短，整合提升人力资源优势，加强智库建设，妥善应对亚太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重返亚太”——兼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海外安全利益的影响

遏制思想的提出者乔治·凯南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主张对中国的遏制应采用"选择性遏制",即相机抉择使用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手段。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的空前"挑战",提出"奥巴马主义"与"重返亚太"战略以牵制与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在遏制中国的手段上,美国一改冷战时期以军事遏制为主的"全球性遏制"方式,采用了与凯南遏制思想一脉相承的"选择性遏制"方式。美国"重返亚太"将深深镶嵌进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有关问题之中,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海外安全利益带来了新的挑战。     

构建新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美国战略调整基于其对外部安全环境和其全球军事战略的全面评估,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动因,应对中国崛起并非美国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但是,从美国加紧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的动向看,其中防范中国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如果说,几年前美国还把中国界定为潜在＂威胁＂,现在则将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视为日益现实的＂威胁＂。美国战略调整将使中国周边安全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增加,相对平静局面极有可能出现波折和动荡,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将受到冲击。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并对中国大战略筹划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应全面准确把握中美关系的时代特征,拓展战略合作空间,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美国战略调整对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维护中美关系基本的战略稳定。     

转变中的亚太区域关系与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原本亚太要走向统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自由与开放的区域大市场。在实际发展中,却呈现“多轮驱动”与“多向驱动”。亚太地区正发生新的转变,构建一个紧密联系的亚太大市场看似变得不现实。与欧洲不同,亚太区域链接存在裂缝,区域整体机制化构建没有形成,区域认同性并不强。从政治安全领域来看,亚太地区的分割还会持续。关键的问题是,力量对比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加剧战略竞争,甚至对抗。中国对亚太地区有着复杂的认知,中国利益定位和责任是世界的,但有着特殊的区域认知,是把区域关系与秩序构建置于世界新关系与新秩序的大视野下来定位的。     

中美之间的认识差异--美国视角分析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中美之间既有原则性差异又有一般性差异。从国家层面看,美国认为美国有权以人权、民主或自由的名义指责或改变别国的内政;从国家间关系看,美国认为中美之间缺乏战略合作基础;从国际层面看,美国认为中国主张的多极化实际上是反美与争霸。中美之间的差异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对外战略指导原则的差异以及历史观的差异,美国对中国认识的误解和偏执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心态、冷战思维以及功利主义。随着中美双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美国对中国的正面认识将会加强。     

亚太大国关系的历史变迁:单极?两极?还是多极?

亚太大国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变迁。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是亚太惟一“超级大国”,在亚太居于支配地位。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亚太形成发育不完善的多极结构,这一时期是亚太最动荡的时期。从1945年到冷战结束,亚太大国关系进入第三阶段,其特征是两极结构。以冷战结束为契机,亚太大国关系结构进入第四阶段。第四阶段,亚太大国关系既不是单极结构或“新两极”对峙,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多极结构,而是一种单极、两极、多极结构的混合体。其中美国拥有全面优势,中美关系是亚太支配性的战略关系,但日、印、俄、东盟等力量也将起重要的平衡作用。     

结构压力、联盟承诺和亚太地区秩序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崛起进程给美国和亚太地区各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结构压力。在这种结构压力之下,美国强化了对亚太盟友的联盟承诺,以图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但是,美国的联盟承诺不仅造成了中国等国的安全压力,更重要的是,鼓励其盟友采取侵略性政策,造成了亚太地区的秩序动荡。因此,结构压力和联盟承诺不仅是近期亚太地区危机的根源,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都将影响亚太地区的秩序稳定。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就一直在讨论并寻找继苏联之后的下一个对手。美国国内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中国因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地理上倚海跨陆,经济发展潜力极大,可能成为挑战美国超级地位的潜在对手。“9·1l”恐怖袭击后,美国认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不再是防范潜在战略对手,因此对防范中国的政策有所减缓,但同时也加强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控制,意图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2004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军事演习花样繁多,就明显反映了美军军事干涉的意图和准备,这也就必然对中国的安全乃至外交政策都产…     

南海问题研究的三大战略性议题——基于相关文献的评述与思考

南海争端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议题,也是中国人必须重视的中国特色议题.本文从战略评估的角度对中国与国际海洋制度、中美海上竞争以及中国周边秩序调整等三大类议题进行了分析.南海问题的源起、演进与大国政治密切相关,受制于美苏争霸约束.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海洋秩序调整成了第三世界崛起的标志,中国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从政治上而不是经济上考虑支持这一制度系统,对海洋制度如何约束国家行为并无充分准备.由于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美竞争的不是制度而是权力,这是众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导致南海波澜再起的重要原因.从当事国角度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竞争已经不是制度、权力之争,而是周边国家担忧中国如何使用权力的反应,中国远未到主导周边秩序调整的阶段.为此,中国需要塑造一种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相互调适的战略文化,让不断增长的战略手段具备更加匹配的战略目标,只有两者协调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在南海的利益.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探析

东海争端主要是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争议.伴随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已成为影响中日东海争端解决的关键因素.美国的介入是加剧东海争端的导火索.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妥善应对.合理解决东海争端,中国应正确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时评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权势转移析论——基于美国学者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发展史来讲,是一历史性的事件和标志性的节点。通过对关于美国是否走向衰落的相关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出美国政界、经济界和学界精英对这一命题的基本结论:美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并未走弱,而是类似于中国等其他实体权力资源不断增强。尽管面临国内外诸多问题与挑战,但依其强大的复兴能力、战略调整能力和基础优势,在国际秩序和体系中仍占据中心位置,其参与和领导全球事务的能力依旧卓越。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中国应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制定和调整自身对外战略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