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

梦想 人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有一种紧迫感。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想建一个改革开放30年馆，一年一个年份馆，让观众走过30年。这个馆太大，我没钱了，看着陈列大纲和文物，无可奈何。为此我曾去见过一些大老板，我编呀编呀，想编出改革开放30年馆来，没成功。     

图的是共产党员这个名

.我是1970年从部队转到石油企业的，党支部书记一当就是28年。许多同志问我有没有体会，我说：有啊，我最大的体会就是：28年政工无怨无悔。如果说，早些年支部书记还是个较“吃香”的角色，那么，自八十年代以后，要当好书记就要靠任劳任怨的精神了。1981年，党组织决定把我从研究队调到洪泽职工医院任党总支书记。我想，自到地方，我已担任过四个单位的书记，虽然工作难度都比较大，但我都搞好了。现在又把我调出，实在有点想不通。因为此时，我也产生了想学点技术，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思想。就在这政工与技术的“十字”路口上，我徘徊了三…     

在政工岗位上实现完美

算起来，我今年正好干满十年企业政工。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参加工作２５年，前１５年与政工无缘，后十几年是否继续也很难说。但我觉得，干政工的这十年，是我人生得失忧患最多的十年。说起干这行，也算偶然。１９９１年４月，我的工作岗位将要变动之时，工厂领导考虑两个管理岗位要我斟酌，一是去计划部门当调度，另一个是去机电部门当设备管理员。而我考虑１９８８年我在贵州当工人时，通过五年刻苦自学获得了贵州省成人自学中文本科毕业证，搞生产经营与所学知识有点不对口，最后我要求去了保卫科当内勤。家人反对，朋友不理解。两年…     

敢进诤言 勇当挚友

1988年，我在厦门中药厂工作，任工程师，正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厦门民革老主委张奋生先生热情动员我加入民革。我面临着重要的政治选择。经过慎重、反复思考，最终我加入了民革。20年来，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民革前辈的示范、引导和勉励下，我努力学习和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组织的信任和培养，也得到了荣誉。     

契诃夫 穷到四十一岁才结婚

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生于1860年，1901年结婚，3年后，1904年，便离开了人世。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契诃夫那么晚，41岁才结婚？最近，我浏览了《契诃夫文集》第14、15和16卷（书信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汝龙先生翻译），跟着他的一封封书信，走过了他的一生。他自己说的话给了我答案。     

引我走上政工路

八零后的我，从事政工三年，但是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结缘已有20年的时间了，20年里，她像一位人生的导师指引着我前进。受文学功底深厚的启蒙老师和干了一辈子政工工作的父亲影响，我从小热爱阅读和写作。     

我与黑板报

在我走过的入生路上，曾经和黑板打了二十三军的交道。当兵五年，每周一期从不间断，即便是退伍的那天上午，我还是坚持写好最后一期黑板报才登上返乡的火车。在企业医院工作的二十四年里，我又和黑板报相依了十八年。“黑板报”生涯，不但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同时也提高了我的思想素质，这其中还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七０年，在我工作的医院旁边有条常年川流不息的小河。我曾经问过许多人，谁也不知这条小河叫做什么河。当我打开范文澜、王编的＊中国通史＊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这就是泌河，一条比邯郸城还要早出上千年的…     

苏联最后三年（上）

1988年8月，我从兰州大学前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任职，到1991年底回国，我在苏联一共呆了3年两个月的时间，也是苏联的最后三年。     

政工人永远是年轻

1988年，我开始担任企业政研会秘书长。25年来，我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其导向、启示和激励作用，在成长的道路上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

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当时到国外学习和工作的人还不多，我十分珍惜这一宝贵的机会，努力参与钢铁冶金新技术的开拓，并旁听了宏观经济学等课程。1983年在瑞典兰塞尔钢铁公司作了两年多技术副总经理，在实践中积累了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这些国外的经历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它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为后来在经济转型中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种追求一份责任——记哈尔滨市民革党员王冬华

1991年，刚刚28岁的王冬华就成为哈尔滨市民革当时最年轻的党员。一晃17年了，可是，每每回想起那神圣的时刻，都令她激动不已，她曾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述心声：“加入民革是我的一种追求，一种缘分，民革是我成长的乐园，进步的动力，精神的伊甸园。回首17年的人生里程，我由衷地感恩与崇敬。是民革让我走出了思想的懵懂；     

做政工 我幸福

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属的运载火箭总装厂，转眼间，我已年过五十，从事政工也已经二十三年。这些年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在学习与工作上给了我全方位的营养，指导了我的整个基层政工生涯。从风华正茂到鬓染霜丝，我这个“老政工”真实地享受着工作的馈赠，品味着“政工人”别样的幸福。     

选择政工不后悔

1992年，我放弃某企业办公室副主任之职，自荐到061基地党委宣传部当了一名宣传干事。当时，有人说我傻，也有人说我疯，“有职有权的官不当，去干什么政工。”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史上最精彩毕业演讲

做最成功的辍学生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哈佛大学）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父亲洪深的两次当官

1942年，父亲对马彦祥叔叔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     

父亲的大爱

<正>我的父亲张立志，山东省莒县小店乡人，1919年出生。他1939年任抗日自卫队指导员，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有令人仰慕的赫赫战功，也不是令人向往的大官，他是成千上万名为了革命事业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士兵中的一员。年少时，父亲对我们很严厉，在家中轻易不表态，但说出来，就掷地有声。1962年9月1日，我上学了。开学第一天，我斜背着书包，双手抱着一个小板凳，父亲推着自行车送我去学校，自行车的后座驮着写有我家住址和我名字的方凳。我第一次走进学校，     

我所热爱的工作

我是由一名工人成长起来的政工干部，对于思想政治工作我有一种用不完的激情。 干政工我是一名新兵，因为真正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才四个年头，但与政工结缘却有八年有余。我与政工结缘于在党校的一次学习。１９９４年我参加了襄樊铁路分局党校举办的一期培训班，短短的两个月学习，使自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对思想政治工作有了深刻的认识，从那时起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当一名政工干部。在我眼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崇高的工作。 之后几年里，我利用业余时间学理论、写新闻，先后有多篇新闻报道见诸报端，文字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理…     

要有三种精神

我于１９６９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位于广东仁化的一座矿山里。我虽然学的是工科，却喜爱文学与写作。到单位后，常利用业余时间写些广播稿和报道稿。１９７２年底，我们矿山“工改兵”，变成了基建工程兵部队，我也光荣地穿上了军装。１９７３年３月，当时团宣传股正缺人，领导就把我从营部调到团宣传股搞新闻报道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政工生涯。从那时到现在，一晃快３０年了。这期间，我做过组织、纪检工作，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做宣传工作，一直没离开过政工岗位。根据我的体会，搞政工必须要有这样三种精神： 一是要有不怕吃苦、勤奋踏实…     

十年政工我不“空”

“十年经商成富翁，十年仕途得春风，十年技术成高工，十年政工一场空”这段顺口溜，是我干政工后最先听到的对政工很心酸、很无奈的一段话，至今未忘。之所以没有忘，是因为我这十几年都与顺口溜中“一场空”的工作相联系着。 或许我这人注定要端政工这碗“饭”，与政工有不解之缘。当兵四年做了三年连队文书，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职位”就与政工沾边。复员参加铁路企业工作四年多，又和政工搭上了线，接上了“电”。在企业工作２１年，政工就连续干了１３年。如今，人到中年，想想十几年的政工经历，我一点都不后悔，竟为这个职业选择了…     

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