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的“空间转向”——以S市“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在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系统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既是加强和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基层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基层公共服务治理正面临着空间的限制，具体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区隔、权力空间的碎化和关系空间的离散，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需要推动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中的空间重组包括三个方面：通过物理空间的重组，重新设置基层公共服务单元；通过权力空间的重组，提升政府基层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通过关系空间的重组，构建基层公共服务合作关系网络。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党建引领的统筹协调、效率取向的分类治理和高效协同的技术赋能是空间重组的实现机制。通过空间重组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还须进一步理顺和明确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职能和权责关系。     

新形势下激发基层工会工作活力的思考

国有企业随着改革力度加大，呈现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基层工会要想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夯实自身基础，激发组织活力和活跃基层，不断提高维权能力，全面履行工会职能。     

四川省“两项改革”中的县域实践与治理问题研究

“两项改革”后，四川省在乡（镇）、村（社区）数量上实现了优化调整，并围绕以规划引领发展布局、以产业带动区域经济，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服务体系，满足居民生活生产需求，优化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结构，营造村（社区）新的社会认同，积极探索改革“后半篇”文章的实践路径。崇州市在“两项改革”过程中将全域划定为“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城市中央活力区、大青城古镇文旅产业区和大熊猫国家公园“五大片区”，以空间布局的结构优化支撑全域功能体系取得了初步成效。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入分析了“两项改革”后村（社区）发展与治理的相关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多元主体参与的资金投入机制，规范和发展与“两项改革”后村（社区）建设相符合的社区组织，持续推进“两项改革”后村（社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丰富完善“两项改革”后村（社区）建设的政策法规。     

社区化：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以贵阳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创新一直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城市基层管理社区化是一种新的突破，它顺应了基本公共服务直达基层、贴近居民的要求。为此本文分析了城市基层管理社区化改革的必要性，剖析了“贵阳模式”对城市基层管理社区化改革的创新，总结了社区化改革面临的制约瓶颈，提出了完善城市基层管理社区化改革的路径。     

执法下沉：基层治理权威消减及其再组织过程——基于T县“大综合一体化”改革经验的分析

“扩权强镇，执法下沉”是当前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既有研究从政府管理的多重视角分析了执法下沉的原因，但缺乏从政社关系的视角对执法下沉的社会基础进行解释。政府执法本质上体现了政府治理权威与治理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随着现代科层制的进一步扩张和传统熟人社会的解构，当前基层治理正面临传统德治权威不断消减而现代法理型权威尚待扎根的困境，这造成基层治理“模糊性”凸显和治理权威缺失，并导致基层执法难的问题。执法下沉旨在通过科层组织的内部改革推动法理型权威向基层下沉。但基于T县综合执法改革经验的分析发现，执法下沉不仅没有改变微观治理中“人格化”因素的影响，反而衍生出一系列新问题。因此，重塑基层的德治权威具有现实必要性，理应成为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维。     

开发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的几点思考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围绕基层面向群众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产服务、生活服务、救助服务等领域，大力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岗位，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是战胜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政府的治安行政与公共安全服务

政府的社会治安职能具有政治性和公共性双重属性。中国的社会治安行政管理涵盖了政府的社会治安职能。在政府改革的背景下，社会治安的治理正在由管理式治理转变为公共服务式治理。治安行政发展变化的十几年中，其阶级统治的属性逐渐下降，公共性逐步上升，并在理论上完成了社会治安行政与公共服务的统一。在具体内容上，公共安全服务不断丰富和深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公共安全服务成为社会治安行政的工作重心。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对衡阳市“公共服务进社区”的实践调查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中央基于社会转型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如何提高管理科学化水平，发挥其公共服务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以衡阳市“公共服务进社区”为实证，摸清当前衡阳“公共服务进社区”面临的问题及原因，探索增强其实效的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与破解

我国改革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成为当前和今后改革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区是社会管理的基础环节，社区的完善必然要求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发展，因此，要“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     

论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政府力提升

政府力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力。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确保者，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力，需要政府以健全公共服务制度为核心，强化“顶层设计”，推进户籍与福利脱钩的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就业制度改革、惠及全民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制度改革、建立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体制改革等。     

构建村民服务网络 促进新农村建设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县、镇、村三级如何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转变职能，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服务农村、服务农业、服务农民，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是摆在我们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今年来，我们阳新县着力构建县、镇、村“三位一体”的村民服务网络，为农民建立一条快捷便利的服务通道，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关于村级公共服务资金使用带动村级民主的研究——基于成都市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改革的思考

2008年成都市推行村级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改革,实行村级公共服务专项资金,通过公共财政的投入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运作,实现民生与民主的有机结合,促进了村民生产生活与基层治理结构的“双重改善”。但在这种“双重改善”的背后却存在诸多阻碍,诸如资金使用透明度问题、民主管理决策机制问题、纵向科层组织与横行自治组织关系问题以及“人”的因素问题。思考并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才能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使用,真正实现民生与民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基层政权：现实景观与空间拓展——基于东部发达地区的调查反思

作为具有鲜明国家导向的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合理引导,尤其是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产生直接影响的农村基层政权的作用更加显见。然而,调研发现,钟摆式的举棋不定、失衡的权力结构、悬浮型的政社关系和失落的公信力客观上显现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基层政权的焦灼状态。从深层次看,这种焦灼状态同农村基层政权所要承担的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和信访维稳等“中心工作”直接相关。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基层政权还面临着到底该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抑或是公共服务者的焦虑。从基层政权应然状态看,拓展其发展空间尚需从调整优化其基本职能、切实提升公信力、建立基层分权的行政体制、创新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等层面入手。     

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设置改革探析——基于对莆田市城厢区改革试点的调查

针对传统的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存在的问题，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进行了改革试点。基层纪检监察机构设置改革的基本任务应当是改革目前“条块分割”的机构设置，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起一个有相对独立性，职能完整，并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特点的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同时根据当前我国政治体制和各地实际，改革不必一步到位，可以选择逐步推进的路径。     

我国“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促进基层政府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推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事权改革涵盖国家权力重构和乡镇职能转变,反映了社会对基层政府治理能力和基层治理体系的需求。国内学者深入剖析"简政强镇"改革,集中对事权改革的根本目的、重点领域、改革突破、规范形态等进行研究,但仍然存在重复研究现象突出、共性研究不足和缺乏法学研究视角等问题。推进"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离不开理论支持,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及时梳理,试图为事权改革实践创新和突破提供理论支撑。     

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理论基础与要素构建

现阶段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供给主体仍然是政府，而最接近农村的基层政府是乡（镇）政府，故乡（镇）政府在农村基本公共物品供给中起主导作用。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具有草根性与技术性、学习性与发展性、多样性与边界性的特点。笔者依据一项公共项目从申请到结果评估的流程，把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分为公共需求问题诊断与项目规划决策能力、公共项目申请与资源（筹措）谈判能力、公共服务提供活动实施与生产质量监管能力、公共服务消费矛盾化解与人际沟通协调能力和群众满意度调查与公共服务绩效评估能力五类。     

当前城市基层政府改革的深层挑战——基于机制分析的视角

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正进入一个从强调经济职能向重视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职能转变的改革新阶段。已有研究和改革实践更关注基层政府改革的宏观议题,常聚焦于体制保障、组织设置、权力配置等问题,但忽略了漫长基层治理实践中形成的治理机制层次的改革配套问题:"三公"领域的指标评估难题与激励、税收分成取消后的基层政府灵活性与弹性、经济纽带弱化后的治理网络拓展等。针对存在问题,要探索以"三公"职能为重心的新型政绩评估机制,形成政府内部事务流转的资源动态保障机制,构建社区治理的公共性生产机制。     

完善涉农社区治理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成都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定为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但是，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必然需要设计出与之相配套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才能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因此，文章以中心城区涉农社区治理结构的改革作为研究对象，把成华区涉农社区作为现实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力图通过各基层治理组织的合理化定位，消除其“越位”、“缺位”现象，实现职能“归位”，为改革提出可借鉴性思路。     

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创新的阻力和动力分析

公共服务是政府重要的职能之一，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性逐步显现。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创新，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十分艰巨而紧迫的课题，但是，在政府推进公共服务职能的创新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阻力和动力，这对政府职能改革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从市场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发达国家政府职能演变的规律是：政府职能从以经济性服务为主，逐步扩展到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