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司法化研究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与时俱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势在必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不是单纯地“用政策代替法律”，而是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司法应是社会的良心,用理性、公正、人性化的态度,冷静而敏锐地处理社会纠纷。应当说,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来阐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性,并对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予以论述。     

刑事审级制度比较研究

刑事审级制度是一国司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该国的法治传统和司法理念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审判实行两审终审制,该制度虽有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合理性,但从世界范围内刑事审级制度发展的趋势来看,两审终审制已不适应刑事司法改革的进程,其固有的体制性弊端日益显现。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裁判公正与效率相统一,有必要在对刑事审级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构适合我国实际的刑事审级制度。     

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适用探讨

在倡导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逐渐成为一项指导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刑事政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主要适用于法益不明的犯罪和恶性轻微的犯罪.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包括全部非犯罪化和部分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适用途径不同,其适用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扫黑除恶之政策优化与方式提升

当前惩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面临严峻形势,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犯罪活动日趋隐蔽化、犯罪手段日益"合法化"和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鲜明特点,客观上促成由"打黑除恶"向扫黑除恶的理性抉择与现实嬗变。扫黑除恶之政策优化体现为坚持法治思维、灵活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厘清涉黑涉恶主体与行为的法律界限等三个层面。扫黑除恶之方式提升需要实现有别于"打黑除恶"的刑事政策转向,具体包括:始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要做到扫黑"零容忍",又要实现程序的正当控制;着力实现刚性刑事政策与社会力量运用的统一,实现"专治"与"共治"的有益组合;推进反腐败工作走向纵深化,逐步实现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工作的有机结合。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从起步到较为全面展开仅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与此同时,作为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也理应得到迅速发展。从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角度出发,探索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上的运用,以期构建适合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的刑事和解制度。     

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中应然与实然的博弈——兼评“两高”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

立法权的过度让与、司法权的就地膨胀,司法解释突破立法权限现象已非个例。基于严厉打击贪腐犯罪的需要和受贿罪传统犯罪构成间的冲突、博弈,近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15条第2款关于"为他人谋利前的数额一并计入受贿罪数额"的规定有突破立法权限之嫌。在理性的立法层面,目前最可行的做法是沿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方式设计贿赂犯罪主观方面的推定,提倡立法权的回归;在当前司法实践层面,应当严格适用司法解释第15条之规定,在坚持罪刑法定的基础上更多地应用出罪机制。     

广西生态环境污染的刑事司法难题及对策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广西生态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犯罪案件不断增加。但是,环境刑事司法面临诸多困境,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刑事司法应从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的立场出发,通过环境司法专门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加大刑事处罚力度、创制生态污染犯罪典型案例等途径,充分发挥司法环保职能,为建设美丽广西保驾护航。     

暗网犯罪与多元治理:挑战与出路

暗网已成为犯罪聚集的隐秘之地。暗网犯罪使国家安全面临新的挑战,包括对国家军事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为恐怖主义犯罪提供新的避风港、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以及对公民人身安全产生巨大威胁等,而传统刑事司法手段打击暗网犯罪面临取证困难、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等问题。治理暗网犯罪仅仅依靠传统刑事司法手段并不能奏效,必须建立专门的暗网犯罪监测部门以及"产—官—学"协同合作机制,加强公私部门信息共享,提高电子取证技术,同时还要积极寻求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为视角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实践中操作起来比较困难的法制机制,如何构建一个效率、公正的衔接机制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在研究和探索的难题。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必须系统地、全面地加以思考和研究制定。只有正确认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从而充分发挥两者调控社会关系的法律功能。     

略论刑法司法解释基本原则

刑法司法解释是我国刑法司法实践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刑法立法和司法的桥梁与纽带.在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如果解释不当则势必破坏刑法的价值,不利于保障人权.本文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出发,阐述了我国有权解释机关应当坚持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和明确具体的刑法司法解释原则,确保我国刑法的正确统一实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所以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最根本的就在于这一先进社会制度具有产生、完善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坚持基本原则与具体实际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生命力;坚持制度的民主本质与民主实现形式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活创造力;坚持"不变"与"变"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推动力;坚持社会差距的客观性与社会公正的必然性的有机统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深刻影响力;坚持主体选择与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包容力。     

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探析——以“骗逃天价过路费案”为切入点

目前,刑法学界对＂骗逃天价过路费案＂的定性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二是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被告人以不作为形式实现了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诈骗罪,应属于不纯正不作为诈骗罪。但我国刑事司法实务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均定罪处刑,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为了消除疑虑,我国刑法立法亟需关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立法化问题。     

论国际洗钱犯罪防治策略的完善

国际社会为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而制定的反洗钱法律文件,因国际反洗钱法律适用主体的有限性以及各国反洗钱法律规范内容上的差异性而收效有限。为有效预防和打击国际洗钱犯罪活动,应尽快推进反洗钱国际刑事立法的统一,加强国际间刑事司法协助,完善金融服务及相关立法。     

对罪刑相当原则的再思考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立法者在刑事领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由此决定了其在刑法中的核心地位。因此 ,对刑法基本原则的理解 ,应该是最大程度地与立法者的立法意图相吻合 ,进而在司法过程中予以贯彻和实现。自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 ,对新刑法第 5条规定的罪刑相当原则 ,刑法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 ,有的甚至针锋相对 ,可说没有统一的观点 ,在此 ,笔者拟在略述罪刑相当思想的演变基础上 ,对此原则陈一管见求教于方家     

毒品犯罪死刑废除若干问题研究

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为一个古老的话题,对其争论由来已久。笔者借本文分析了毒品犯罪死刑废除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分别从立法、司法、量刑制度的层面提出我国式的毒品犯罪的死刑废除,以不断顺应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     

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体系——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分析

青少年涉毒犯罪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有关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实践中,必须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别是要结合近年来颁布的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注重"双向保护",加强对青少年涉毒犯罪的司法防范与控制.     

社会危害性的刑法维度思考

现阶段,刑法学界诸多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多主张将社会危害性逐出刑法领域。其实将这种危害性视为现代刑事法治对立面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危害性对刑事立法的决定作用以及在刑事司法中的功能及运用价值,说明其在现代刑事法治语境中仍不可或缺,仍具有理论魅力。     

论刑法的私法化

随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为传统意义公法的刑法,逐渐出现私法化的倾向。刑法私法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作为新兴事物,刑事和解既有其积极价值,也有其消极价值。为了有效防止刑法被进一步软化,增强刑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从立法、司法等方面予以规定,以协调刑法司法化与刑罚的目的间的关系,解决其与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的冲突,更好地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