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对刑事司法的实体性控制——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论引入

刑法作为出自宪法的子法,刑法规范应该立足于宪政的理念与价值而制定,并在适用中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不可能有其实质的意义与价值.在当前特别注重“宪法生命”与“刑法知识教义学化”的学术潮流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现对刑事司法实体控制的一种不容忽视的教义学路径.合宪性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形成一种相互独立、相互支撑与相互衔接的二元解释体系.在刑事司法中,合宪性解释主要有消除违宪疑虑、控制解释边界和检验解释结论三个层面的价值.     

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

作为一种独立的刑法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要求将宪法规范运用刑法解释当中,使通过解释得出的结论与宪法的规范含义相一致,避免与宪法规范相矛盾。运用这一解释方法,发挥宪法规范(主要是权利规范)对刑法解释活动的限制功能,以保障人权不受刑罚权行使的不当干涉。     

刑法解释激活宪法适用探究

宪法需要被适用,宪法解释是必然的。宪法解释可通过部门法落实,部门法的解释活动是"真实的"宪法司法化过程。刑法解释宪法的媒介是合宪性原则,而罪责刑关系和罪责刑均衡作为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的解释范式是保障,并强调罪责刑的实质正义,而违宪审查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论公民基本义务对于集体法益的证立与界限——以《刑法》第299条为例

除传统的公共利益条款外,公民基本义务也应构成证立刑法学中集体法益的宪法基础。例如,《刑法》第299条"侮辱国家标志罪"保护的国家尊严法益即建基于《宪法》第54条公民"维护祖国的荣誉义务"。受公民基本义务本质属性的影响,国家尊严法益以实现国家自身的存续为依归,相较于个人法益具有"自始的"或者"原初的"独立性。有鉴于此,对于本法益的合宪性控制不应继续沿用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审查框架,而应立足于基本义务"二阶段的具体化模式",在"核心决定"与"技术性、细节性规定"的二分中确立全新的合宪性审查模式。     

新时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价值、基本遵循及路径

新时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是推动宪法实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一环,具有树立宪法权威、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权利、实现当家做主的重要意义.应当从合宪性审查主体、培养合宪性审查意识、完善合宪性审查机构、理清合宪性审查对象和优化合宪性审查程序等五个方面,探寻推进新时代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路径.     

司法过程中的合宪性解释

当法律规范产生多个可能解释时,法官依职权应选择最符合宪法原则、并使该规范得以维持的解释.基于现代社会强调宪法基本价值而出现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司法化在法律解释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其实质乃是传统法律方法论的体系解释向公法领域的延伸.司法过程中正确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需要遵循合宪性推定等原则与规则.合宪性解释方法是目前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条有效路径.     

刑法合宪性解释的基本路径

合宪性是刑法解释正当合理性的前提,不符合宪法权利规范和权力规范等宪法规范的基本内容,违背宪法权力制约、平等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基本精神的刑法解释都有违宪的嫌疑。为实现刑法解释的合宪性,应该以合宪性解释为刑法解释的具体路径,以合宪性推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基本原则,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从形式上保障刑法解释的合宪性,同时也必须借助目的解释从实质上贯彻比例原则,从而真正实现刑法解释从根本上接受宪法规范和价值的制约和指导。     

“宪法实践”的合宪性解释

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基本价值在于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宪法的价值共识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实施,程序化宪法是一项重要举措。合宪性解释是为程序化宪法之一,对目前我国司法实践而言,作为法律层面的合宪性解释的适用,对于司法维护法制秩序统一与和谐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与启示。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宪法约束——以武汉大学拆除工学部第一教学楼为例

在宪法层面,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落入宪法公共财产制度的保护范围,通过宪法实施以及宪法监督来保障其不受侵占和破坏。事业单位处置国有资产时受宪法约束,《宪法》第12条的禁止性规定、宪法目的、国家任务以及权限划分的相关规定均构成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行为的宪法边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形式合宪性要求事业单位的处置行为,尤其是事前的权限划分,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实质合宪性要求事业单位的处置行为要符合比例原则,科学决策。武汉大学拆除工学部第一教学楼属于事业单位处置国有资产的典型案例,对具体事例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宪法对事业单位处置行为的约束。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合宪性

宪法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最高规范,在它之下的所有法律规则都存在合宪性的问题.抽象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与合法性不是同一意义上的问题,二者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区别.在讲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实质上经过了一个由合法性向合宪性的转换过程,这样的转换降低了抽象行政行为在一个宪政国家的规制力度.因此,确立抽象行政行为合宪性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框架是解决目前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结构性缺陷的非常好的出路.     

走“平民仁道”还是“精英霸道”——现代民主法治视野下犯罪构成理论的理性选择

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和德日犯罪三阶层论的学术对垒已成为目前我国刑法学界的主要争鸣态势。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体现了民主法治的精神。德日犯罪成立理论有着复杂深奥、晦涩难懂的品性,广大民众对这一理论难以理解,是一种与现代民主法治相违背的理论。现代民主法治呼唤大众化、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     

宪法发展与刑法理念的更新——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刑法作为宪法的实施法,直接传承着宪法中所蕴涵的基础精神。宪法的价值、精神、理念的嬗变会直接影响到刑法价值、精神及理念的嬗变,这种嬗变可体现为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规范和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范直接推动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的嬗变。     

正当行为与犯罪构成传统关系之维护

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刑法中的正当行为不符合我国的犯罪构成，将其视为犯罪成立的消极条件并不科学。犯罪构成与正当行为不是入罪与出罪的反向关系，二者之间是基本规定与注意规定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体系安排具有合理性，应当加以维护。不应该将其作为对我国传统犯罪构成大动干戈的借口。     

我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体系的重构

审视目前中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构成理论,笔者认识到尊重和保障人权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必要性。为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并将该原则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本文通过审视目前中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构成理论,尝试中国刑法中侵犯公民人身权犯罪体系的重构。     

期待可能性之悖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规范责任论的产物,是大陆法系犯罪成立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结合我国刑法理论分析,由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和我国刑法理论难以找到契合点,同时考虑到其作为一种补偿性的超法规的评价因素,本身便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因素,在当今的危险社会,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已经没有太大的适用必要性.期待可能性所要实现的合理目标,可通过立足我国既有刑法理论,探寻现有刑法规范中的相关人性设计,完善部分立法来得以实现.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当今中国宪政、法治实践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与此同时,宪法就此问题作出了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在宪政法制建设的实践和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征途中面临着一系列急待从宪法、法理上予以澄清和正面解答的理论问题,本文就现阶段我国宪政、法治实践中所面临的若干最直接的现实理论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宪法学、法理学分析和探讨,并对"政治与法治"、"权与法"、"宪政、法治与法制"、"政党、政策与宪法之关系"进行了具体探讨和论述,提出了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摆正和处理好上列诸方面宪政、法理关系的具体理论建议和主张.     

防卫致死不负刑事责任应如何把握——兼论我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的修正与完善

传统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只包含积极的构成要件,并将成立正当防卫与符合犯罪构成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不利于分析、判断具体犯罪的成立与否。其实,正当防卫并不排斥事先做好防范、准备的情形,在防卫行为中亦可并存有伤害的意思。借鉴德日刑法学递进式＂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理论,结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应该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排除犯罪性的行为（违法阻却事由）和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情节并列作为消极要件纳入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     

论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的危害结果——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在刑法分则规定了双重危害结果的故意犯罪构成当中,侵害或威胁随意客体的危害结果可能成为客观的超过要素,该要素具有区别于犯罪故意的主观心理,可以存在于独立或派生的犯罪构成内,在分则条文里有多种表现形式.     

试论我国宪法进入诉讼的必然性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迫切需要将宪法引入诉讼 ,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做到真正依法治国。宪法进入诉讼是宪法法律性的必然结果和司法实践的需要 ,是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前提。我国宪法不进入诉讼无据可查 ,根据宪法自身的特征 ,其也具有进入诉讼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