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之路如何朝前走

从非典时期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到近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松花江水环境污染问题而辞职,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一大批实权官员先后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大规模的官员问责风暴震惊了民众,警醒了官员。然而,当前的官员问责,尚有一些问题     

问责制--深化党政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重要一环

一、问责制的出现与作用 2003年春天,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包括原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在内)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而被罢官去职.2004年春天,又出现了一大批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的安全事故和责任事件中,因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而受到查处与追究.这一来势凶猛的"问责风暴",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严肃查处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果断行为,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开了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先河".难怪群众和媒体惊呼,这是从上而下刮起的一场"问责风暴".     

回首中国政坛问责制

2003年。包括原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全国有近千名官员因防治非典“工作不力”被罢官去职：原海军北海舰队司令、政委也因海军361潜艇失事事故而降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严肃追究失职官员责任的两大果断动作，在政坛引起极大震动!被认为“开了中国官员问责制的先河”。进入2004年。对失职官员的追究力度不断加大。今年4月以来。又有包括省部级干部在内的200多名官员。在重大安全事故和责任事件中“负有责任”受到追究。形成了又一波来势甚猛的“问责风暴”。最近，随着国家审计署一份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的公布。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追究有关部委违规和决策失误责任的呼声再度高涨。     

官员问贾从“风暴”趋制度各级问责办法出台

据新华网报道，2009年，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规定．对7036名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在过去的一年里．从中央到各地问责办法的纷纷出台，到一批批官员被问责下马，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教授看来．这表明，党和国家在廉政建设以及公务员作风建设上，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研究

近年来,因各种失职行为被问责的官员越来越多,也出现一些被问责官员违规复出的现象,如多次复出、复出时间过短、复出理由不透明、复出过程不规范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建立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因此,我们必须从加强官员问责立法、加大监督力度、扩大信息公开、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建立跟踪评价机制、强化责任追究等方面建立并完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     

当官有风险是件好事

短短数日,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到深圳舞王歌厅大火相关责任官员被迅速免职;从河南登封煤矿事故后第二天市长被建议免职,到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等人辞职,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应声而起。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从严治官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我们看到,行政问责正在从重大安全事故延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提前公开

全国人大代表傅企平建议，因公共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复出应提前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他认为，现行的官员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缺乏监督力，会极大削弱政府公信力。     

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问责要素的系统分析

目前学术界对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的研究主要从问责要素分析的角度展开,基于这些研究需要进一步采取系统分析方法,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分析对象,建立"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序—问责结果"五维分析框架。从该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当前党内问责制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问责主体格局比较单一、党组织作为问责对象较为鲜见、问责情形设置不够均衡、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和约束力、被问责官员无序复出削弱问责结果的公信力五个方面。鉴于此,完善党内问责制应当将健全问责主体格局、对失职失责的党组织进行集体问责、设置均衡的问责情形、提高问责程序的可操作性与约束力和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作为五条具体路径。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愿行政问责不再“风暴”

2008年9月，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辞职，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在过去的一些时间里，还有系列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如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深圳龙岗火灾等，被问责的有一大批官员，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新一轮“问责风暴”。     

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官员问责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问责事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2003—2006年四年间《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中所报道的73个官员问责事件和212个问责对象为样本,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官员问责的一般特点,即问责属性主要是行政问责、问责一直保持较强的力度、处理措施总体上保持较严厉的状态,官员问责事件中81%的发起者和99%的启动者是上级党政部门。认为我国官员问责中存在内容单一、原因单一、处理形式起伏较大、问责的时间周期较长等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官员问责制度构建中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敬告读者

“三鹿奶粉”事件、临汾尾矿库溃坝事故、深圳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等，已使一批省部级、地市级和职能部门官员不只担责，而且丢了“乌纱帽”。尽管件件都有《国务院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为据，但这场问责风暴来势之猛，仍然在官员和民众中引起了不亚于汶川地震般的震撼。     

如何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

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应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有机结合。然而，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异体问责才是更客观、对官员更具有威慑力的问责形式，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不良影响的事件上更是如此。笔者认为，为改善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制中的问责主体缺位问题，应实现以人大问责为核心的多元化问责主体。     

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食品安全事件涉事官员再任用的制度逻辑

突发事件涉事去职官员的再任用为研究我国党政干部任用制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以现有文献为基础，基于两个特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发现，突发事件负面绩效、职业生涯累积优势和干部管理体制是被问责去职官员再任用的三大制度条件。同时，再任、再任原级和较快再任原级领导职务的条件依次趋严。结果表明，党的干部路线具有“既要惩前毖后，又要治病救人”的特点。一方面，去职官员再任用受到其突发事件负面绩效的持续约束。另一方面，党并不因一次犯错就对官员彻底弃用，官员的职业生涯累积优势也有助于其再被任用；党还通过干部管理体制，为去职官员再任用留下了不同的制度空间。这一干部路线有助于鼓励改革创新，蕴含着干部激励的制度优势。结果也表明，被问责去职官员再任用和常规官员任用的制度逻辑有所不同。     

期待常态问责的制度效力

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对决策严重失误，工作失职，管理、监督不力，滥用职权，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用人失察、失误及其他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或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的七种情形，将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舆论普遍认为，这是问责走向科学化制度化的一个标志，表达我党整肃吏治、     

论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频频复出,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官员"闪电"复出凸显了我国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的失范,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造成极大破坏.因此,必须尽快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行政问责复出机制,维护行政问责制的严肃性与合法性.     

期许行政问责成常态

2008年9月22日发生了两起人事任免，二则是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的职务；另一则是河北省委免去吴显国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职务。在过去的一些时间里，还有一系列的官员因为重大的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如山西襄汾溃坝事故、河南登封矿难、深圳龙岗火灾等，被问责的有一大批官员，舆论普遍认为，这是新一轮的“问责风暴”。     

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加快行政问责立法的建设

2008年,伴随"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山西"9.8"尾矿溃坝特大事故、深圳龙岗"9.20"特大火灾事故、河南登封"9.21"特大煤矿事故,一批行政官员相继被免职,"问责风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问责官员”复出的博弈焦点

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跛腿”的官员问责制度

<正> 显然,"对上负责"、组织安排的问责制度设计是"跛腿"的,能否真正起到问责的效果值得怀疑。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是中国因环境污染事件被解职的最高级官员。对此问责事件,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蒋承菘认为,"这充分说明中央对环境保护工作和建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