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针”行为是否构成包庇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刑法上的“拍针”行为,是指做身体假证明使犯罪嫌疑人逃避羁押的行为。实质解释论和形式解释论之争是由于对刑法机能侧重不同导致的,对轻罪应采取实质解释立场,对重罪应采取形式解释立场,“拍针”行为的法教义学分析应当采取实质解释,由此本文认为,“拍针”行为可以成立包庇罪。     

反思静态刑法解释观

静态刑法解释观的特点是理念保守、固守文义、过度追求立法原意，由此导致刑法解释方法的不当选择与刑法解释限度的狭隘把握，也使得刑法未能适时回应当下社会的流变，损伤了应有的规范机能。静态刑法解释观存在无法适应从传统到现代之变迁的局限，消解不了网络时代犯罪新样态的视域盲区，在追诉时效、刑民交错、公共卫生、刑法体系反思等细域也渐渐步入绝境，以致刑法面临功能限缩的尴尬处境。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化坚持不应扼杀刑法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过度消极过度稳定实质是过度保守，既不能有效形塑新的行为规则，也矮化了刑法在社会调控架构体系中的本来角色。社会宏观格局的变迁全面波及犯罪的微观样式呈现，以进化论视角而不是静止视角审视犯罪，调整、改变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建构起来的理论叙事话语已无可争辩，动态刑法解释观是最终的逻辑归结与价值选择。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相关问题研究

互联网时代我国刑法客观解释更能适应发展需求,但客观解释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存在解释扩张化的趋势,不断挑战罪刑法定原则。对客观解释的限制应当内外结合,将文义限制和体系限制作为基本前提,注重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的等价性;重申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充分发挥市场、网络技术规范等因素的规制作用,同时刑法解释应与国家网络治理大环境相契合,针对不同情形采取灵活的解释限度,在有效规制网络犯罪、保持刑法谦抑性和对罪刑法定的坚守之间找到平衡。     

《证券法》涉外民事诉讼中关于"域外适用"的规范化解释

2020年初的某咖啡案件引发了国内法律学界对于新《证券法》中关于域外适用规则的强烈争论,然而对于涉外民事诉讼中"域外适用"的具体应用却存在效果说、适格主体说以及救济补充说等蕴含主观价值判断的三种立场,无益于达成司法实践的同一性.多元化价值解释的存在是由于部分概念混淆、法律解释方法混用以及法律解释功利主义倾向等原因.回归...     

辨析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公正——刑法内容中心。从观念上解析,在价值选择上罪刑法定主要倾向于刑法的安全性,公正仅是形式化;刑法解释被认为是一项司法实践活动,其最高价值体现是怎样打破罪刑法定的约束,在达到实体公正。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就产生了两种冲突:在现实中,刑法的安稳性同社会持续发展的冲突,这便阻止不了让刑法解释在一些层面与罪刑法定背离;根据法治规定,怎样才可以用最小的实体公正来取得形式公正被作为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理念的最高峰。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行为方式的学理审视与司法适用

为增强与新《证券法》之间的协调性，《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进行了联动修改。其中，本罪三项新型操纵市场行为的增设是对其行为方式的明确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正前本罪行为方式的规定违背了明确性原则，仍有必要对明确性原则的具体内涵、判断标准与实现路径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澄清。此外，在体认立法上的犯罪化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的语境下，犯罪化的概念应当重新界定。本罪增设三项行为方式虽系刑法修正，但并非立法上的犯罪化。在刑法修正与刑法解释的关系问题上，刑法解释的终点，即为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但是，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不一定是刑法解释的终点。在刑法解释所能辐射的范围内，除非基于价值上的重大考量，否则刑事立法无需加以修正，给予刑法解释足够的空间。本罪中兜底条款的规定为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刑法规制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供给，同时也是本罪适用的难点所在。主流观点关于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存在概念混同、标准混乱、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难以兼顾等诸多缺陷。应重构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提倡兜底条款相对从属性说。     

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解释方法的反思与重构

非法经营罪"罪名取消论"误读了罪刑法定主义明确性与模糊性的关系,未注意到本罪兜底条款设置是否符合国家治理经济犯罪的需要,以及非法经营罪设置本身所做的"去口袋化"的努力。条文修改论有合理性,但仅能望梅止渴,条文解释论较之更有实效。目前,兜底条款解释方法为同类解释。同类解释中的"同一类型说"适用范围狭隘,仅能保证对典型兜底条款的妥当解释。"实质相同说"仅关注具体条文的内部协调,缺乏明确认定犯罪本质的规则,暗含引导司法者作出类推裁判的风险。因此,不能期望仅利用同类解释规则便能实现对非法经营罪的合理解释。应根据解释学原理明确"文义—体系—目的"递进式解释方法体系的实践意义,文义解释中明确"经营行为""市场秩序"的内涵,体系解释中处理好刑法条文内外部协调关系,目的解释中以规范保护目的为标准检校结论。以上各个解释环节都可以独立起到排除犯罪的重要作用。     

客观目的解释与主观目的解释在实践中的适用

法律的主观目的解释与客观目的解释一直是目的解释这一方法之中的两个重要却相互对立的组成部分.本文对二者各自的利弊与二者在实践中的互补之处进行了分析,着重关注了价值追求的冲突与二者各自价值追求的局限之处,并通过对二者在实践中适用时所受限制的对比,针对性地对二者适用时所需遵循的次序与应有限制提出了建议.     

禁止类推解释之质疑——以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为视角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并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不冲突。综合法的滞后性,其有适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适用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并需在程序上予以限制。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推动我国法治进步的一大途径。     

犯罪显著性的文化解释

犯罪显著性概念存在文化解释维度,也只有在文化解释中重新审视犯罪显著性的定义和关键变量,才能发现文献中存在矛盾和巨大争议的原因。对西方刑事司法中的这一概念进行文化解释必须涉及对西方现代化视野下的刑罚观的产生与流变的解读。为什么会产生矫正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刑罚观,以及两种相互对立的刑罚观在西方现代具体犯罪惩罚与社会控制措施中所起到的社会意识形态指引作用,是理解犯罪显著性概念乃至重新构建这一概念的关键路径。也正是基于这种文化论的解释机理,西方意识形态下的犯罪观念与犯罪治理变化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下中国的犯罪治理理论的方法论研究和实践。     

防范打击黑恶势力犯罪的"无价值论"思维模式探究

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是不法领域的一对重要概念,其理论基础和逻辑思维与防范打击黑恶势力犯罪逻辑、需求具有较高契合,通过无价值论思维模式研究分析,可以进一步支撑四要件论对黑恶犯罪复杂犯罪构成的评判.通过引进无价值论思维模式,有针对性地鼓励和引导对防范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涉及的矛盾和问题的研究,补足四要件论在解决黑社会性质组织...     

审判视野下刑法解释的方法选择及适用——从法官立场出发

"徒法不足以自行",刑法只有通过法官的解释适用于具体案件,才能获得生命力,才能实现立法目的。在我国当前法治水平下,法官释法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既不能破坏刑法保障机能,但也不能受制于形式主义,而应当在科学原则的指导下,选择合理的方法,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解释结论既合法又合理。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解释中的体现

1997年我国新刑法第三条将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为我国刑事立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保障人权平等和司法公正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又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漏洞。这种情况下刑法解释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求在刑法解释中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做到刑法的确定性与适应性的真正统一。     

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 ——以最高法指导案例70号为例

法律解释需要通过一定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规范文本的含义进行挖掘.因此,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对法律适用的准确度至关重要.可以说,目的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用.在最高法指导案例70号中,法官正是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通过对立法目的、法益保护和社会危害性的明晰和论证,来认定被告构成犯罪.但是,...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有力保障着法的实现。它要求刑法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法律规制对象的复杂、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的不断变化使法律都有解释的必要性。冲突与矛盾存于二者之间。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属性,刑法解释的目标入手,提出了完善刑法解释的一些建议。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三性”犯罪论体系的初构

“三性”犯罪论的构想,源于笔者对什么样的犯罪构成才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现实需要的理性思考,是以承继“四要件”为基,以借鉴“三阶层”为辅完善犯罪论的体系性构想。在路径选择上,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四个自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层次构建上,以“三特征说”为基调,注重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间的协调对应,以社会危害性要件、刑事违法性要件、应受惩罚性要件为犯罪构成,采顺序排列,递进判断,突出强化“社会危害性”的工具属性和实质要件定位。在内容充盈上,首先完善社会危害性要件内涵,以客体要素和程度要素作为评价要素;其次调整刑事违法性要件归类,以主体要素、主观要素、客观要素为正向结构评价要素;最后厘清应受惩罚性定位,以刑罚要素和阻却要素作为反向结构评价要素,从而形成“三性”犯罪论,以期为理论与实践互洽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浅谈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当前,在世界各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和立法研讨中,对于犯罪未遂行为均给予一定的刑事处罚。但对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却存在诸多争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向来以"主客观统一说"来说明犯罪的理论中的各种问题,但是,对于刑法处罚未遂犯的基本理念,缺乏深入研究。关于未遂犯的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着客观未遂论,主观未遂论,和折衷未遂论三种观点。事实上,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涉及许多刑法根本问题,本文从刑法基本理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探究未遂犯的处罚根据。     

读解释的难题的思考

思考一种事物的作用、功能及如何运用,首先,我们要回归它的本源,他是如何产生的,又在以怎样的方式在演变。提及法律解释,我们不禁要思考什么是法律解释,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就要解决什么是解释、什么事法律的问题。解释,在哲学上,我们认为是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合理地说明事物变化的原因,事物之间的联系,或者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解释在未来会不会包含更深的内涵(我们都知道事物是在变化发展的),会不会变得与现在的涵义完全相反,我们在此不作深入的探究。     

从制度层面对合宪性限定解释

合宪性限定解释这种方法的使用,这不但是对宪法和法律进行解释,还作为一类宪法裁判方式和一项避免违宪判断的方法。本文通过从制度的层面来对合宪性限定解释,相信本文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图书出版合同争议条款的解释方法

图书出版合同是出版社与著作权人达成合意的作品许可使用合同。当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含义产生不同理解时,要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解释,如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和诚信解释,以确定争议条款的真实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