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和有关制度与宪法构建的国家体制、诉讼机制和审判职能不能和谐相融，且显见瑕疵，为此，必须进行开放式民事诉讼立法，其内容要紧扣公正公平原则，以保障公司权利为核心，构建以权利限制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平衡机制。     

军队领导干部权力行使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建立健全军队领导干部权力行使监督制约机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应着力完善以权力制约权力机制、以权利制约权力机制和权力行使问责机制。     

“城市病”、贫富分化与集权制的限度：资源分布格局的政治之维

当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地域差距等“发展综合症”,与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资源、利益和代价分配失衡密切相关。权力主导的资源分配机制、以权力等级为坐标的社会发展格局、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以及权利的不平等加上市场经济的内在局限,加剧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要化解“发展综合症”带来的困顿,必须构建横向的权力制约机制,推动参与型地方政府的建设,培育和完善公民社会。     

农村土地流转：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关系的研究

现阶段农村土地流转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行使的规范性问题。农村土地流转中政府权力行使,主要表现为抽象行为、具体行为、服务指导行为三种类型。在现实中政府权力行使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权利,这也就侵害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要合理调整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政府权力与农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和健全土地流转风险保障机制、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农民就业培训机制、构建农村土地流转中介组织。     

高校物资与设备采购预防腐败共律机制研究

自律与他律是高校物资与设备采购中预防腐败的主要形式。道德的自律与社会道德水平相连,诸多方面不尽人意。法律与制度以粗线条规范为原则,而且是静态制约,能动性不足。从人的内心和行为两方面补充自律与他律,以利益为中心,围绕权力与权利,运用权力制约、权利契约、流程再造构建起预防腐败共律机制。     

论法治化与权利精神

法治化是中国必由之路,法律思想基础由权力文化嬗变为权利文化是历史的必然,权利应当成为法的本位.权利精神是法治的灵魂,法治化需要权利精神的推动和牵引,要求逐步完善权力机制和权利机制,"以权利制约权力".法治社会既以社会为本位,又以人为本位.如何走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道路,需要把握历史和现实的中国法治状况.在推行法治化的初级阶段,重点在于加强对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将权利精神发扬光大.     

构建和谐社会对公安执法工作的新要求

和谐社会的法理内涵,是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和谐。公安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在执法观念、执法行为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尚存在着与和谐社会目标相背离之处。因此,公安机关应当树立法治意识、宪政意识和人权意识;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对公安执法工作的新要求。     

新视角·新体系·新观点——菅从进《权利制约权力论》一书评介

菅从进《权利制约权力论》一书立足于唯物史观,分析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历史和社会根据,深入论证了权利制约权力是民主宪政秩序的基本向度的命题;提出了权利的三大基本权能概念,系统分析了国家公权主体与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相对应的基本义务和法律责任问题,论证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内在机制;将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定位为权利制约权力的辅助机制,并立足于一种历史的大视野考察其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根据,揭示了分权制衡机制与自主平等的社会群体有效控制公共权力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权利基本权能的充分确认和充分具备的实证角度,论证了相应分权制衡机制的重要性。     

以公民权利节制公共权力

以公民权利节制公共权力是权力制约的重要机制。权利和权力经历着从古代到现代的流变,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在链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现代观念中暗含着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两种不同解释向度,但都主张,权利是权力的基础与源泉,权力是权利的派生和卫护。据此,也就相应地形成法治制约权力和社会制约权力不同的具体理路。     

防范刑讯逼供的制度和机制探析

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其对法治的进程和民众的信任是逐步渗透腐蚀的.防范刑讯逼供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全面防范,而不能单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本文从刑讯逼供的危害性入手,分析其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系统性的防范措施,即本文的重点,以权利保障、程序防范、权力制约、内外部监督四大方面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告知权利、默示沉默权、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等微观方面具体的制度构建,以及公检法权力制约平衡机制、社会和内部监督制约等宏观方面具体的机制构建和完善.     

民事公诉制度之理论依据

民事公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于特定范围内的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利益及有关公民重要民事权利的民事案件,在无人诉或当事人不敢诉、不能诉、殆于诉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者民事责任的诉讼制度。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行为,由检察机关提起或参与诉讼,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是检察机关行使其监督权的有力方式。     

入世与公民权利保障──兼论警检模式的重构

入世对我国公民的人权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行的警检模式不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不利于司法公正。因此必须对警察权、检察权重新定位,改革现行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树立人权至上的观念,建立以当事人为主体、审判为中心、侦诉二元化的模式。     

论对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追缴

在我国现行的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程序的不公开,对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和程序救济权的剥夺,使得我国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缺失了基本的诉讼特征,而更具有行政性治罪活动的性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主张在基本的诉讼格局中,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这种民事追缴程序的诉讼流程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设立民事案件超期审理异议制度的几点思考

民事案件超期审理产生的负效应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影响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落实,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本文就此论证了在我国建立民事案件超期审理异议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试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的既判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对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均存在一定模糊性。应从挽回损失、补偿受害人的角度实行民刑分立,同时启动程序分别进行审判,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由证明标准析附带民诉制度

附带民诉以刑诉为制度设计出发点,其首要目标在于完成查明、制控与惩罚犯罪的刑事政策目的,保护被害人私权只是其第二位的目标。由于民、刑诉在证明标准上的差异,理论上存在只顾及刑诉,而不保障其附带之民诉的正义实现这一情形,此时对附带之民诉的裁判更难实现诉讼正义。应在立法上摈弃客观真实,采纳民、刑诉二元化的证明标准,同时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才能保障附带之民诉部分的正义。     

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诉讼及法律问题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仅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在法学理论上会产生冲突,在司法实践中已造成混乱。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把公安交通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作为具体行政行为来对待;检察院对此类案件在规定的时间里没有公诉的,即转为自诉,走自诉程序;建立被害人的国家赔偿制度,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平衡的法理分析

面临突发公共事件,动用行政紧急权力,其中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的权力,甚至暂停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行为,似乎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法治要求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基本权利。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建构

民事执行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环节,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规范其范围与方式,完善程序设计,建立检法协同工作保障机制,使其发挥应有效用。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文章在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比较,得出我国现行的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来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