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简介

中国学,旧称汉学或东方学,国外研究中国的统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中国学,主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经济、政治、文学、语言、艺术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中国学,主要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字.十六七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各国传教士蜂拥来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第一代汉学家.早期的汉学著作,都由他们完成.1581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著有《天学实义》、《西字奇迹》、《关于耶稣会进入中国》,还与徐光启等合作译述了《几何原本》、《万国舆图》等,被称为"西方汉学的先驱".金尼阁(1577-1628)继承了利玛窦开创的事     

利玛窦与在华耶稣会汉外词典学传统

本文利用世界上第一部《葡汉辞典》及海内外藏佚名汉葡词典等珍贵手稿文献,探讨了利玛窦的另一部汉葡词典以及耶稣会汉外词典学传统.     

利玛窦对于晚明“三教合一”思潮的批判——兼与方以智的观点进行对比

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交流较为重要的事件,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天主实义》为主要文本探讨利玛窦对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看法可知,利玛窦系统批判了“三教合一”思潮,并对其观点持否定态度,与方以智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研究利玛窦对于“三教合一”思潮的系统批判,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为东西方的文明对话提供一些启示.     

从《利玛传》到《畴人传》——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利玛窦传记探略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天主教传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明清以来,为其作传者不少.其传记首创之作是刘承范《利玛传》,它为利玛窦离开肇庆迁居韶阳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张维枢与艾儒略的利氏传记,从中国士大夫与来华传教士的两个不同角度,对利玛窦的生平进行了阐述；韩霖、张赓之作,则展现了中国普通文人与信徒对利玛窦的认识；《明史·意大里亚传》提供了清政府的官方看法；阮元《畴人传》主要介绍了利玛窦在天文学与几何学方面所传播的新知识及其贡献.     

《利玛窦中国札记》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中的一员.虽然他来华的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型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中国文化从物质、制度到价值、心理层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我们今日的文化建设与交流不无启发意义.     

《葡华辞典》中的散页文献研究

现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葡华辞典》是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史上最早、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本文首次全面公布了《葡华辞典》的档案散页,并依据这些散页确定《葡华辞典》的作者主要应是罗明坚,而不是利玛窦,并对学界所讨论的《葡华辞典》和《汉葡辞典》的关系做了探讨.     

再论Matteo Ricci之汉名"利玛窦"及尊名"西泰"

耶稣会传教士Matteo Ricci(1552-1610)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应本土文化,替自己起了汉名"利玛窦"和尊名"西泰".但"利玛窦"这一中文名出现的时间、来源和意义,以及尊名"西泰"到底是字还是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利学资料》中的一些细节、方济会士利安定神父的一封信以及意大利语语音规则,并通过查阅三类中西文史料:明朝宫廷记录、利玛窦友人为其汉文作品所作的序言以及利氏本人的记载,证明"利玛窦"这一汉名取自1585年之前,是由其原名"Matteo Ricci"根据意大利语发音音译而来,并参照中国姓名文化而最终确定的.其中,"利"为姓,"玛窦"为名.其尊名"西泰"为号,取自1585年8月到11月间.     

利玛窦在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伦理观分析

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以及所做的贡献,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关于利玛窦在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伦理观的研究,学界所论不多。利玛窦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其生活状况、经济活动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秉持"量入为出""谨慎地消费每一个铜板"的原则,探索出适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支出原则。他"受俸不做官",开传教士供职朝廷之先河,体现了"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传教理念。     

高职院校军事课程建设特色研究——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军事课课程建设为例

高职院校必须认真贯彻《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精神,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扎实做好军事课课程建设,优化课程结构,丰富课程内容,积极构筑课程建设平台.文章以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对学院军事课程建设特色进行研究,以期对高职院校军事课程建设提供借鉴.     

试论《中华帝国全志》在传播中国地理方面的意义

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首刊于巴黎。作为17、18世纪西方人看中国的阶段性集大成之作，《中华帝国全志》在传播中国地理方面，在继承前辈传教士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步。这些进步既源自传统领域（地图、诸省）新素材的积累、新研究的深入，也源自新领域（周边民族）的拓展，书中的不少内容正昭示着西方早期汉学发展的某些趋向。     

清朝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及其儒学译述研究

“四书”域外传播史是“中学西传”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结合“礼仪之争”这一时代背景，可对比利时来华耶稣会士卫方济的儒学译介成果进行梳理，重点关注他于1711年在布拉格出版的儒学典籍译著《中华帝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 ）。进而以该书《中庸》译文为例，比较卫氏译文与其他拉丁文译本之间的异同。一方面勾勒出16-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学典籍翻译与阐释的基本路径；另一方面着重探讨卫氏译文的独特之处及个中缘由。     

解读利玛窦“由僧到儒”的身份转换

在中国近30年时间里，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为了掩盖传教之目的，竟然一直不敢以“神父”身份自称，而是前十几年以“僧人”自称，后十几年以“儒者”自居。无疑，对于一个公众人物而言，这种身份上的转换不仅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与魄力，而且还存在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陷入更为难堪的风险境地。然利玛窦为何在异地竟敢“由僧到儒”进行身份上的转换？其实，对于此举，不仅利玛窦，乃至整个东方耶稣会都是经过缜密思考与反复衡量才决定的。因为，对利玛窦而言，无论是“僧人”，还是“儒者”，都不过是他掩盖自身真实身份的权设而已，并无特大之差别。但两者相较而言，僧人身份不仅没能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反而带来重重困难与障碍，而儒者身份则既可弥补僧者身份上所导致的一些缺陷，而且还可推动上层传教路线的实施，以及化解传教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与挫折。     

《中国哲学家孔子》成书过程刍议

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用拉丁语西译《大学》、《中庸》、《论语》"三书",并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题在欧洲出版,使得儒家思想对当时欧洲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尝试借助中外文历史材料的爬梳,重现该书曲折的成书过程。     

金尼阁的语言学思想和礼仪之争

1610年后，在华耶稣会会长龙华民在耶稣会内部掀起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 Deus 的中文翻译。拉丁文 Deus 有两种译法：意译和音译。龙华民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支持音译，而金尼阁则支持意译。本文通过对金尼阁的《1610年中国年报》、《1616年给耶稣会总长的报告书》和《西儒耳目资》三份历史文献的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金尼阁与“礼仪之争”的关系，特别是他对于 Deus 之翻译问题的看法，以及原因。本文并不赞同将“礼仪之争”简单地归之于欧洲传教士如何理解和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它更是欧洲传教士如何对待欧洲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关系的问题。     

杨守森:潜心做学问,用心带学生

<正>人物名片杨守森,山东高密县人。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山东省强化建设重点学科文艺学博士点带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山东省《青年思想家》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学基本原理、文艺心理学。主要作品有《艺术想象论》、《20世纪中国文学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     

论利玛窦上层路线传教法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他的走上层路线的传教方法取得了巨大地成功。对利玛窦的这一传教方法进行研究,以此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李贽与西学

李贽晚年阐说《诗》义、发挥《学》《庸》、精研《易》理,似可看作是对利玛窦以基督教义来“合儒、补儒、超儒”的回应;他以华夏民族为天神之子,是对罗明坚宣扬的“圣灵降孕而生耶稣说”的回应,亦似可看作力图使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初尝试;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之义来批评各种求媚于鬼神的迷信活动和假道学的大言诓人,畅论不可谓祭天为祭理,亦不可谓祭气,是对利玛窦学说的发挥;其《明灯道古录》着力表彰与基督教哲学最近似的墨子学说,似乎也有寻求与西学的会通、使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意味;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九正易因》,从“万物统以乾元”推出“人人各正一乾之元”,因而“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更展示了一种以哲学代宗教的新思路。     

张燕新著问世

民进会员、江苏东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燕所著的《现代传媒设计教程》和《艺术人生》近期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两本新著是张燕多年艺术探索和教学经验的结晶。《现代传媒设计》一书涉及许多新知识、新信息,不仅可作高等院校传播     

向西方介绍西藏真相的罗布莱斯

我在巴黎旅居数年,与法国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罗布莱斯过从甚密,曾将他的名剧《蒙塞拉》译成中文,由陈颙同志执导,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此后,他的长篇小说《这就叫做黎明》、《艰难岁月》、《威尼斯的冬天》和五部中篇小说,以及另一剧本《绮窗恋》陆续译成中文,这位法国老作家遂应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三次访华。     

从安文思与汤若望之间的恩怨论说明宫廷耶稣会士

安文思与汤若望两位耶稣会士历经明清鼎革,但是因为二人经历不同,在清朝所受待遇迥异.二人也因此结怨,并延及耶稣会内部,引发争论.随着相关文献的公开,更多二人之间恩怨细节被披露.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政治变局中多方押宝,而耶稣会为了传教事业,在明清动荡的政局中传教策略也常常自相矛盾,从而引发耶稣会内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