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自我认同与“他者”的关系——理论与渊源

20世纪末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所谓"认同"的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认为,国家的自我认同就是国家的自我意识,是国家对于如何"安身(在社会中的定位)立命(存在的意义)"的反思."他者"是一种对立性的存在.在国家认同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往往都倾向于将"自我"与"他者"间的斗争视为达到自我认同的途径.这并不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独创,因为西方思想的两大源头古希腊思想和希伯来思想,在对自然和社会的看法中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且在西方近代思想中也得到了反映.中国传统思想中关于个体自我认同的看法与西方有所不同,在此基础上可以尝试构造中国自己的国家认同理论.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

中国引进介绍和借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有中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视野,只有两个方面的结合,才能做好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和中国外交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历史的研究方面,有必要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思想与实践;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有必要挖掘中国思想家们这一方面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许多问题也有必要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的视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     

论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思想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对外讲话中体现了他外交战略思想的传统文化意蕴。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吸收了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和合"思想、义利观,致力于构建和谐的国际关系。习近平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传统文化包含了许多人类共同的生存之道,它是中国立足于世界的重要软实力,同时也是实现与其他国家交流的重要纽带。习近平对外交流体现出了他独特的整体性、与时俱进、包容性的传统文化思维。对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进行传统文化的解读,有利于深入认识新形势下中国外交新理念、新特点。     

透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

与政治、经济、军事相比,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得更为隐性。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软力量纽带,对国家外交决策和外交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既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又是引发国际冲突的根源之一。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发掘其特有的潜能,使其更好地为国家整体利益服务。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

在国际关系学科正式成立百年之际,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兴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批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主导,提倡范式多元,主张挖掘不同历史文化资源以构建更加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说明,文化是社会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资源。作为共有背景知识的文化,既在宏观层面建构了具有相似行为方式的实践共同体,也塑造了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共同体成员近似的思维方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有着自文化的印记与自文化和他文化的互动交融。本文使用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和关系理论三个案例,说明"无外"、"道义"、"关系性"这些中华文化理念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性作用,也试图在一般意义上阐释文化对于社会理论构建的沁润效应。使用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学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浅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对外政策分析

对外政策研究,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决策分析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兴趣,并成为政府机构确定其对外战略和预测别国政府行为的重要依据。西方学者认为对外政策是国家用来处理它同边界以外的世界,特别是同其它国家的关系的原则和实践;也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手段,是国家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时对待它国的行动进程。它涉及政府机关的决策行为及该国对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反映,也涉及决策者与国内政治的相互作用。对外政策是     

“现代中国”观念的再建构(上)——“现代中国”的兴起及其与“传统中国”的连续性问题

基于学者们关于"现代中国的兴起"的研究,论述"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思想与政治的连续性问题,应扣住新旧世界观的交替与思想连续性的创制、新旧政制的交替与国家连续性的创制两个重点,进而明确"现代中国"的特殊性要义根本就在于其与"传统中国"的连续性。显然这不是仅用来自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就能够准确阐释的。     

中国传统诉讼观念探析——从比较法律文化的角度思考

法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要求,中国的法治建设,已成为国人关注的政治法律问题。所谓诉讼观念,是指人们关于诉讼制度和诉讼现象的认识、定位和价值判断,以及当发生诉讼时运用诉讼来解决纠纷的期望值。诉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受到政治、文化、法律、传统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与西方的"法理文化"迥异的是受中国的"礼治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的厌讼和惧讼的产生自有其深刻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无讼"成为传统诉讼观念的价值取向。     

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

本文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创新的视角下讨论东亚秩序研究的发展及其价值。区域概念及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驱动力显示,东亚秩序研究在中国的逐渐兴起既是国际关系学界寻找理论创新点的需要,也是在中国崛起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产物。进而,本文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学界在东亚秩序领域的研究脉络和进展。选取的视角包括四个议题:思想和历史维度的跨学科关怀、来自古代东亚秩序的反思及一般启示、对于东亚体系和东亚秩序性质的讨论,以及传统"区域主义"视角在东亚合作中的适用及其局限。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体现出中国学者逐渐从忠实追随到开始认真反思以欧洲为模本的地区秩序研究范式,尝试走出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些思维定式的趋势。对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联盟制衡等经典西方国际关系假说的批判性思考,引导出地区秩序研究在中国和东亚国际关系土壤中可能萌发的理论生长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已然意识到其对于学科的创新价值。在此环境下,立足自身的历史和困惑揭示中国与东亚及世界的关系,是中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实现平等对话的基础和优势所在。     

国与族:文明认同、身份认知与中新关系

在分析国与国之间合作或冲突的成因时,种族这一因素越来越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学界已有的研究几乎都支持种族亲缘性导向和促进国际合作。中新关系的实践则打破了这一刻板逻辑,并支持另一种思路:在一些情况下,同文同种恰恰会给两国带来敌意而不是通常所想当然的合作。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这一中新关系案例也给如何理解和预测中国目前和将来的对外行为,及其对重塑世界秩序的影响提出了思考点。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是"文明"。族的文明认同在中新关系中所扮演的突出角色,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思考国际关系的局限性。随着中华文明这一最大文明体的复兴以及中国在影响和定义世界秩序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文明思维来补充民族主义思维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要求,文明作为跨国文化场域应成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鉴于此,有关中新关系的研究显示出对重塑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的重要潜在意义。     

浅论中国传统施与报观念的文化意义及社会影响

“施”和“报”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对有意义的价值观念,在传统乃至现代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简称为中国传统的“施报观念”。 “施” 和“报” 的观念所反映的思想和行为并非为中国人所独有,人类的社会本质相同,面对的生存条件和要解决的生活问题相同,世界各民族文化中都有类似的思想和行为。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说是为中国人所特有的,这就是作为中国传统施报观念主要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外援是一种跨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性质决定了外援是一种跨国的国家干预行为，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将援助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态延伸至境外的重要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利用援助的杠杆作用，为援助附加各种条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内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中国的援助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及前苏联援助不同的一些特色，不为援助附加任何条件即为其中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的援助实践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及新型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国家间关系。     

中国话语权意涵: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

近年来在中国国际关系的文献中,关于"话语权"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透过两个时期的文献研究(2004-2005年的话语权初始期与2007-2008年的话语权兴盛期)可以归纳出四种由于中国自身需求所产生的话语权认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主独立、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国家形象。四种认知反映了中国自身对于其改革开放之后融入国际社会、崛起于国际体系之中的一种主观认识论途径。相对而言,西方世界也有相对应的四种中国认识论途径: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社会建构论、软实力主张,四者建构出一种西方了解世界他者的"客观"认识论途径。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思维,除了反映出文化与历史经验的歧异之外,更多表现于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崛起的知识论途径差异,而这种差异限制了不同行为者在外交实践上的不同思考方向、决策途径,而容易导致擦枪走火之冲突。中国要克服因此差异而可能引起的冲突或伤害,不是选择完全的内化"拿来主义"来缩短差距,或是一味地利用所谓的"软实力"来试图改变他者的误解,而是应该进行话语联盟与理论重构,迫使以美国为首的"普世主义"观点承认相对的绝对性与历史文化的差异性。     

中非关系是平等性、双赢性及互利性的新型国际关系——兼驳西方国家“中国非洲剥削论”

中非关系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长足进步。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中非关系具有平等性、双赢性及互利性,这是由中非政治经济关系所影响决定的。当前,部分西方国家质疑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意图,攻击中国的对非政策,＂中国非洲剥削论＂甚嚣尘上。其原因是由于部分西方国家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从＂冷战＂视角看待世界。中国与非洲友谊深厚,任何离间中非友谊、阴谋破坏中国与非洲合作的行为,注定要失败,中非关系会变得更美好。     

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的三重困境

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通过重新挖掘传统,可以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便建立起融入了中国经验的国际理论体系。从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的现状来看,尚存在着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不同语境所导致的研究困境。这些研究困境主要表现在双方在问题意识、逻辑结构、概念内涵、思想分析方法等层面应该如何对接。目前学界以今溯古、以西套中的诠释方式,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思想某种程度的误读,如将今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国家间＂关系等同于先秦以西周为代表的贵族血缘氏族集团之下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将＂天下＂理解为＂国际＂,将当今的民族国家等同于西周分封制下的＂国家＂。因而如何发掘传统资源以为今日所用,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和谐世界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探析

和谐世界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中“以和为贵、和实生物”的和谐价值、“和而不同”的和谐本质、“和而不流、和必中节”的和谐原则以及“忠恕之道”的致和方法等思想都是和谐世界思想的重要传统文化根源。探析和谐世界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不仅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而且对于丰富、完善和实践和谐世界思想也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     

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基于一种政治文化的比较与输出

协商民主在中国有着丰富的实践,已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中西方都有协商民主,在政治文化视角下,中西方协商民主有着诸多不同。相比于西方的协商民主,中国协商民主有着制度性、广泛性和系统性的优势。中西方协商民主及其政治文化虽然存在很大差异,但协商民主作为全球共同的可供选择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协商民主的优势应通过政治文化的身份对外输出,为全球的国家治理提供一种实践路径,在政治文化领域作出中国的贡献,彰显大国责任。     

论国际关系教育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之间的相敬相亲是国际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文章提出全球化时代各国国民的国际关系教育问题,认为国际关系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各国人民正确地对待外部国家及其人民,在差异中形成人文相亲的交流格局,帮助各国人民在国际交往的基本问题上形成比较接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文章探讨了影视新闻、学术研究、人文社科教材、日常交往等在各国国民国际关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梳理和评论了四种国际关系教育模式,即相互妖魔化的国际关系教育、"普世价值"国际关系教育、新殖民主义国际关系教育和人文相亲的国际关系教育。文章对中国国际关系教育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做了扼要的阐述和概括,指出了国际关系教育对于深化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学术议程的意义。     

论社交媒体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对外传播

文化软实力的跨国传播已成为全球文化生态的表征,而跨文化传播研究不能忽略文化交往与变迁过程中媒体的角色与功能。社交媒体作为新媒体翘楚,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播中越来越成为一种极具张力的权力平台和监约、推动力量。它的广泛运用改变了文化传播范式和传播环境,为跨国界和跨文化传播提供可能。我国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面临着传播观念滞后、传播能力不强,西方社会"信息霸权主义"威胁等诸多因素,成为制约我国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的软肋。中国要从完善传播理念和机制、创新传播方式、设定议程和框架、构建话语体系、抵制网络文化霸权等层面,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对外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