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务员行政伦理

构建公务人员的行政伦理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必须从人际关系、资源配置、社会认同等方面来表达。应在借鉴西方行政伦理原则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行政伦理中适合中国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体系的合理因素,由此而构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行政伦理。公平正义是公务员精神的价值取向,公共利益是公务员精神的目标追求,依法行政是公务员精神的实现模式。     

西方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与研究视界

西方行政伦理研究的兴起,一是缘于政府官员的不道德行为一再对行政管理提出的严重挑战,行政伦理成为除法律手段之外抑制腐败的重要手段;二是西方行政学发展的逻辑必然。通过近几十年的研究,西方行政伦理大致形成了四个研究视界:一是从公共利益视角把行政伦理看作公共道德的一部分;二是从决策及其过程视角把行政伦理看作政治道德的组成部分,是行政过程和行政决策中的道德,是公共政策的道德;三是从价值理性视角把行政伦理看作是行政活动和行政过程中的价值追求和实现;四是从方法论视角把行政伦理看作是一种抑制官僚腐败,重振公民对政府信任和重建公共行政伦理秩序的方法。     

有关行政伦理责任理念的几个问题

中国的行政管理需要发展行政伦理责任的理念。这不仅是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也是正在变动的社会以及行政管理过程的需要。目前需要发展这样一些行政伦理责任理念:存在于中西方思想中共有的理念——正义、平等、参与与自治;为西方思想家所特别强调的理念——民主、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批判性思维;为中国思想家所突出强调的理念——稳定与和谐。要在中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实现这些行政伦理责任理念,这不仅需要在法律体系中的渗透,而且需要来自于行政管理内部对于雇员行政伦理责任的监督、以及对行政管理者和公民实施行政伦理责任的教育。     

服务型政府中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构建——基于“利他主义”理论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必须加强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我国所倡导的服务型政府就是以实现“利他主义”为基础的,以为民服务、为民谋利为目标的政府及执政原则。在这过程中,不仅要加强法制建设,更要加强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建设。由于行政人员伦理价值的主观性因素较强,所以时刻面临着伦理价值扭曲的风险,由此出现了诸多伦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官本位思想下忠诚度缺失、责任伦理价值萎缩,公正理念扭曲、行政人格偏离正轨,趋于病态方面。因此,本文旨在站在服务型政府的角度,为实现具有“利他主义”人格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构建一条有效的路径选择,解决行政人员的伦理困境,再造行政人员的伦理向度。     

浅论行政伦理责任的理念与实施

我国的行政管理缺乏行政伦理责任的理念。目前需要发展这样一些行政伦理责任理念:中西方思想共有的理念———正义、平等、参与、自治;为西方思想家所特别强调的理念———民主、主体性、主体间性、批判性思维;为我国思想家所突出强调的理念———稳定与和谐。要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中实施这些行政伦理责任理念,不仅需要在法律体系中的渗透,而且需要来自行政管理内部对于雇员行政伦理责任的监督以及对行政管理者和公民实施行政伦理责任的教育。     

论当代中国行政价值观规范体系的构建——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

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内涵在于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与价值,倡导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在理论上诉求于公共性话语中公共理性的建立。基于此,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行政制度伦理、行政伦理环境等方面来建构当代中国的行政价值观的规范体系。     

公共行政伦理历史演变与现实走向

百年公共行政发展史中历经多次的范式转换,其实质是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变迁。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重视技术与理性的价值中立主义致使行政伦理的价值萎缩;新公共行政范式下重视社会公平正义的主张推动了行政伦理的价值复苏;新公共管理范式下严重的"管理主义"取向导致行政伦理的价值偏执;新公共服务范式下"责任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行政伦理的价值匡正。然而总体说来,每种行政价值范式都有所偏废,至今未能建立起包含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兼顾、公平与效率相平衡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这一体系成为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的首要目标。     

浅析现代行政制度的伦理缺失——由山西黑砖窑事件引发的思考

行政制度为行政目标服务,追求的是行政价值的充分体现,制度的伦理性体现在解决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很难想象,一个缺乏伦理关怀的制度,在以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社会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发生在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可以说是现代行政制度伦理缺失的缩影,本文将从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转变基层组织职能等方面,试图提出完善现代行政制度伦理性的途径。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浅析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伦理的一部分,在实施中依旧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标准模糊、问责程序混乱、问责结果单一、问责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应该从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建立行政伦理监管机构、优化官员的道德约束机制、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我国现代行政伦理的构建及实现

行政伦理在现代政府管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分析了我国现代行政伦理构成要素以及价值规范,提出了我国现代行政伦理的实现途径。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进中的公民参与观检视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存在共识,但在是否将参与纳入微观的行政管理过程,公民以什么角色多大程度上参与行政活动、公民采取何种途径影响政策过程以及公民参与民主价值的关联程度等方面存在分歧。探讨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进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观点,将有助于我们在推进公民在政策过程中对这些观点的批判性借鉴。     

卓越管理的“黄金法则”——试论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也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职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以权、责、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行政伦理在“以德治国”中具有关键性价值。行政伦理失范的问题目前较为普遍。主要原因之一是行政运作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从自律性特点分析,需要加强行政伦理的养成机制建设,就是要加强行政伦理的教育与修养;从他律性特点分析,需要加强行政伦理的监督机制建设,不但要完善现有的法律,加大执法力度,而且要加快对行政伦理立法。     

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回顾与展望

建国以来,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建立与行政法规相配套的行政伦理法律制度,通过四个阶段在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上位层次法律方面,宪法规定不够;中间层次法律规范方面,法律化明显不足;下位层次法律规范方面,配套法律缺乏等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道德立法未能取得广泛共识,对公务员的伦理定位失真,公务员制度尚未成熟,执政权、行政权的强悍等方面。为了加快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促进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和谐化、制度化发展,从转变观念,强调必要性;制定法典,确立最高保障;完善配套,建立法律体系;理顺关系,寻求多方支持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伦理法制化的建议。     

略论西方国家行政官员的德性

在西方国家,19世纪8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行政伦理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使西方学者对行政伦理问题的研究达到新的阶段。行政官员德性是众多学者在研究行政伦理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他们认为行政官员是否拥有平等、正义、勇气和良心等德性,对于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政刑法的伦理性探析

行政刑法备受法学界的争议,将其归入广义的刑法之中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而刑法与道德伦理作为社会调整的两种不同手段,均具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刑法是基于文化而发展的,伦理则是刑法的道义底线,行政刑法与伦理性二者是相互对立统一的,虽然总体上认为行政刑法只有较弱的伦理性,但并不能因为其作用微弱而否定行政刑法的伦理性。     

中西复仇行为与法律调整之比较

霍姆斯认为,法律起源于复仇。复仇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现象,在中西方的表现各异。由于道德观、伦理观、法律观的不同,中西方对复仇行为的法律调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勤政为民: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

行政伦理规范可以从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维度上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原则,一个是具体规范.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在行政伦理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它是公职人员在公共行政活动中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根本要求.依据行政伦理调节的对象、所反映的基本关系和利益要求以及行政伦理所调节的利益关系的优先性,确立"勤政为民"为行政伦理的基本原则."勤政为民"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集体主义-的根本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目标."勤政"的价值取向是"为民",是实现"为民"的根本手段和途径;"为民"是"勤政"的价值追求与终极目标.     

中西“和谐”观比较

本文将从中西方和谐观的产生、内容、原则等方面对其进行对比,通过探寻中西方文化之差异,从而吸取西方和谐观的独到之处,来丰富中国和谐观的内容。     

行政伦理对于行政效率的具体影响

行政伦理建设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和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都对行政效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了使行政伦理建设不与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宗旨相冲突，就必须将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对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具体规定中突出有利于行政效率提高的伦理因素或伦理机制。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打造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同时,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完善行政人员道德人格,以求重塑行政伦理的价值规范,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