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是怎样出台的

这里说的"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举"三面红旗"的时代已过去50多年了。回头看,它都是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     

"三面红旗"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曾被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认真总结和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在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共党史上的80个口号和术语(下)

35．“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1952年底，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纲时写道：“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从此，“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总路线万岁!”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直到“大跃进”运动结束为止。……     

老房子里的共产主义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有很多人经历过共产主义，本人就是其中之一。那是在“大跃进”的时候，我16岁左右，村里人情绪疯狂，整天吵吵嚷嚷地说着实现共产主义的事儿。怎么实现呢？先是建立人民公社，我们村子由原来的“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哈拉乡利发村”，改为“齐齐哈尔市红宝石公社利发生产大队”。     

联合国高级信息官员谈中国信息化建设的五个“关节点”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高级 顾问周宏仁博士最近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国内形势也很喜人，一是中央高度重视，二是地方行动积极。在信息化高潮到来之际，我们更需保持清醒，既不能行动迟缓、错失良机，又要避免一哄而起、盲目冒进。 作为联合国的高级信息官员，周宏仁主要负责全球信息化的推进工作。他指出，中国信息化建设必须把握好五个影响全局的“关节点”。强化宏观调控确保决策科学 信息化是“昂贵的事业”，投资少则几百亿，多则数千亿；信息化涉及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事关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信息技术日新…     

为什么只有“八大”开了第二次会议?

在我党成立以来召开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只有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了第二次会议,就是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人们熟知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在这次会上正式通过的.这次会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那么,是不是因为要通过总路线、要发动“大跃进”,就召集“八大”的第二次会议呢,当然与此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八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代表大会作了一项常任制的新规定,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每年开会一次.按这一规定,“八大”就开了“第二次会议”.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1956年开始进行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当时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主要表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要地位；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急于求成，以致于20年间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失误。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在反思中，…     

李先念反冒进

1956年,有一些干部头脑发热,在经济建设中产生了盲目冒进的倾向。身为财政部长的李先念觉得,这种经济上的盲目冒进,不是好现象,国家财政是负担不起的。李先念认为:搞建设,也和打仗一样,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他十分清楚,此时公开提出"勒马缓     

论总结"大跃进"的方法论

能否科学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关键在于是否有科学的方法。文章对目前存在的“用价值判断分析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用事实判断分析大跃进造成的后果”这种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总结“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时,既要分析毛泽东在设定“大跃进”目标时留下的教训,又要分析毛泽东为实现“大跃进”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在所采取的手段、途径方面留下的教训,更要历史地分析“大跃进”的失误哪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是不可避免的。     

解放思想要破除三种教条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我们现在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各种迷信．要继续破除旧体制留下来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脱离实际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片面理解，甚至是曲解地“马教条”；也要破除形形色色的“西教条”，尤其是盲目奉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的情况；     

“大跃进”运动的决策问题研究

"大跃进"运动的决策问题,是指从"大跃进"运动的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的过程。1957年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和对1956年冒进的批评引出了"社会问题",进入党和政府议程,最后成为政策问题。"大跃进"运动通过毛泽东、刘少奇等政治领袖人物的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宣传,进入了政府议程。"大跃进"运动的方案规划,包括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等环节。"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产生了严重失误,原因是:方案的规划违背了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试点的原则。     

我所亲历的"大跃进"岁月

1958年的“大跃进”与1957年的“反右派”是紧密相连的。正是“反右派”的强大政治压力，压出来了“大跃进”的荒唐岁月。     

"大跃进"运动探析

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有其主客观因素。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愿望,三大改造的完成和＂一五＂计划的实现为其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对反冒进的批判,在主观上助长了冒进情绪。它主要反映在农业和工业上的浮夸风、高指标。这次运动带来了不切实际、高收购的严重后果。其惨痛教训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有深刻的警示作用。     

加快经济发展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

加快经济发展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郑西胜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更是效益型经济，没有效益的经济活动，无异于劳民伤财。因此，在经济实践活动中，要把经济效果，特别是经济效益，始终作为衡量经济工作成败的标志。否则．经济工作将成为无本之禾，难免重蹈盲目冒进、忽...     

论我国经济计划的正向约束力

一、经济计划应该具有双向约束力我国四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从经济运行状态的角度来分析,还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和有序性,表现出较大的起伏和波动.从1958年的大跃进到1960年的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文化大革命”以后经济工作的急于求成,左倾冒进到1979年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从1984年以来的经济过热增长,到目前的治理整顿.这些波动起伏产生的原因、历史背景虽然各不相同,但在指导思想上是共同的,那就是急于求成.对于急于求成思想的危害性,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各级决策者也是清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又屡犯这一错误呢?这里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有对国情不甚了     

资本市场应有新突破

“市场化”和“国际化”必须尊重我国国情,“冒进”无异于揠苗助长在处理稳定、发展和规范之间的关系时,首先是稳定。市场发展的主旋律应当是“稳定发展”。规范本身是一个过程,而非目标。发展是硬道理,股市的规范应该服从于发展,更不能为了规范而放弃发展资本市场在当前应在制度创新、完善结构等方面有新突破     

坚持真理向毛泽东发火的李达

1958年夏，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少地方提出了违反哲学常识的目号，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了。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到基层进行社会调查时也发现了这个口号标语。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得知后，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科学的。9月，毛泽东在“大跃进”中视察大江南北到达武汉，李达见到了毛泽东。     

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形成

中国是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的。然而，无论报纸上的文字是如何慷慨激昂，这时“大跃进”的势头都不过是强弩之末了。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许多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反恩。作为中央领导层分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比一般人对这些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更全面的观察。     

谈“稳”

这几年,在人们口头上,报刊的文章里,有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字眼,那就是“稳”。政治上要稳定,经济上要稳定,人心要稳定;各级干部要稳重;制定计划要稳当,改革措施要稳妥,经济发展要稳步……,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各级干部的稳重,可以防止头脑发热;经济的稳步发展,可以防止急于求成;改革措施稳妥,可以防止盲目冒进     

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形成

中国是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的。然而，无论报纸上的文字是如何慷慨激昂，这时“大跃进”的势头都不过是强弩之末了。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冷静下来，许多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种种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反恩。作为中央领导层分管经济工作的李富春比一般人对这些有更深切的体会和更全面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