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个普通人的上诉路

蔡任民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却命途多舛，在“文革”中遭受诬陷迫害被遣送回老家。本文介绍了家族的风风雨雨和自己的坎坷经历，展现其矢志不渝的信仰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文中，蔡任民记录了“文革”后期他赴京上诉，其间，被关、被打、被戏弄，最终回生产队受批判的遭遇，细节生动，是不可多得的“文革”史料。     

冯友兰诗赞江青为“则天皇帝”

寒风中披麻袋接受批判 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文革”甫一爆发,在北大教书的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藤野先生的最后命运

读过鲁迅散文《藤野先生》的中国人，数以亿计。鲁迅在这篇深情怀念藤野先生的文章中说“……在我所认为的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不知为不知

我有几句话,受到朋友的质疑。我的话是在萧乾先生最后一个生日那一天,在有关他的座淡会上说的,我说:例如“文革”这个话题,不知为什么,总好像还是犯忌讳的。“文革”是民族的灾难,如果你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是这受难的民族的一员,有什么理由为灾难制造者讳?朋友责问道:“你不知道吗?是真不知道     

相濡以沫寄真情——读《涸辙旧简》

日前,贾柏松同志送我一册他和叶至善合编的《涸辙旧简》(2003年9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收入了他们两位的父亲在“文革”期间的往来书信,时叶圣陶先生在北京,贾祖璋先生在福建平和,所以本书加了个附题——“叶圣陶、贾祖璋京闽通信集”。     

评弹名宿蒋月泉“文革”蒙难记

1948年春，蒋月泉曾参加过国民党领导的上海“戡乱建国”宣传总队，这个问题在1953年民主改革、1955年肃反中都作过书面交代，结论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与蒋月泉情况完全相同的唐耿良也并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影响他的入党。“文革”中，蒋月泉按照造反派的要求，把这一历史问题重新作了书面交代。蒋月泉承认，他在1949年春节曾接到评弹研究会通知，要他到上海电台参加义务播音，募捐慰劳“国军”。他去唱了一段开篇。这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不能仅靠社会的援助

去年春天开全国政协大会时,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对“老三届”的看法。我说“老三届”其实现在大多成了社会的困难群体。这一代人,该读书升学时,被“文革”耽误,“文革”结束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奋斗获得成功,但绝大多数仍在社会底层。他们现在年龄五十出头,父母若在都已高龄,需要他们照顾,孩子正在上中学或者大学,需要他们花钱劳神,而这批人偏偏却轮到了“下岗”,他们的窘迫是可以想象的。我的不少同龄人,现在都处于这样的困境,和他     

1973年周总理为何挨批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利用“批林整风”运动的机遇，尽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江青。“文革”之初，《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曾经为“文革”鸣锣开道，江青更曾因有“林彪同志委托”而得意洋洋。而且，如果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林彪，这就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江青极力阻挠，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总理继续批极“左”。     

每个人，都要坚守良知

民革浙江省宁波市委会所办刊物《绿叶》，最近一期中刊登了题为《一点反思》的文章。作者作为“文革”初期的中学生，对自己在“文革”中参与批判恩师的行为，表达了深切地反思和忏悔，并对老师公开道歉。这一反思、忏悔和道歉，来之虽迟，但不能不说是作者良知最终战胜怯懦的勇敢举动，我们对作者的勇气和道德良知，深感敬佩。     

黄克诚十次唱“反调”

黄克诚第一次唱“反调”，是1927年12月反对“暴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湖南省永兴县，开始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起义。蒋介石的大屠杀早就使一些革命者心里窝了一肚子火，在一次特别支部大会上，黄克诚传达了湘南特委提出的暴动口号，与会人员一听就像点着了火药桶，要求立即行动。黄克诚说：“暴动的事，我赞成，但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基础，等组建起工农武装队伍后暴动也不迟。”他的同窗好友马上指责他：“胆小鬼，就你怕死，我看你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其他人纷纷加入群起而攻之的行列，这是黄克诚第一次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批判。     

读史阅世何炳棣

许多人知道何炳棣先生大名，早在“文革”时的中美关系“破冰”之际。极少数知名“美籍华裔”学者获准访问祖国，何即其中之，自然引人注目。尤其是他在香港左派杂志发表的长文《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热烈赞扬新中国，     

父亲蒋光鼐的晚年岁月

蒋光鼐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两件大事，一是率领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二是在“闽变”中建立了反蒋政权。“闽变”失败后，他败走香港，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其实他并未走远，从抗战中担任战区大员，到建立民主促进会，再到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文革”中他是周恩来特批必须保护的13位民主人士之一，又是第一个在“文革”中去世的民主党派部级高官。     

蒯大富的晚年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公私之争

公私之争湖南周云武到一家打印社复印资料，人多，复印机忙不过来，只得依次排队。有位先生风风火火，欲插到前面去。众人不许，他便据“理”力争：“我乃私人复印资料，请你们为公办事的让一让。”有几人果然让了他。这是私人优先、公家让路的例子。与此相反，也有公家优...     

李可染的印章

李可染中国画展的“前言”———先生作于１２年前的《我的话》，是一篇约５００字的短文，可染先生却在这里提到他的６枚印章。先生一生究竟自刻了多少印章？追寻它们，窥到的却是先生不凡人生的印迹。刻自早期的印章不多。“思牛堂”和“有君堂”是他这时期刻的两枚重要...     

介绍一门新的学科分支——比较人才学

本文将简要介绍一门新的学科分支——比较人才学．希望通过介绍得到大家的指教和帮助。西方国家没有“人才学”这门学科。他们只有“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这门学科。“人才学”这门学科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在中国国内出现和兴起的。“比较人才学”这个名字是1992年我取的。当时我还商请原杭州大学外语系主任鲍屡平先生为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字—comparative talentology。1998年我又拜托原浙江医科大学的张贻瑾教授去北京登门请教她的老师一北大李赋宁先生，问取这个英文名字可不可以，得到他的首肯。     

邓小平巧妙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

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后，即开始着手扭转“文革”的混乱局面。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是造成“文革”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因此他首先采取措施对这一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他不可能公开地、明确地批评和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但他尽可能地利用当时已经具备的政治条件，力图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敢于直言的江渭清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中年后主政江苏、江西20年，堪称建国后任职时间最长的省委第一书记。他在一系列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无私无畏，敢于直言不讳，多次“顶撞”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怪罪江渭清，在许多场合还称赞他，并且在“文革”中保护并重新起用他。这在建国后地方领导人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是难得一见的。     

我所认识的陶铸

我是陶铸手下“八竿子打不到”的“小萝卜头”。最早见到他，是1949年新年过后，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政治委员任上调到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在北平外围先后召开“四野”各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会议，布置北平和平解放与部队相关的宣传工作、组织工作，我奉命去给两会作记录，那时候我是“四野”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的干事，天知道干吗会让我去给这两会作记录。     

忆胡开明同志

我所收藏的几十方石砚中，有胡开明同志赠我的歙砚一方。歙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产于安徽。“文革”后胡开明复出任安徽省委常委，这砚大概就是那时到他手里的，为金星雪浪砚，甚精致。我特制锦盒盛之，盒上书：“胡开明夫妇赠砚———附胡开明蒙难材料”。盒内尚存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