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信仰与明代社会考论

城隍信仰起源较早,唐代张说、张九龄、杜牧皆有祭城隍文,但唐以前有关城隍的史料并不多。宋元时期祭祀城隍者日渐增多,有大量史料记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祭祀城隍,应在明初加封以后。清代定鼎,沿用明制,对城隍神崇祀有加,城隍庙的规制更加完备、突出,使得城隍信仰成为地域社会中的重要内容。研究城隍信仰,对揭示明代社会经济、文化心理和社会习俗有着重要的考据价值。     

唐代传奇中伦理判断的矛盾

佛、道宣讲的善恶报应渗透于社会伦理生活,唤起了更多人的道德自觉和自律.但从唐代传奇来看,佛、道宣讲的宗教伦理,与世俗的伦理、道德,并不完全契合或互补.唐代传奇中,常可见到与普遍认同的伦理判断相悖的神的赏罚.盖因宗教宣讲的伦理道德虽来源于世俗的道德及律法,甚至以其为自身道德观的主体,但宗教的本质又决定了其在教众化俗的同时,亦致力于对神权的信仰保障并以之为首要的善行,故世俗的律法、道德在与“神意”相遇时,皆屈于神的权威.在无视道德伦理中以报应彰显天理导人遵循道德伦理,体现了宗教道德的绝对性,但这也正迎合了俗众以更简易的方式向神寻求依托的内心需要.     

里域真官崇祀

＂里域真官＂一词最初出现于南北朝时的道教经书中,泛指居于里巷的所有真官,至宋代则被误作为专神,与土地、城隍并列为地方基层神祇。里域真官崇祀宋时民间兴盛一时,一些道教经书亦将里域真官吸纳为专神,但里域真官的神职与土地、城隍相重合,以致失去了发展的空间,明清时便消失无踪了。对里域真官进行考察,既可从个案反映民众信仰的兴盛衰败,又能展现道教与民间信仰间的互融与互通之作用机理。     

九尾狐从祥瑞到妖异转变的思想内涵——以汉唐为中心的考察

九尾狐作为承载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其在先秦两汉时依托"长生"、"谶纬"等思想成为祥瑞的高级代表,以此宣扬统治者道德品行及政治行为合乎天意;从唐代开始,九尾狐逐渐沦为民间崇拜中的"妖神",唐代之后进一步退化为受人贬损的"妖物"。九尾狐走下神坛,其地位发生根本改变,既是中国古代祥瑞思想变化的缩影,又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民间信仰与世俗文化发展的证明。     

《九歌·大司命》首四句解

中外古神话均有死神。我国世俗所言的死神,是阎王或城隍。俗谚谓:“阎王教人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但阎王是“舶来品”,即古印度神话里的阎罗,梵文作Yamaraja,原为管理冥间的神,与佛教俱来中国。此公在中国取得死神地位,已是公元后的事了。城隍亦是死神,其来源可追溯到《周礼》蜡祭的八神中的水(即隍)庸(即城),或《史记·封禅书》的八神中的“阴主”,但其正式就死神之位则在道教兴起之后,那更晚于阎王矣。而且城隍官阶甚低,在中古以来形成的庞杂鬼神系统内,只是阴曹地府的地方官,不仅受制     

从“信仰的道德”到“道德的信仰”——康德前批判时期道德信仰学说的发展历程

道德信仰学说是康德进行批判哲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对其整个哲学具有重要的定向作用。而在前批判时期，康德经历了从莱布尼茨一沃尔夫学派的神正论者到理性的道德信仰论者的转变历程，而这一转变对康德最终提出道德信仰的形而上学具有关键的奠基意义。     

城隍信仰与台湾历史

城隍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的“城复于隍,勿用师”之句.据前人考证,所谓“城”,指的是城墙,而“隍”,指的则是城墙之前的护城河.宋赵翼《陔除丛考》卷三十五“城隍神”引王敬哉《冬夜笺记》云:“城隍之名,见于易,所谓城复于隍也.又引礼记,天子大腊八,水庸居其七,水则隍也,庸则城也.以为祭城隍之始固已,然而名之为城隍也”.据此可知,城隍神     

第二届闽台城隍文化节在福州拉开序幕

<正>日前,第二届闽台城隍文化节暨第七届国际城隍文化学术研讨会在福州拉开序幕。活动以"弘扬城隍文化,促进两岸交流"为主题,共有400多人参会。本届学术研讨会,共汇集了来自台湾和省内外专家学者的32篇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城隍信仰文化的历史起源、发展流传、闽台关系、时代意义等。本届闽台城隍文化节由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州市台办、鼓楼区政府联合主办,今年5月被国台办列为对台交流重点项目。     

城隍庙

城隍庙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旅游常常可以看到城隍庙。所谓城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道教所传守护城池的神。中国古代称有水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隍”。据说，３０００多年前的周代，除夕时要祭祀八种神，其中就有城神和隍神。以后两神合二为一，成为城池之神。...     

论民间信仰之格义：于佛经义理与六朝志怪小说之间

佛教传入中国后．因果报应、十八层地狱等观念对本土信仰产生巨大冲击。佛教地狱观具有恐怖、冷酷、受难等特点。六朝志怪小说集中表现了中古时期本土民间信仰的特点，其地狱观、复活信仰等无不带有浓郁的人情味与世俗情调。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其地狱鬼神观在早期传播中比附中土信仰观念得以流传，并借助志怪小说丰富的复活情节得以发展，该观点以“死而复生者”之口宣扬佛教以扬善惩恶。发展到唐代，佛教地狱观才彻底摆脱文人小说的比附手法，出现了《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这样完全本土化的宗教剧目，此后，地狱观等佛教诸佛经义理中占据了中国民间信仰之核心地位．并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与民间思维。     

宗教学视域中的《老子想尔注》研究

作为早期道教的重要经典,《老子想尔注》通过对《老子》宗教化的诠释,将道的神格化身——太上老君确立为五斗米道的最高神,并以"真道"为核心界定了五斗米道的教义体系和行为规范。《老子想尔注》所构筑的道教神学体系,既有对五斗米道信仰对象特性的表述和教义的理论阐释,又有对宗教行为的实践说明,从而使五斗米道形成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体系。     

从依生到竞生——“跳岭头”的审美生态学解读

用审美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广西南部地区盛行的"跳岭头"这一民俗活动进行剖析,则能见出其性质有一个从仪式到节日的变化,其目的有一个从敬神娱神到敬人娱人的变化,有一个从神的人格化到人的神格化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就表征出"跳岭头"从人与自然的依生关系到竞生关系的逻辑轨迹。依生之美神秘而诡异,竞生之美世俗而欢愉。其也能预示着"跳岭头"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走向整生,体现出天人中和的整生之美。     

财神与邪神:近代江南五通神的双重身份

五通神自唐代便兴起于古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此后在江南地区普遍流传,是该地区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现象,明清时期更是达到了鼎盛。到民国时期,五通神表现出了极强的时代适应性,以财神和邪神的双重身份继续存在。     

私人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解读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结构,以制度的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沟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同时满足于敬拜、冥思、敬而远之、敬而用之、思而修身;进而导致中国信仰的现实呈现不得不依赖世俗的社会结构甚至是权力制度的刻意安排,单纯的信仰无法获得宗教的表达。中国儒教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表达方式”。正是这种似乎界限不清的概念,其中蕴涵有极其丰富的社会内涵。     

济南老城内的城隍庙

正城隍是城池的守护神,城隍庙自然就是祭祀城隍的庙宇。"城"原指挖土筑成的高墙,"隍"原指没有水流的护城壕。明太祖洪武三年,朝廷明令各府、州、县都要供奉城隍神,故而从那以后,在县城及县以上城市,大都设有官方兴建的城隍庙。济南府曾经是山东巡抚衙门、济南知府和历城县衙所在地;所以在老城巴掌大的地方内,曾有过三座不同级别的城隍庙,即督城隍庙、府     

三星堆：另类的青铜文化

古人祭天地．拜万物。长江流域的先民将人与神的形象铸造在青铜器上，用青铜器展示了他们崇神．礼神的精神世界，和充满神秘宗教色彩的世俗生活。     

日月神话及其寓意探析--原始神话的世界性透视

日月神话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主要包括日月(神)的诞生、日月(神)性别关系、日蚀与月蚀的神话形成三大系统.日月(神)诞生的传说寓意着人定胜天、自然崇拜、自我牺牲的精神内涵,体现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日月(神)性别关系的神话寓意远古时期内婚制下的进步与改革,反映着人类的信仰和世俗;日蚀与月蚀的神话形成寓意人类的朴素与直观的思维方式及发展变化,反映着不同地域及其民族性格及文明的传承.     

有敬畏之心

信仰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一种精神需求、精神创造，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复杂的内在机制。信仰具有形而上学性、超越性和神圣性。神圣性是信仰之最本质的要素和最合理的内核。没有神圣和世俗的区别，没有敬畏之心，就没有任何现实的信仰。     

台湾民间信仰的由来与发展

民间信仰与纯宗教有所不同，它没有统一的教义系统、教理系统和礼仪系统，信仰者目的只在消灾解厄、祈求平安和财利，也不必出家。倘若要对民间信仰与纯宗教作一简单区隔的话，首先，纯宗教强调牺牲自我，普度众生；民间信仰主要祈求自我和家庭的太平。其次，纯宗教信仰认为祈祷时只要心诚，不须用供品；而民间信仰的信徒每每用供品祭拜。再次，纯宗教相信并敬奉统一的神；而民间信仰则为多神信仰，其神祗的体系甚为庞杂。     

城隍:不该被遗忘

朱顺成本是一个商人，经营着一家不错的家纺企业，5年前有幸参与了浦江城隍庙的修复管理工作，夜以继日的研读关于城隍方面的古今著作，让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城隍文化这个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