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国际政治中非政府组织发展原因探析

全球化使国际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国际政治向新的全球政治转变。在这种复杂的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面临着权力的重新定位、参与者类型和数量的扩展、跨国问题的激增等挑战。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体之一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层面的各个领域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采取行动,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秩序。     

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

气候外交是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外交议事日程,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不同于其他外交活动,全球气候外交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特点。当前的全球气候外交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和权力之争以及谈判和执行的“双重难题”等因素的制约。全球气候外交及其困境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的权限与责任,积极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寻求积极、有效的全球共治范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力争应有的国际气候话语权。     

排名与评级:观照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国际形象——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排名与评级是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之一,通过引导资源分配、影响国家政策、奖惩国家声誉等路径发挥作用。与此对应,主权国家则从理性主义或社会建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经由排名与评级,非国家行为体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通过影响国家治理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向"科学"的指数治理发展,充当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纽带。同时,排名与评级的过程也存在价值导向和政治偏向等问题,对于改善全球治理的意义主要是间接的,甚至会损害全球治理。由于排名与评级本身的问题,以及中国国内部分领域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中国在大多数排名和评级中的总体表现欠佳,为此应积极改善国内治理,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并加强对排名和评级的实证研究,更加有针对性地回应对中国的排名和评级。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逻辑

近年来,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困扰着世界。全球治理赤字主要源于现有治理范式的困境,建立在工具理性和霸权护持基础上的旧范式使得全球治理呈现效果不彰的状态。新兴国家逐渐走近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心将有助于全球治理范式的变革并为新型全球治理的路径探索注入活力。中国是全球治理转型中的重要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思想指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中国的全球治理需要坚持"全球共生主义"和"全球伙伴关系"的双重推论。"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全球治理的实践样板。"一带一路"将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和机制绩效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层面助力新型全球治理的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一带一路"倡议实践将为全球治理走向善治提供中国方案。     

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历史必然与机制构建

贫困治理必须依靠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介入。脱贫攻坚中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不仅是贫困治理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范畴,也是贫困治理的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这种历史必然,是由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是顺应全球治理模式革新的时代应答,是完善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时代选择,是提升贫困治理绩效,满足贫困结构和帮扶需求多样化变动性的时代需要。要开创多元主体多维联动的脱贫攻坚大格局,必须着力构建好切实可行的协同角色认知机制,科学管用的协同理念引领机制,高效运转的协同行为优化机制,务求实效的协同能力提升机制,统筹兼顾的协同利益平衡机制,全面有力的协同文化培育机制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非政府组织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行为体日益多元化,其中非政府组织已经日益演变成为一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行为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其独特的重要影响和作用。随着国际参与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政治效应;非政府组织是一种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力量,是公民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角色,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全球问题的增多使得如何动员全球范围力量来进行全球治理成了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突出。     

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全球治理的理论起源于20世纪冷战终结之际,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形成。从现代世界体系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全球化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对传统大国产生巨大的冲击,即不断地将原来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步推向一个由多元权威结构构成的多元中心的全球体系。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国际环境下,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并非原有传统的、局限的、简单的大国关系,而是在多元行为体互动的过程中以合作为基础发展演变的大国关系,在这样的大国关系中,全球治理必然对大国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     

“风险社会”治理中统一战线的功能作用研究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风险社会”。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呈现出隐蔽性、延展性、普遍性、不确定性、制度性等与传统风险截然不同的特征,由此也为现代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风险社会中的国家治理,要求重建风险认知的基本范式、重构风险应对的基本制度、重塑风险治理的基本格局。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元专业优势、组织协调优势、信息渠道优势和桥梁纽带优势,有着重要的政治吸纳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和多元共治功能,在现代风险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国际规范生命力与全球治理的成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比较研究

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全球治理效果不彰使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迫在眉睫。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应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国际规范在演进中不断变化,影响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从而为全球治理提供方向和依据。全球治理需要确立全球性规范以避免碎片化治理、提升治理效能。而国际规范本身具有生命力,规范生命力越强,越能在扩散过程中抵御和应对针对自身的挑战。规范越具全球性,越利于提升全球治理成效。规范生命力可从国际社会成员认可普遍程度、成员认知和成员遵约行为三个维度来观察,通过成员多样性、成员认知一致性、制度化水平和违背规范成本四个指标来衡量。在全球文化治理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扩散顺利有效,相比之下,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国际禁止捕鲸规范扩散坎坷。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范生命力更强,并呈现不断增强态势,国际禁止捕鲸规范生命力相对较弱,且历经由弱增强又减弱的过程。两种国际规范的发展历程揭示,从规范创设者和倡导者角度出发,契合国际文化背景、发掘普遍性问题、挖掘多元性价值、针对合作型规范建立有效惩罚制度,有助于创设生命力更强、更具全球性的规范。大国应利用自身权力和资源优势,为全...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如何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逻辑起点于西方的"协同学"和"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引发的变革

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改善公共领域绩效 ,这是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公共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治理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 ,被认为是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替代 ,对提高和改善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着积极意义。     

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的价值转向与重塑——基于组织行为学的分析与探讨

世界高等教育逐渐步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以来,世界各国(地区)在加强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质量治理体系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新时代的到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的逻辑起点已从应对高校外部环境问责转向内部大学生学习质量的探讨。从价值观转向与重塑的分析视角,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范式,探讨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质量治理价值转向的社会背景需求,提出高等学校应基于"至善"的社会身份认知、"多元极化"的思维逻辑、"有限理性"的行动机制、"履行承诺"的评价策略重塑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教育质量治理行为的价值观体系。     

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

近年来,全球治理赤字居高不下,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进入新时代的"强起来"的中国,该如何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这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目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有助于全球治理走出实践和理论困境,引领塑造新型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     

善治的改革导向:从政府社会性管制到多元共治

政府社会性管制行为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进行的跨产业、全方位的管理和监督行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兴起 ,传统的仅仅依靠社会性管制来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做法已经逐渐失效 ,社会公共管理实践中出现了一股以政府管制为基础 ,结合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共治浪潮 ,而它的理论基础就是全球治理理论。这种包括政府社会性管制在内的多元共治模式必然以善治作为它的追求目标 ,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公共管理的发展。     

试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与中国的参与策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大国权力博弈、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争夺的新场域。目前,国际社会提出了"欧盟模式"、"美国模式"、"联合国模式"三种治理模式,然而这些模式仍无法解决合法性赤字、利益分配不公、治理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全球网络空间中,亟需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治理机制,推进多元、多层、多议题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的建设,构建防御性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治道变革中的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创新

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特征的新时期地到来,全球范围的治道变革浪潮,以及国内经济、政治现代化的驱动,中国将借鉴国外“治理范式理论丛林”的指导,进行艰难的政府治理范式创新,本文沿着治道变革的历史脉络,分析了中国当前的行政环境,并提出了中国政府新的治理范式的理论构架．     

环境治理的多元途径:理论演进与未来展望

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环境治理的理论研究显得尤其重要。从环境治理理论的变迁过程看,一种理论可以解决或解释现实中的某些问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整合,以实现环境善治和持续改进。本文首先梳理国外环境治理理论的历史脉络与演进逻辑,科学划分理论发展的过程,并进行评述。研究发现,环境治理从操作化的应用型治理转向了探索多元主体的治理新范式;其次从环境关注点、治理目标与核心问题等几个维度进行区分,对环境治理理论进行整合与创新,提出环境治理的多元途径即政策、政治、管理和法律四个途径,用环境治理的多重逻辑分析和解决问题。环境治理的多元途径可以促进我们认识环境治理过程的复杂矛盾,总结环境治理实践的经验教训;最后本文对环境治理的理论发展进行了展望,勾画出未来图景。这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模式和有效推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政府绩效生成路径:新范式下的理论及其解释

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是一个新的政府绩效管理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政府绩效超越了经济、效率、效益的概念内涵,转而强调在社会价值建构基础上的多元治理。政府绩效的生成路径主要是社会历史情境依赖下的社会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系统,公共价值的实现与否成为衡量绩效的根本标准。在对政府绩效的生成路径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美国波特兰市城市规划为案例,对新范式下政府绩效的生成路径进行了叙事性解释,并提出了研究结论和启示。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新时代的机遇与方向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大国合作势头消退、多元主体协同缺失、治理对象模糊不清和治理机制存在缺陷等多方面制约。这种制约将长期存在,各种全球性议题的治理恐将面临较大困境。这种情况既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挑战,同时也是难得的战略机遇。在未来3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应全面摸清全球治理体系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合理确定战略目标,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为本国复兴目标服务,力争实现中国自身复兴与全球治理体系演进两个进程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