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应用

2004年11月21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於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对我国切实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将起到重要作用。笔者就《解释》的几个主要问题阐述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惩罚和教育未成年罪犯,保障无罪的未成年人不受刑事追究,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本规定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惩罚和教育未成年罪犯,保障无罪的未成年人不受刑事追究,逐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本规定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本规定。     

浅谈构建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制度

针对当前未成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实际情况,本文试构建以法律监督为核心、以“一个机构、六项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未成年刑事检察制度,以贯彻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刑事检察的方针和原则,发挥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的应有作用.     

论我国刑事检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护

受理、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我国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未成年犯罪案件,对于检察机关充分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从司法制度上切实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护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意义,笔者仅就我国刑事检察工作在批捕、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环节如何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特殊司法保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一、在批捕环节上,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做到少捕、慎捕对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坚持少捕、慎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实践证明,…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贡献与立法完善--解读《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11日联合颁行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针对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严重滞后的实际,作出若干具体界定,增强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是一个贡献.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还有若干问题,远非一个司法解释所能解决,还需要立法的不断完善.     

《关于办理侵犯著作权刑事案件中涉及录音录像制品有关问题的批复》的理解与适用

为正确适用法律,加大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依法惩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活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200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颁布一年来,为正确适用法律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加大知识产权的刑事司法保护力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应对——以“两高”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3年5月2日“两高”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对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应对，明确犯罪界限，强化司法认定都具有重要作用。从而贯彻了我国“重典”治理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确保了食品安全犯罪的效果。该《解释》是应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猛药但未必就能成为刑法应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良药。     

民愤对刑事司法的渗透及其矫正

民愤对刑事司法的渗透是当前我国刑事司法面临的重大问题。刑事司法领域所探讨的民愤，是指一定数量的民众对影响其利益的国家刑事司法活动在诉讼外施加压力，并试图影响司法活动进程和结果的各种集体行为。由于民愤主体的不确定性，引发民愤的原因也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民愤的存在有其自身合理性，但其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对民愤应客观评价。我国存在孕育民愤的土壤，民愤对我国刑事司法从程序到实体。从侦查起诉到审判再到判决执行都产生着深刻影响。由此也带来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要正确看待，并予以矫正。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保障——理论、机制、法制的三维视角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然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全新的刑事司法政策，不仅需要政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予以全面贯彻落实，而且需要相关部门建立起强有力的保障机制。目前学界对此尚未有系统探讨，本文拟对此提出管见，期望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有所助益。     

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辨析

刑事司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对将来发生的实际案件可能适用的刑法规范内容尽可能精确化,其作用日趋重要。无论司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的补充还是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及刑法条文立法旨意的基础上,而非一种所谓的创制性立法。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当以所解释的刑法条文本身的溯及力为基准,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思想,当然具体适用还应考虑不同情形。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法适用之体系解释

国家司法机关制定发布的妨害疫情防控刑事司法意见是一种刑法适用性解释,与规范性司法解释相比,其具有间接的法律适用效力。从刑法体系解释角度看,有关妨害疫情防控的刑法规范、司法解释与司法意见应当是相互协调的。对刑事司法意见的适用进行解释应当遵循整体性、动态性、协调性原则,并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同一解释规则、排他解释规则,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等相关罪名进行适用性解释,实现严格依法从重处罚和宽严相济。     

从“许霆案”看我国刑法解释权的分配

"许霆案"作为一个"浓缩了司法积年弊端的典型样本",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刑法解释权分配模式的弊端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根源.刑法解释权分为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立法解释权设计上的局限使得立法解释面临虚设的危险,不仅受到司法解释权扩张的威胁,而且其内部也有分权的趋势.司法解释权被"两高"垄断,限制了司法解释建议的来源,造成裁判权与法律解释权的分离.     

论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目标——兼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

西方法学界所指称的刑法解释目标，实质上是指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的目标，而我国刑法解释体制仅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和带有普适性的刑法司法解释两类，并不承认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在探讨我国刑法解释目标的选择时，大多是针对刑法司法解释而言，忽视了刑法立法解释自身的特殊性。依照各自的性质、特点及法治现状，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应采取以主观解释为主、客观解释为辅的折衷说，而刑法立法解释目标应当采取客观说，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现实对法律的期盼的目标。     

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矫正问题研究——基于多维视角展开的分析

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其相关的理论研究还不成熟,而其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不论是实践经验还是理论探讨都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入。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教育和指导,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与监禁矫正相比,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社区矫正,既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也符合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相对于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体系,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却是步履蹒跚,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法律制度的欠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需要在立法和司法的两个层面上予以相应的完善。     

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

文义解释有诸多局限,需要其他解释方法来印证和检验,因此其并不具有优位性。客观目的解释的功能具有多面性,其仅在目的性缩限时具有绝对优先性,因此不能一概认为其有决定性;主观目的解释仅在提供不处罚的立法资料时具有特殊价值。在刑法解释的商谈、试错过程中,方法的采用有"各取所需"的特点,采用何种解释方法取决于对处罚必要性的判断;解释是一种结果,通常是在结论确定之后再选择解释方法,为法官定罪与否提供"事后注脚";由于司法裁判必须考虑国民的认同感,且要接受后果考察,刑法适用就必须兼顾大量解释方法自身难以涵括的各种复杂因素。因此,如何立足于法条用语的通常含义,将犯罪论体系、规范保护目的、国民的规范认同、处罚必要性等内容一并考虑,并且坚持实践理性,选择对个案最为合适的解释方法,将实质解释的结论限定在特定时代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从而平衡好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是比刑法解释方法的位阶性更为重要的问题。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协调适用——兼对晚近有关解释的批判解读

刑法第 1 7条第 2款关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本身存在不周延性 ,结合刑事立法解释和刑事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 ,其中法律适用问题更加突出。应运用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原则探讨其协调作用 ,并由此协调晚近刑事立法和刑法解释的关系。     

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问题之省思

未成年人犯罪是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一类特殊的社会现象,刑事法对该现象的研究应该有不同于成人刑法的特殊视角。基于完整的少年司法制度短期内无法登堂入室的现实情况,应该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的有效沟通。所以,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司法解释应该以现代少年刑事政策为灵魂,以保守实质解释论为基本立场,适时借鉴人格刑法学的相关理论来展开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