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

恢复性司法是指由受害人、违法者及其他可能受犯罪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刑事事务的解决的任何程序.恢复性司法理念有利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在我国适用恢复性司法存在着有利的群众基础、政策支持、组织保证和实践经验.     

从“恢复性司法”看中国法文化传统的现代意义

中国司法传统的主流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道精神,也蕴含着“和为贵”的价值取向。而目前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价值理念上与儒家的和谐思想和调解制度有诸多近似之处,而这也正是中西法律文化可以汇通的地方。它们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借鉴意义。     

恢复性司法及其本土制度化危机

凭借伦理和宗教规范作为肯统刑事解纷方式的恢复性司法属于非国家正式刑事司法机制。从类型学上分析，可以把恢复性司法划分为不同的模式和类型。概括地看，恢复性司法存在于当代社会的法理基础是政治多元合法化和刑事司法制度民主化。从传统文化和现实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看，我们缺乏借鉴和实施恢复性司法本土制度化的资源。     

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思考

本文对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内容、制度基础以及历史渊源进行考察,并对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利弊加以分析,最后论述在我国构建恢复性司法程序的障碍及有利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该程序的初步设想。     

恢复性司法相关理论问题探析

违法行为不仅伤害了受害人,而且破坏了社区的秩序。恢复性司法强调通过道歉、赔偿、社区服务等方式使受害人因违法行为作造成的物质损失得到赔偿,使受害人因犯罪受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同时亦使违法行为人通过积极的负责任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受害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谅解。因此,厘清其相关基础理论问题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背景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恢复性司法应当缓行

恢复性司法是当前时代的一个热门话题,它以其全新的司法理念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应当看到恢复性司法本身有其固有的理论缺陷:它虽名为司法,实为非司法;它不能真正实现正义;它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犯罪本质观,而且违反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如果把其引入我国,它会遇到法律文化、国家本位价值观、不能有效预防犯罪以及不利于消除司法腐败等本土性障碍,所以,恢复性司法目前在我国不具有适用的土壤,应当缓行.     

司法的恢复性与社会的和谐化——恢复性司法理论国际研讨会综述

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宏大工程中,刑事司法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因而对发端于西方且正试行于我国实践中的恢复性司法模式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会议围绕恢复性司法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实践模式、具体运作及其引入中国的可行性等五个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论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后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为考察司法人员与公众对待确定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态度,对法官、公众等不同群体作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法官和公众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诸项改革基本认可。该制度的合理性表现在可减少刑事污点对未成年人的消极影响,有利于恢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有积极的矫正作用;其局限性体现在难以满足同罪同罚的刑法原则,难以避免替代性的承担责任的现象等。避免局限性的关键在于要解决恢复性司法与正式司法程序的关系问题。     

恢复性司法的发展、挑战与选择

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在预防与控制犯罪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产生了恢复性司法运动。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保护被害人权利,弥补受损社会关系、帮助被告人重返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传统恢复性司法在制度设计、程序规范、实施时间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对其目的、效果的质疑也与日俱增。而从制度上对恢复性司法进行完善,特别是加强审前程序的司法监督和完备审理后制度设计,是恢复性司法面对挑战的新选择。     

论恢复性司法的本土资源与制度构建

恢复性司法缘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刑事司法实践,并逐渐成为影响传统刑事司法的重要司法范式。恢复性司法是在反思传统司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可以弥补传统刑事司法过于对抗、忽视被害人等缺陷,从而迅速风靡于西方国家。我国无论是文化观念,还是刑事司法制度与实践,都存在着契合于恢复性司法的因素。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有必要吸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本土资源,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     

恢复性司法践行理路探析——以欧洲的实践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对犯罪做出的系统和积极的反应,较之传统刑事司法具有社区性、无害性、多层面等特点。20世纪末,在传统刑事司法遭受困境、刑事政策面临变革以及人权保护的背景下,恢复性司法得到空前的复兴和重视。欧洲等国的恢复性司法的立法和实践为我国提供了灵感和经验。面对世界刑法这一全新的发展潮流我国应审慎对待并完善相关制度,逐步有序地将恢复性司法贯行到刑事司法改革之中。     

The Evolution of Balanced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Maloney, Armstrong, and Romig presented a portrait of “Joey,” who was the exemplar of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 1988 when they published The Balanced Approach in this Journal. In response, they reimagined a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predicated on balancing three fundamental goals—protection of 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to victims, and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ies to prepare juvenile court‐involved youth for productive roles in their communities.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evolution of balanced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re‐imagine how Joey's life may have been different at critical junctures of his juvenile court involvement.     

西方恢复性司法理论渊源之考究

恢复性司法的勃兴固然与该司法模式所显现的社会效果不无关系,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背后所隐藏的深厚、坚固且充满朝气的理论渊源,即"后现代主义"、"平衡正义"和"现代伦理"。探究其理论渊源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误读与澄清——以与恢复性司法比较为视角

在西方,刑事和解是恢复性司法的起源与模式之一。在我国,刑事和解起源于轻伤害案件处理方式的改革,是民事赔偿责任的和解,更强调当事人双方矛盾的化解,而非社会关系的全面恢复,属于原发性的而非继发性的、整体性的而非平行性的司法举措。     

论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是指证明诉讼参与人的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即专属和区分不同个体的道德品质总和.由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适用对象、启动和强化都需要品格证据的支持.因此,有必要在未成年人司法中引入品格证据,以期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具体的设计中,品格证据的调查主体应由基层司法行政机构来承担;品格证据的调查内容应包括:身心方面、家庭方面、社会交往方面、成长经历和案发后的表现.同时,为了保证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品格证据应贯穿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的启动、协商和后续活动之中.     

平和司法：恢复性司法的本土化——关于平和司法理念与实践的调研报告

平和司法是在学习国外恢复性司法理念、实证分析烟台市检察机关的办案实践、考察外地检察机关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命题,是恢复性司法本土化的一个尝试。平和司法可分为司法心态(基础要素)、司法模式(手段要素)、司法境界(目的要素)三个层面,与恢复性司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层次性和层次之间的互动性。平和司法在执法理念上与传统的司法理念有很大的转变,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实践平和司法将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预防犯罪、节约司法资源、维护被害人和犯罪人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恢复性司法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模式的新型司法模式,它寻求尽可能利用罪犯、受害者和社区的积极和自愿参与的方式,恢复受犯罪影响的所有当事方的一切权益。我国引入恢复性司法既具有刑事司法实践、刑事观念、刑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与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一定冲突。恢复性司法实践与理念对我国刑事诉讼可能产生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刑事观念、诉讼制度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方式等诸多方面。     

恢复性司法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考证

虽然中国传统社会与恢复性司法两者都倡导仁爱待人、和谐相处,提倡采用调解等非正式的手段化解矛盾冲突,但却有本质的不同:恢复性司法建立于平等、尊重的基础之上,以权利为本位,以法为据,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建立于“爱有差等”的等级观念之上,以义务为本位,侵蚀权利,维护封建统治。     

论刑事和解的正义冲突及其消解

刑事和解的构建初衷在于强化刑事被害人的保护,但刑事和解的适用却无疑一定程度地弱化了对犯罪人的惩罚。被害人保护与犯罪人惩罚均为社会的正义诉求,却在刑事和解中产生冲突。应当在价值松绑、立法解危、司法开路中消解刑事和解中的正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