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进一步发挥SDR作用的前景分析

基于对重要利益相关方立场的分析,未来一段时期,扩大SDR作用既面临一定机遇,也存在较多障碍,很快取得重大成果并不现实。近期,涉及面和私人部门参与较少、对美元地位威胁较小、所需基础设施较简便且成本较低的扩大SDR作用的建议,可能相对容易付诸实施。我国应继续坚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诉求,将SDR作为一张重要的牌来打,积极要求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同时,适当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国内经济金融改革开放,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在国际金融博弈中争取主动。     

由周小川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提议引发的思考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议应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提出的现实背景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施意义在于,克服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其实现路径是,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在IMF的投票权且充分发挥SDR的作用。     

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牙买加体系实际上实行的＂美元本位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美国滥用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特权的结果。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风险,同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另外还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带来了重要的契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场涉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利益重大调整的深刻变革,因此将是一个充满荆棘的异常曲折、复杂的漫长历程。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影响及对策

美国实行的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和汇率的波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输入型通货膨胀。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就要改变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是在SDR基础上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二是发挥IMF作用；三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建设区域货币；四是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试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功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协调机制,作为经济组织,不仅在世界货币金融领域举足轻重,而且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功能及其发挥以及美元霸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治功能的影响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欧元加入国际货币体系对美元霸权带来冲击同时也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及其政治功能在新时期转型奠定了基础。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牙买加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不受约束的美元霸权。如何约束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或发行国集团的宏观政策行为,使其更多地考虑外围国家的利益,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人民币国际化是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的重要举措。根据主权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当从三个方面分三步走加以推进。     

全球化挑战与中国经济的转型

21世纪以来,全球化以其强大的震撼力冲击了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国际经济失衡现象加剧;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挑战;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所谓的全球治理,在金融危机面前脆弱不堪。国际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预示着全球化风险在日益加大。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暴露了中国以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金融安全问题突出;能源、资源的外部依赖性明显;气候变暖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中国必须对全球化的风险有充分的认识以应对全球性挑战,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货币权力下美国对外货币金融制裁泛化及应对

研究表明,主权国际货币一般拥有自主型、联系型、结构型、建构型和威慑型五种货币权力.美元作为全球顶级国际性货币,正是运用上述货币权力分别实施不同层次、多种形式的对外货币金融制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裁式金融外交新形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给被制裁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冲击,构成了美国巨额的霸权红利.对此,应加强对美国货币权力体系及货币金融制裁架构、运行机理的研究;大力提升中国的货币权力与地位;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中国的金融制裁体系,强化反制裁措施和效果;健全国际组织体系,联合更多的经济体共同抵制美国的货币金融霸权和制裁外交行为.     

COVID-19疫情下美国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的新趋势与应对

COVID-19疫情下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不但没有消停,反而呈现频繁化、过界化、金融化、科技化的新趋势。美元霸权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霸凌的强大支撑;疫情影响下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美元霸权和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领导地位受到威胁是美国急于发动贸易霸凌的现实动因,其真实意图是巩固美元霸权、确保全球价值链领导地位,实现"美国优先"。美国的贸易霸凌将成为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复苏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源。对于外围国家而言,应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行为的关键在防范金融风险和货币危机的前提下,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改革来削弱美元霸权;构建"N个金融国家-N个贸易国家"新格局来打破美国在全球价值链唯一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要在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投身到国际货币多元化改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上新台阶来应对。     

数字货币、金融安全与全球金融治理北大核心CSSCI

数字货币作为金融科技的前沿领域,是数字经济繁荣的写照,也是数字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元素。当前全球活跃着约2万种各类数字货币,且数量仍在持续增加,在全球金融、经济和安全等领域作用日益凸显。交易安全是数字货币兴起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同时数字货币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全球金融治理带来多重影响。数字货币具备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特征,改变了传统中心化金融的安全逻辑,在降低交易安全成本的同时,也容易引发新的安全风险。在国家金融安全层面,私营数字货币挑战国家金融主权,跨越监管藩篱,使得金融风险来源更加多样化。在全球金融治理层面,既有的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数字货币快速发展的治理需求,各国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与需求多不相同,对其治理仍处于早期阶段。同时,数字货币也有助于革新跨境支付体系,推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议题的治理进步。数字货币对金融安全与金融治理的复杂影响源于金融技术创新的两面性,即让交易更加安全、便捷的同时,也触发了新的风险和监管需求,因而,对数字货币的治理也需要平衡创新与风险,实现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良性互动。     

欧元的实施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欧元的创建欧元是由１１个欧盟成员国共同使用的单一货币。欧元的诞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次最大变革，它不仅是欧盟在货币经济一体化道路上迈出的重大一步，同时还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根新支柱，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都有着深远影响。欧元的...     

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

2005年7月21日,我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经历了物价对比法阶段、稳定汇价阶段、一篮子货币定值阶段、贸易内部结算价和非贸易结算价阶段、单一汇率制阶段、官方价格和调剂价格并存的双重汇率阶段和盯住美元阶段。     

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法理基础

序言：问题的提出2009年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的发表，④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评论，不仅学术界的重量级学者关注，而且美国政府高官、国际组织也关注。“超主权储备货币”或“非主权储备货币”一词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热议的话题。②海外媒体称“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     

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美国得以向全球转嫁金融危机的巨大成本。从美国金融危机中能够得到的重要启示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同时,我国应把金融危机视为自身经济转型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良好契机。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次贷危机的反思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基于次级按揭贷款的衍生金融工具创新过度和监管的缺失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的根源是全球经济失衡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被滥用。在后危机时代，导致危机的这些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为从根源上杜绝危机再次爆发，必须在合作博弈的基础上谋求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逐步优化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全球性的金融协调监管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的困境与治理

一般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经历了四种不同的类型,即古典金本位制(Classical Gold Standard)、金汇兑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 System)和浮动汇率制(Floating-rate system)。这四种不同类型的设计与治理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下两种困境：首先是设计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技术性困境,即所谓的“三难处境”或“不可调和的三角”。其次是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现实政治困境,也即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政治基础问题。学术界围绕国际货币体系的上述困境提出了众多不同的方案,其中合作与协调方案是影响最大、最值得关注的一种方案。     

国际货币权力与地缘政治冲突

垄断资本走向全球化阶段后便逐步孕育了国际货币权力,国际货币权力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产物.进入新世纪以来,欧元崛起和人民币国际化使美元全球性货币权力难以为继,争夺国际货币权力成为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美元、欧元和人民币这三大货币权力板块之间的两条夹缝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重灾区,国际货币权力的走向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冲突乃至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转型的“风向标”.     

国际金融法体系的构建:基于立法环境的分析

现代金融法的品性在于金融规制。金融规制有机地包含了监管性规范和注入规制因素的交易性规范。鉴于国际金融法立法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以及金融制度改革方兴未艾。应顺应形势,建立包括国际货币法、国际金融经营法、国际银行监管法、国际证券法和离岸金融法在内的科学国际金融法体系。     

应对金融危机策要

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源于次贷危机。应对金融危机，应重新构建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打破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国际联合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