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的成长——评伯纳德·施瓦茨的《美国最高法院史》

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一直是美国学界和政界有争议的话题。有学者甚至断言,由于违反民主原则,最高法院会因行使司法审查权而被美国人民最终抛弃。①对此,美国著名宪法学者伯纳德.施瓦茨(1923~1997)在其著作《美国最高法院史》一书中,以历史笔法和法律现实主义态度取代了法理分析,重现最高法院200多年的司法之旅,通过对不同时期最高法院工作与生活的对比,有力地证明最高法院是一个政治机构,司法审查权作为改革工具,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对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合法性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一司法审查权的起源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②确立…     

美国反托拉斯法协议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研究

在1974年《滕尼法》颁布之前,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司法部反托拉斯协议裁决的司法审查十分简单,发挥的是一种"橡皮图章"的作用。《滕尼法》及2004年该法修正案力图加强法院对司法部协议裁决的审查。在此后的司法审查实践中,法院完成了由"橡皮图章"向"论坛"的角色转变,但仍然给予司法部在协议裁决中的自由裁量权。《滕尼法》的立法史与判例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在反托拉斯法实施中美国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博弈关系,也表明了在反托拉斯执法中,美国司法权基于自身的局限性,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以尊重与妥协。     

欧盟反危机措施的司法审查研究——兼论后危机时代欧洲一体化模式的博弈

欧元区债务危机不但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更衍生了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合法性危机。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推出的反危机措施虽然收到抵抗危机与稳定欧元区之效,但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欧盟经济治理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却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损害了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合法性,更刺激了欧洲一体化三种模式之间博弈的激烈化。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中,欧洲央行推出的"直接货币交易计划"和"公共部门购买计划"先后接受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在初步裁决机制中,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主要关注欧洲央行上述计划的货币政策属性及其与"禁止货币融资"条款的一致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宪法审查则立足于德国《基本法》的民主原则。两个法院两种不同的司法判决逻辑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一体化模式的竞争:欧洲央行和欧洲理事会构成的"欧盟经济政府"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以及德国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民主的、主权的成员国"的有限一体化模式。面对反危机措施的行政联邦主义模式造成的欧盟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等人提出了有关财政经济政策一体化与推动民主合法性重心向欧盟层面转移的民主联邦主义模式主张。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与欧委会主席选举将成为三种模式的博弈之战,其结果也将成为未来欧洲一体化的路标。     

特朗普政府旅行禁令的合法性研究——基于“特朗普诉夏威夷案”的视角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起通过行政命令和宣言的形式颁布了一系列旅行禁令,2020年又在现行有效的三号禁令上新增六个国家,引发国内外争议。这些禁令因涉嫌针对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而受到来自多个州的司法挑战。201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特朗普诉夏威夷案"(Trump v.Hawaii)中对三号禁令的合法性做出判决,多数意见认为禁令符合《移民和国籍法》授予总统禁止外国公民入境的权力,也符合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因其基于国家安全而非宗教敌意做出,满足合理性审查。但法院对审查标准的选择和适用受到质疑,多方批评其没能正视此项"穆斯林禁令"的真实动机。本案充分表明美国总统和行政机构在管理外国公民出入境方面享有极大权力空间,且可能涉及歧视问题。     

试论美国最高法院与司法审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法院之一,这一权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对美国宪法的最终解释权。以司法审查这一制度形式体现出来的宪法解释,一方面使得美国古老的宪法得以与时俱进,适应美国不断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场关于最高法院是否越权的永无休止的争议。最高法院的历史表明,貌似中立的法院及其大法官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时代潮流的影响和政治势力的干预。无论是对司法自由主义还是司法保守主义,司法能动还是司法克制,人们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理解。同样,司法审查所具有的反民主、反多数的难题,也只有在美国独特的联邦制和选举政治的制度框架内才能得以解释。     

红色警戒:美国科学界的涉外审查运动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压不断升级,美国司法机构以排查科研领域的"外国影响"为由,推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等联邦科研管理机构对其资助的研究机构掀起了一场涉外审查运动,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成为重点审查目标。大规模的调查导致上百位科学家被解职、逮捕、指控或判刑,其中大部分为华裔。各个机构高度认同政府保护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的战略,但在行动力度、审查程序和应对策略上存在差异,这与机构的定位和决策者的理念有关。总体而言,拉网式的调查和对涉案科学家的指控与判决缺乏公正性,主要表现为预设观点、种族标签、小题大做、手段强硬。美国科研界涉外审查运动背后的原因包括:中国的科技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以及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构成巨大挑战,并引发了美国人的焦虑感;美国政府执意认为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通过知识产权窃取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自身利益和经费压力促使美国的科研界屈从于联邦政府的政治主张。这场史无前例的审查运动,不仅对很多科学家以及美国华裔群体造成了重创,而且损害了美国的科研环境以及中美两国的科技合作关系。在权力政治极端强势和意识形态偏见甚嚣尘上的当下美国,马克斯·韦伯式"以学术为业"的情怀和万尼瓦尔·布什倡导的科学研究的自主性难以为继,科研界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因而逐渐减弱。     

论“欧盟航空减排指令”与国际法的冲突问题——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的悖论

欧盟最近作出了暂停对进出欧盟机场的第三国国际航班实施“航空减排指令”的决定,一定程度地缓和了此前国际社会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局势。不过,欧盟仍然以欧洲法院关于“美国航空运输协会案”的裁决为“背书”,坚持其单边措施的合法性,并且不排除未来有继续实施的可能。虽然欧洲法院在“美国航空运输协会案”中曾裁定该指令并未违反国际法,但这一内部裁决并不能改变欧盟单边措施违反国际法的事实。根据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国际法要成为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标准需满足严格的限制条件。欧洲法院基于“内向型司法”的倾向,对《芝加哥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国际习惯法规则进行了限制性解释,因而使国际法在“美国航空运输协会案”中被边缘化。欧洲法院维护了欧盟法的“自主性”,但损害了欧盟“尊重国际法”的宪法性目标和原则。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在国际法上有充分理由抵制欧盟的单边航空减排措施。与此同时,国际民航组织应争取在年内就全球航空业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达成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以避免欧盟重返单边主义。     

欧洲一体化研究欧洲一体化中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以欧盟司法与内务领域的超国家政署化为例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后,欧盟在主要机构之外建立了近40个欧盟行政公署,这一政治现象被称为"欧盟政署化"。欧盟公署的建立旨在于联盟层面完成特定任务,包括监督成员国在某一领域履行条约义务,促进成员国之间信息交换,对欧盟立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等。在司法与内务领域,欧盟建立了边境署、欧盟警署和欧盟庇护局等九个欧盟公署,这些欧盟公署在情报收集、风险分析、提高成员国行政执法能力和促进跨层级行政合作等领域承担了重要任务。在应对难民危机中,欧盟公署与其他联盟机构和成员国行政机构的合作表明,欧盟公署已经成为欧盟综合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既是成员国在司法、边界管理、移民和难民等领域长期合作的产物,也是下一阶段欧盟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和一体化水平的重要助力。随着欧盟公署行政职权和自由裁量权的逐渐扩大,欧盟得以加强对成员国的监督能力,提升联盟整体的行政司法合作水平。     

主权话语与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宪法司法化

近年来 ,英国宪法司法化趋势日趋明显 ,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机关间和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此过程中 ,欧洲一体化起到了催化作用。随着欧共体法纳入英国法律体系 ,欧共体法至上原则的确立使各行为体认识到议会主权的变革不仅是可能的 ,而且也是可行的 ,同时欧洲法院和英国法院可以借助欧共体 /欧盟的法律制度对议会立法行使事实上的司法审查职能。而《1 998年人权法》 ,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 ,使英国司法机关可以利用宪法手段对公民权利和自由提供更为积极的保护。因此 ,英国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内部和外部力量间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 ,它通过沟通、对话和学习实现了制度变迁     

关于泰国司法化的诸种不同观念

本文主要研究2006—2014年间泰国司法化的政治问题,并审视此极端争议期间司法被卷入政治的诸种形式。本文从2006年国王的两次重要演讲以及知名学者、社会批评家提拉育·汶密的诠释切入,细究几项具有持久政治影响的关键司法判决,包括2006年的大选无效案、2007年的取缔泰爱泰党案、2008年和2014年的亲他信·西那瓦的沙马·顺达卫和英拉·西那瓦两位总理被免案、2008年他信受到数项腐败指控并被判罪名成立,以及2010年的司法扣押他信资产案等。本文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司法化必定意味着保守主义者千方百计要剥夺从政者的权力并破坏选举政治吗?法官们是为泰国社会工作还是同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结盟?在泰国语境下,司法能动性越强,是否就越能推进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进步?本文认为,泰国的"司法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不同的法庭在不同的情况下以及不同的时间做出的判决,都必须仔细斟酌,辨明其各自所起的作用。     

备案审查制度在香港的运行空间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复强调要在香港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但如何能让一项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的监督制度有效嵌入香港法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难题。在香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为了弥合两地法律监督理念差异,立法者引入“分工负责审查模式”、通过对“审查依据”“审查对象”“纠错方式”的三重设置,将备案审查在香港的功能框定在一个重要但有限的范围。作为香港法律监督制度的一环,备案审查在实践中需要同时处理与“行政长官立法监督权”“香港法院司法审查权”“香港原有法律监督权”的三重关系,复杂的制度间博弈影响了备案审查预设功能的展开。备案审查制度功能在香港的强化可从前后两端着眼：一是加强与行政长官的沟通,实现对立法草案的控制;二是构建纠纷解决程序,处理备案审查与司法审查权限交叉的疑难情形。     

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学派对“弱国家”神话的解构

美国政治发展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深受历史学影响的政治学分支领域。近些年来,美国政治发展研究学派的学者从新的角度审视美国行政国家发展的历程,否定了传统政治史中关于"早期美国国家能力弱小"的假说。该学派认为,国家能力的强大也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这与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并不矛盾,相反,有效的国家行政能力与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结合,恰恰体现了美国国家建设历程和治理方式的独特性。     

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欧盟标准——规则建构、司法推动与范式扩张

个人数据保护标准是欧盟基本权利保护的制度体现。欧盟数据跨境传输规则和欧洲法院司法监管均以实现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标准为要旨。数据传输的一般原则是针对出境数据的永久最低保护标准,充分性决定和标准数据保护条款是欧盟贯彻个人数据保护标准的法律工具。前者整体适用于特定国家,后者个别适用于特定商事主体,欧洲法院司法审查旨在实现对数据流动的全球监管。中国数据立法须全面研判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模式的潜在风险,谨慎对待充分性决定、标准数据保护条款等具有欧盟特色的复杂法律工具,摆脱法律移植欧陆成文法的历史惯性,避免盲目借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而落入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的长臂管辖。数据流动立法应全盘统筹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流动立法方案,探寻价值中立规则以提供法律趋同新思路,引领数据立法的全球竞争。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审查制度考察——一项议会存续优先保障的制度设计

选举审查是指在选举的筹备,选举程序进行,结果的收集、统计与计算以及议席分配等过程中,对选举合法性与有效性予以审查的程序。在西方民主国家,选举审查一般是由议会中具有司法性质的委员会或法院进行。德国则采取先由联邦议院自行审查,联邦宪法法院享有终审权的混合审查模式。该模式运行的六十多年间,就联邦层面而言,数以千计的"选举异议"与二百多宗"选举审查诉愿",无一例成功挑战选举结果而导致问题选区重选。参选人口超过六千万人的联邦选举可以经受如此考验,与保守审慎、旨在对大选产生的代议制机关予以存续优先保障的路径选择息息相关。     

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基于陆海统筹原则

我国海岸带环境案件存在管辖权冲突、法律适用有争议、原告资格不明确、诉讼性质认定有争鸣、诉讼程序衔接未确定、司法执行机制不完善等环环相扣的问题,造成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究其根源,主要在于陆海“二分法”的分类思维影响较大,其与陆海统筹合为表里的内涵尚未得到全面、深入的理解。为破解海岸带环境司法困境,既要重视海岸带环境案件的特殊性,将其确立为类型化案件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又要贯彻陆海统筹原则,实现司法规则内在融贯、法治环节协调一致。     

编后

本期的专论文章分别对布什主义与美国新保守主义、美国的司法审查、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九一一后美国的公共外交等问题进行研讨。周琪女士的文章分析了布什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她认为,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使布什接受了新保守主义,而新保守主义者则通过布什     

不应有的失误--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美国的论述

近日偶然读到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政治文明历程 (必修 1)》① 和《历史 :经济成长历程 (必修 2 )》② ,发现有关美国的论述部分存在错误和问题颇多 ,特在此指出 ,并与编写者商榷。一　关于美国宪法和国家制度《历史 (必修 1)》第 10课《北美大陆上的新体制》在谈到美国 1787年宪法时这样写道 :“宪法体现了如下原则 :中央集权原则 :一个统管所有地区、指挥全部军事力量的最高行政长官 ,即总统 ;一个全国性的议会 ,掌管着统一的联邦财政 ;一个权力在各州司法体系之上的联邦司法体系。分权制衡原则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     

欧洲国家的代理机构治理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欧洲各国持续在中央政府中设置自主或半自主的代理机构从事服务提供、管制和政策发展等公共活动。这些代理机构的出现改变了各国传统上以科层制部门为主体的治理局面,使欧洲各国的治理模式在多层级、网络化和审议之外,又增添了一种分散化的"代理机构治理"。本文通过分析代理机构治理出现的原因、主要特征、发展变化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对这一新型治理模式进行全景式的解读。     

俄罗斯电子司法研究

俄罗斯电子司法的理论基础已经成熟。电子司法不同于法院信息化,法院信息化是电子司法的前置阶段,电子司法有其独特的内涵。电子司法是电子国家的组成部分,是民主的实现方式之一,在透明度、便捷性、公开性等方面有独特的功能。俄罗斯电子司法的法律渊源分为3种:国家战略规划、法律、司法解释等。其中,国家战略规划是核心,对电子司法的发展起到了统筹和引领作用,法律和司法解释等则为电子司法实践提供具体的规则支撑。仲裁法院的电子司法一直走在前列,其以“我的仲裁”系统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已经相对完善,普通法院也已取得了不菲的成就,目前俄罗斯的电子司法整体上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是,俄罗斯发展电子司法存在着不平等加剧、立法不足、技术带来新问题、物质保障缺乏等问题。俄罗斯各界就电子司法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俄罗斯民众对电子司法的认同,俄罗斯电子司法的前景可期。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学术研究和司法诠释的嬗变

正美国是一个枪支泛滥的国家,枪击案件屡见报端,成为美国社会一大痼疾。尽管如此,是否对枪支实行管控和如何管控枪支却在美国引发了激烈的立法争议、司法争议和政治争议,美国民众也在该问题上分成截然对立的两派,这使得控枪成为一个分裂美国社会的棘手的公共政策问题。枪支管控在美国之所以困难重重,除了相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