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犯罪现象的理性认识

在传统的观念上,人们把犯罪视为恶的现象,具有公然的反社会性。时至今日,当我们不懈地致力于同犯罪作斗争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罪是不可消灭的,它是一种必然的正常社会现象,同时又具有有限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应当理性地认识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犯罪的存在,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的刑事政策。     

犯罪既遂问题研究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一种基本形态,学界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存在着争论.在司法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上,则应当从犯罪事实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作为确立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犯罪化之提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刑法这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我国应该选择"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是我国刑事政策必然要面对的抉择。基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特点、我国与其他国家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差异性、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实行"犯罪化"。     

对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的思考

犯罪学意义上的再次犯罪是指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种犯罪态势,它包括同一个犯罪人再次犯罪、同一类犯罪人再次犯同类犯罪和社会任一个成员在其他社会成员犯罪后实施同一种犯罪三种情形。我国目前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成员再次犯罪形势严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结构失范、功能不全,因此,我们要在完善现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理性主义思想内容的基础上,着力建立健全科学主义再次犯罪刑事政策。     

非犯罪化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非犯罪化是与犯罪化相对应的刑事政策中"轻轻"政策的现实化,其基本理念源自于刑法谦抑性、刑法不完整性和刑法经济性等观念.我国的"严打"政策是一种积极的犯罪化政策,它与非犯罪化政策正好处于刑事政策的"两极",从它们体现的刑法理念而言,两者是不相容的,但在预防、抗制犯罪的目标选择上,却又并不存在冲突.因此,为了把"严打"纳入法治的轨道,有必要结合相关刑事政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并得出科学的判断.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浅论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本文在刑事政策世界发展趋势的视野中,借鉴西方新社会防卫理论及其刑事政策实践,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现状等相关问题,主张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完善我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单位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单位犯罪的发展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尤其是在单位犯罪的理论根据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基于刑法理论体系与刑事政策的考量。单位犯罪应否犯罪化和犯罪化的力度都离不开刑事政策角度的思考,可以说,一方面,刑事政策决定了单位犯罪应当犯罪化,要求刑法对单位犯罪做出反应,另一方面,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的着眼点主要还在于如何组织对单位犯罪的反应问题,也就是对刑事政策实践的有效性和公正性的追求问题。在单位犯罪的问题上,刑事政策是连接社会犯罪态势和刑事法律规范的桥梁。     

犯罪治理语境下刑事政策要素探析

从古典学派、实证学派到社会防卫学派,刑事政策的概念实现了从狭义到广义的变迁,也反映出刑事政策要素在特定社会情势下依据犯罪态势变化的特点。我国学者对刑事政策内涵的认识分歧,主要源于对刑事政策要素的不同理解。科学界定刑事政策,需要尊重刑事政策学的独立性,正视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重视刑事政策的实践导向。随着犯罪治理的转向,有必要对刑事政策的主体、对象、目的、手段等要素做进一步分析,以完善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建设。     

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之重新解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较为严峻,且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团伙犯罪有滋长之势,而理论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过于强调处罚上的从宽。因而,须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重新解读,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及国际人权法之综合要求。实践中,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还需要注意"宽"之维的解读、刚性年龄制度之重申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等三个问题。     

非人格化:犯罪实施与犯罪控制

犯罪人在犯罪实施过程中运用了对被害人非人格化的技巧 ,以规避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国家和社会在犯罪控制中也有一个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过程 ,但是 ,这种对犯罪人的非人格化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应该、不必要也不明智。对非人格化过程的阻却 ,提供了一个潜在被害人避免犯罪侵害、国家与社会控制犯罪、矫治犯罪人的新视角。     

论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最容易发生混淆的地方是,当两罪都表现为当场使用暴力,当场取财和以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当场取财的两种情况。此时,两罪的真正区别就在于暴力所指向的对象不同。抢劫罪的暴力及暴力威胁指向的是人身,而敲诈勒索罪的暴力及暴力威胁所指向的是人身以外的物。     

正确区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

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有着天生的亲密血缘关系,在最早提出犯罪中止的1871年《德国刑法典》中,犯罪中止就是犯罪未遂的一种特殊形式,只是到了后来,才有个别国家如中国将犯罪中止从犯罪未遂中独立出来,成为犯罪的停止形态中与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完成并列的一种形态。正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在理论研究方面各国理论界对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的区分历来     

犯罪成本与职务犯罪预防

职务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一般会考虑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刑罚成本。对于职务犯罪人来说,主要考虑的成本是刑罚成本,刑罚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刑罚的确定性程度和刑罚的严厉性程度。目前我国职务犯罪的法定刑严厉程度较高,但实际适用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并不高,刑罚确定性程度也不高,因此,要有效预防犯罪,应当通过提高实践中的刑罚严厉性程度和刑罚确定性程度来提高职务犯罪的成本。     

犯罪控制刍议

犯罪控制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国家机关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通过各种措施,发现、制止和打击犯罪,以防止和减少犯罪危害的过程.犯罪控制的主体主要是负有犯罪控制职责与职能的国家犯罪防控职能部门;犯罪控制的客体是诱发犯罪的原因--即与犯罪有关的人、物、情景等因素;犯罪控制的基本手段从高到低依次包括政权、法律、纪律、宗教、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层次.为了实现犯罪控制的目标,必须设计具体的犯罪控制指标和制定明确而有力的奖惩性保障措施,将犯罪控制在正常度以内.     

文化与犯罪

人创造了文化,同时也被文化塑造.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犯罪现象,无不打上了时代和环境的文化烙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之所以犯罪观不同,皆因文化背景不同.犯罪的原因固然很多,文化则是深层次的原因.文化背景不同,各国的犯罪对策亦迥然有异.     

论受控型犯罪

人的犯罪和反犯罪都是由意识所支配。失控型犯罪和受控型犯罪都是更犯罪意识弱化造成本文论述了受控型犯罪的形成、特点、趋势以及遏制的对策。     

关于公仆犯罪的思考

近年采,公仆犯罪呈上升趋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社会发展造成许多不利的影响,因而必须采取大力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进程,尽快出台"反腐败法",加快公务员队伍正规化建设的步伐等措施加以遏制.     

失业与犯罪

近年来,我国犯罪之所以大量增多与失业人数多是密切相关的.失业导致一些人经济困难,生活无着落,心理不平衡,极易成为诱发犯罪的因素.尤其在侵财型犯罪,群体上访引发的犯罪,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犯罪等方面表现突出,因而必须采取有效的预防对策加以遏制.     

刍议证券犯罪的界定

证券犯罪的本质在于其对证券市场的破坏,因此,应将证券犯罪界定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证券法规的规定从事证券的发行、交易、管理或其他相关活动,严重破坏证券市场的正常管理秩序,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刑法》与《证券法》对证券犯罪的规定存在冲突。对此,采用附属刑法的模式完善证券犯罪的立法是较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