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卡特政府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以FRUS和DNSA为中心的研究

1978年4月,阿富汗发生政变.政变上台的塔拉基政府亲苏色彩浓厚.塔拉基政府始终不能镇压阿富汗国内反对派武装势力,苏联担心通过塔拉基政府控制阿富汗的愿望落空.1979年阿明借由政变推翻塔拉基政府,阿明政府放弃塔拉基政府的亲苏政策,奉行中立主义路线,积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苏联担心阿明政府脱离苏联控制,进而导致苏联在阿富汗的利益受损.1979年12月12日,经过内部反复讨论,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军事入侵阿富汗的决定.苏联在阿富汗以及苏阿边境大量部署军队.1979年12月中旬,美国获悉苏军非常规调动并通过外交手段警告苏联.苏联并未停止针对阿富汗的军事部署行动,选择通过外交渠道敷衍美国.1979年12月27日,苏军攻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杀死阿明总统,扶植卡尔迈勒上台执政.苏联侵略阿富汗引发了阿富汗各个邻国及美国的担忧.基于共同的抗苏目标,巴基斯坦与美国开始合作,但西欧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并未和美国达成立场的一致.苏联入侵阿富汗前后,美巴关系经历了从冷淡到亲密的变化.巴基斯坦利用其战略地位,获得美国的大量援助.巴基斯坦也希望美国在军人政府、人权与核武器等问题上予以宽容,履行1959年美巴合作协定.但是,由于卡特政府过于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的执政理念,导致美国和巴基斯坦并未达成抗击苏联的协议.     

试析当前德美战略矛盾

2 0 0 2年夏以来 ,德美在伊拉克问题上发生公开争吵 ,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此次德美争论的内容远远超出伊拉克问题本身 ,直接触及德美在“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等外交与国际战略问题上的矛盾 ,显示出西方联盟内部深刻的战略分歧。德美战略矛盾的激化是冷战后双方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 ,其中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也有现实利益和战略理念的原因 ,还有双方内政因素。德美战略分歧并未导致联盟关系的质变 ,双方仍有广泛的利益联系 ,但留下的裂痕却很难平复 ,彼此关系将渐行渐远。德美都是大西洋联盟最重要的成员国 ,它们的矛盾和分歧势必对双边关系、欧美关系乃至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伊拉克战争与德美关系危机

德美关系因伊拉克战争而陷入深刻危机。文章试图在跨大西洋关系的框架内探讨危机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分析德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改善及其制约因素

冷战后,巴基斯坦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地位明显下降,特朗普上台后更是重印轻巴,推出了高度重视印度的南亚战略和印太战略,对巴基斯坦则实行极限施压政策以逼其加大反恐力度。美国的政策变化引起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的不满与抵制,两国间出现激烈的外交纷争,美巴关系陷入僵局。然而,巴基斯坦在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外交战略中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并且巴基斯坦是具有一定的对美反制能力的地区强国,特朗普政府在更为重要的阿富汗和谈问题上需要得到巴基斯坦的帮助。在权衡利弊后,特朗普政府调整对巴基斯坦政策,从以压促变调整为拉拢利用,美巴关系随之从高度紧张走向逐渐缓和。然而,美巴在短期利益和长远战略上都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和分歧,双边关系发展缺乏坚实的合作基础和长远计划,两国在主要的共同利益——阿富汗政治和解方面存在目标和利益差异。此外,美印关系不断提升,使美巴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困难重重。美国不愿放弃在巴基斯坦及邻近地区的战略利益,短期内会维持美巴合作,但从长远看,众多挑战和制约因素使两国关系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巴关系的走向不仅影响到南亚局势,还会冲击到我国的周边安全、中巴关系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应当密切关注。     

南亚地缘博弈的新态势及中国的角色分析

近来,南亚地缘政治博弈呈现新态势和新特点.美国拜登政府整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出台的印太战略,为压制中国发展势头而刻意拉拢和抬高印度.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印持续战略走近仍将是主流,这将进一步加剧南亚地区力量对比失衡的局面,地区安全脆弱性短期内难以扭转;同时,拜登政府持续酝酿和调整对阿富汗政策,4月正式宣布了从阿富汗撤军的最后期限,这立即引发阿富汗形势的新一轮变动,包括和平进程在内的阿富汗问题未来走向面临重大变数;印度人民党(印人党)在印度的执政地位依然巩固.印人党带有强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主张重建和恢复"印度教统治的印度",持续巩固和加强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印人党持续做大的国内政治现实,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刻意拉拢,导致印度自信心空前,在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关系方面更加强硬和不妥协,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持续吃紧;此外,巴基斯坦近年来安全形势持续好转,安全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导致的人员伤亡人数持续下降,但若干安全隐忧仍在.鉴于南亚地缘政治博弈呈现以上新态势和新特点,未来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赖中国与南亚域内域外的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抵制某些国家和势力的破坏和威胁.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研究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呈现一种基调未变、自主性增强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德国继续将北约视作本国安全的基本工具,在美国和欧洲大陆盟国间维持一种稍微"亲美"的大体均衡;另一方面,随着安全情势的整体好转,德国基于本国立场,逐步构筑一种相对独立、扩大发言权的同盟战略姿态。在同盟内部,历任德国总理都重视同美国维系总体上的合作关系,但在诸如伊拉克战争等域外行动问题上,德美关系也曾纷争不断,甚至严重恶化,其负面效应尽显。德国的北约战略处于一种本国诉求提升、能力略显不足而又依赖于美国的有限运作空间,德美安全关系继续保持一种美国占据主动权的不均衡态势。     

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与重返政治现实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美国是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奠定基础,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后,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单边战略做适当调整,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东问题、东北亚等问题上逐渐回归政治现实,而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是美国重塑国际形象的举措之一.     

上海合作组织介入阿富汗:背景、问题与方式

201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接受阿富汗为观察员国,这既说明阿富汗问题在上合组织议程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也表明了上合组织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意愿。阿富汗问题的性质及其"溢出效应"对周边国家带来的影响,加上美军与北约军队2014年撤出阿富汗后给地区局势增添的变数,加强了上合组织进一步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必要性。而在介入阿富汗问题的方式上,上合组织需要克服组织内部存在的局限以及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采取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地区国家间关系结构的优势,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加强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并以加强阿富汗政府的治理能力为主要关注,确保阿富汗独立和中立的国家地位以及使各项支持与援助行动真正符合阿富汗人民的需要。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以武力取代影响力:美国软实力的削弱

自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政策.阿富汗战争后,美国穷兵黩武,不顾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其放纵单边主义和军事本能的做法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不满,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受到重创.伊战中的情报失真事件和虐囚丑闻更使其恶化的国际形象雪上加霜,美国的软实力在不断受到削弱.     

打击恐怖主义战争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全球化的视角

九一一事件之后,全球化问题似乎已被打击恐怖主义所取代而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但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证明,美国没有停止其全球化步伐,而是借机加快其全球化的节奏,也就是说,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是其全球化战役中的一场战争.把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放到全球化的语境中讨论,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是现代化和殖民化的当代版,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世界的一个系统工程;九一一事件不是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而只是启动战争的加速器;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目的不是打击恐怖主义,而是为了在阿富汗和中东等地区推进其全球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布什政府达到了其预期目的.     

从“最低限度介入”到“有条件积极介入”:论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

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墓"之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过多卷入阿富汗问题,尤其是安全事务方面。然而,中国现阶段采取的"最低限度介入"也不能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有必要调整为"有条件积极介入",即:以不单边军事介入、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和尊重阿富汗人的意愿为原则。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应积极构建中美俄印巴大国安全合作机制,发动五国力量共同提供区域公共安全产品;在外交方面,中国应坚持以双边调解和多边斡旋为主,借中巴、中伊(朗)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独特地位多方协调,形成稳定有效的双边谈判机制和多边协调机制,并将阿富汗纳入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中国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等机制加大对阿经济援助促进阿富汗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提升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可为阿富汗提供可供借鉴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改革经验,致力于促进中阿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使两国的友谊深入民间;同时,始终保证积极介入的底线所在,以便践行周边外交优先理念,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     

新地缘政治时代下的跨大西洋关系

柏林墙的倒塌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改变了德美和欧美关系.本文认为:面对这一变化,如果仍固守冷战时期形成的行为方式和理念,已不利于德、欧、美跨大西洋关系的发展.德国、欧洲和美国应通过跨大西洋政策和跨大西洋机构的改革,构建一种新的跨大西洋关系.     

美国贸易协定政策评析——基于对USMCA、美韩FTA等贸易协定政策的分析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在"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主导下,美国将"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作为其贸易协定政策的直接目标,在此目标导向下实施了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FTA,启动美日、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等一系列政策活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政策及其实施增加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扰乱了汽车及零部件等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加剧了国际投资环境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对过去70多年来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框架构成严峻威胁.拜登上任后,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政策倾向有明显扭转,并有延续的意图.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生效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可美墨加协定作为美国新政府未来贸易协定谈判模板的地位,且从其加强与友邦和盟国合作的贸易政策导向来看,拜登政府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生效的美墨加协定、美韩FTA 2.0、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合作深度,大力推进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     

中国与阿富汗——中国的利益、立场与观点

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关切及政策。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积极的参与者,但又保持低调立场。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经济重建,提供财政支持和各种援助。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帮助,但又避免直接军事卷入阿富汗。中国谨慎地对待塔利班问题,避免与其直接发生冲突。中国希望"喀布尔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以使阿富汗政府发挥更大的自主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支持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新疆的安全稳定是中国阿富汗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将阿富汗看做是构建新疆地区安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为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做准备。     

阿富汗问题与欧亚秩序构建——关于世界大变局的对话

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以"反恐"为开始,但很快转换为在全球推广美国式"优越制度"的一部分。20年来,阿富汗战争并没有实现制度推广的功效,也没有为阿富汗人民提供稳定的福祉,更没有带来区域和世界的安宁。可以说,通过战争的方式在阿富汗废墟上嫁接西方制度的尝试是一次总体性失败。阿富汗是一个内部充满多样性的国家,很难以西方为模板被"构建"。将阿富汗纳入欧美国家所说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设想已经破灭,这是美国在阿富汗失败的主要教训。阿富汗问题的另一个启示是,欧亚区域秩序的构建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现有的北约、欧盟、欧亚经济联盟、上合组织,以及南亚、中东的各类区域组织,都尚难成为整全性的欧亚秩序模式。可能还要通过次区域进程的逐步提升,以及"一带一路"方式的非刚性区域体制构建,强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引领等务实合作,才能够逐步地走向欧亚总体秩序的构建。     

北威州州选及其对德国政坛的影响德

2002年联邦大选后,红绿执政联盟开始了艰难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在改革进展不利的情况下,红绿联盟又失去了对其意义重大的北成州.北威州这次议会选举对德国政坛影响巨大,红绿联盟在州选中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联邦大选可能提前到今年9月进行.     

伊拉克库尔德对美的游说与各方在独立公投上的多重博弈

伊拉克库尔德人寻求自治甚至独立的渴望从未泯灭。2014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给伊拉克库尔德人寻求独立提供了机会。库尔德人依赖海湾战争后同美国建立起的特殊关系,借助高级官员访问等机会发起对美国的游说,试图说服美国支持库尔德的独立公投。库尔德游说在美国国会引起很大反响,激发了库尔德、伊拉克政府、美国国会与包括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内的美国行政部门之间的多重博弈。由于库尔德的独立公投严重违背美国的反恐优先和一个伊拉克的政策,且库尔德独立远未提到美国中东政策的议程上来,库尔德独立公投在美伊的联合反对下归于失败。在打击"伊斯兰国"取得胜利后,库尔德地区政府和伊拉克直接对话的结果,以及美国对时局的评估将决定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未来。     

重析美国先发制人战略

先发制人战略是布什政府国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既是美国为消除九一一事件恐怖阴影做出的带有激进风格的战略选择,又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扩张的相对"理性"的手段.自从2003年美国将伊拉克作为先发制人的第一个试验场开始,该战略的命运就已经与伊拉克局势的发展以及布什的个人政治前途牢牢地拴在了一起.目前,美国总统选战刚刚进入白热化阶段,先发制人能否继续成为下一届政府的战略选择,仍是个未知数.但是,它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的冲击已经十分明显.     

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政策的演变

随着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扩大和深化,库尔德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正式进入美国的外交考量。基于伊拉克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局势演变,库尔德问题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且更具有长期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为起点,1991年海湾战争为关键节点,库尔德禁飞区设立为重要标志,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可分为海湾战争前和海湾战争后两大时期。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在该问题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立场,因为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本质上只是美国处理和伊拉克及中东关系中的一个部分。美国根据自身的国内政治状况、国际战略、中东利益、对伊拉克政策和地区形势的具体变化,不断调整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谋求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