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罪学研究路径的具体展开

在社会急剧转型与强化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犯罪学应该通过自身研究路径的展开来实现犯罪学的学科价值与满足社会的客观需要。具体来说,应该科学借鉴域外与挖掘传统的犯罪学理论成果,创新具有本国特色的犯罪学基础理论;树立正确的犯罪学实证研究理念,扎实与系统地开展中国犯罪学本土的实证研究;积极参与刑事立法与司法运作,在社会防卫与公共政策方面体现犯罪学的社会价值。     

论犯罪测量量具及其标准化

犯罪测量是犯罪学的重要课题。,近年来西方犯罪学发展缓慢,原因就在于测量量具缺乏标准化。测量量具不标准不利于犯罪学核心概念的精确,不利于实证研究的比较,不利于理论与实证互动,不利于研究成果的累积与转化。对于初学实证的我国犯罪学界,普及量具标准化意识有独特的意义。犯罪学测量量具标准化有利于西方犯罪学理论的中国化和我国本土犯罪学理论的验证。量具标准化不会影响犯罪学的多元比较,它是灵活的、发展的,不是固定的、模式化的。量具标准化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定期评估。     

犯罪学的本土化过程中应注重的“四个支撑点”

学科发展道路多种多样,最根本的是立足本国文化,扎根于本国实际。任何学科在前进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机遇,如何把握机遇,完成犯罪学本土化转型的任务,是摆在中国犯罪学者面前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国之人文科学,其传承与发展应贴近本土,深懂一国文化,方可源远流长。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本土文化博大精深,本土资源丰富多样,研究中国犯罪现象的中国犯罪学,必须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本土文化,构建本土特色的学科理论,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犯罪治理措施。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黑社会性质犯罪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犯罪现象,必须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在犯罪学意义上,黑社会性质犯罪建立在典型的黑社会犯罪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在刑法学意义上,黑社会性质犯罪是指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以及境外黑社会成员到我国境内发展成员的行为。其特征也即该罪的构成要件     

中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的犯罪学还至为年轻，犯罪学的全面发展与繁荣还只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而这一历程只是现代犯罪学历史百年之后的岁月。目前，我国犯罪学可谓处在发展中的徘徊阶段，我国犯罪学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更高层次的犯罪学研究的繁荣，需要观念的更新、犯罪学理论在实践地位中的彰显、相对柔韧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定位等。     

我国犯罪学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理性思考

我国犯罪学国际化的具体内涵与我国犯罪学历史渊源、犯罪现实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犯罪学本土化也大体包含三个方面的具体含义,这与西方犯罪学发展状况、我国社会特性以及当下犯罪现实等都有着很大关联性。我国犯罪学国际化与本土化过程中往往会因指导思想层面的不同、学科发展定位不正确以及学科话语知识＂地方性＂局限等而导致冲突,应该科学、合理地加以化约。     

晚近我国犯罪学的新发展

我国犯罪学自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几年,我国犯罪学界针对犯罪学的学科性质与地位、犯罪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犯罪学的实践运用等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我国犯罪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研究和应用犯罪学指明了方向。     

犯罪学科学性视野下我国犯罪学若干认识误区之辨明——兼论关系犯罪学之提倡

我国犯罪学存在若干认识误区,在科学性方面有待加强。犯罪概念方面的误区表现在混淆了研究对象层面上的犯罪和概念层面上的犯罪,过于追求犯罪概念的精确化,忽视犯罪概念的心理学考察。研究方法方面的误区表现在认为犯罪是不可以量化的,量化就是有数据,忽视测量量具的标准化,认为犯罪研究是纯客观的。在犯罪学体系方面,传统犯罪学体系因其逻辑结构的大众化、通俗化和易滥用性不利于犯罪学往纵深方向发展。建立在关系哲学和实证分析基础上的关系犯罪学成为当今犯罪学体系的理想选择。     

中国犯罪学知识体系检讨与重构

中国犯罪学创立以来先后形成了"罪前—罪中—罪后""绪论—犯罪原因—类型犯罪—犯罪预防"等多种知识体系,呈现的主要特点为:在犯罪学教材体系层面建构与推进,体系多样并有较大差异,坚持中国特色的理论路径。存在的不足与缺陷是:内在的专业槽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内部结构不均衡,理论层次定位不合理,知识体系不完整、不匀称、不自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知识建构路径简单、偏狭,没有形成两者内在的良性互动结合;知识体系封闭,缺乏开放性与融通力。对犯罪学知识体系的重构,应在本体犯罪学、理论犯罪学、实证犯罪学三种成熟形态视角下进行"分层"解构,通过类型化、语境化、个别化模式加以整合,型构出中西融合、具有中国特色、开放性的中国犯罪学知识体系。     

注释法学方法论之拷问——以犯罪学学科定位为视角

犯罪学与刑法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显著差异。犯罪学研究事实存在的犯罪,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犯罪研究";刑法学是不研究"犯罪"的,其可以称之为"某某罪的研究"、"罪名研究"或是"犯罪的法律解释"。犯罪学是前犯罪学科,是上位学科;刑法学是犯罪后学科,犯罪学不只是为刑法学服务。犯罪学与刑法学有着明确的学科疆域界定。犯罪学强调互动关系,将社会和人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经验事实化成不同的变量,统计并观察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刑法学是注释法学,我注法条,法条注我。这种注释方法不应奉为法学研究教学之圭臬。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研究

建立直接隶属于中央，摆脱地方控制的侦查机构，是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行使的重要环节。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存在权力配置分散、侦查措施落后、易受不当干扰、缺乏有效监督等不足，为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应从内外部职权配置和侦查监督等方面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     

对当前我国洗钱犯罪的再思考

在我国，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洗钱犯罪现象也从无到有，并且出现严重化趋势。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打击与防范机制，采取有效的对策遏制洗钱犯罪具有紧迫性。针对目前洗钱犯罪的主要手段以及我国对洗钱犯罪打击与防范的现状，采取的对策有：完善相关立法．规范金融防范措施，加强反洗钱国际间的协助与合作等等。     

对提升公安机关侦办案件能力的探讨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诱发犯罪的因素很多,公安机关必须牢固树立情报信息主导侦查理念,切实提升情报信息的搜集研判能力;牢固树立科技服务实战理念,切实提升民警的科技应用能力;牢固树立合成作战理念,切实提升整体作战能力;牢固树立执法规范化理念,切实提升打击处理能力;牢固树立队伍专业化理念,切实提升刑侦队伍的攻坚克难能力。真正肩负起三大政治和社会责任。     

定罪中的人身危险性问题研究

我国犯罪论中存在着人身危险性地位的理论争议;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世界大多数国家评价犯罪的标准是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而我国犯罪论对犯罪的界定标准是单纯的犯罪行为;因此,建议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建立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犯罪评价机制。     

单因素·多因素·层次系统——中国犯罪原因研究层次30年之述评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犯罪原因研究层次的总体发展脉络是:最早由单一因素研究开始,逐渐转入多种因素研究的阶段;多因素研究由平面的综合研究走向立体原因层次系统论的研究。从犯罪原因的单因素理论、犯罪原因的多因素理论到犯罪原因的层次系统论,概括地揭示了新中国犯罪原因论的发展史,说明了我们对犯罪原因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由浅入深,由片面走向全面。     

我国少年警务制度构建初探

少年警务制度是国家对未成年人进行犯罪预防和违法犯罪处置正式机制的第一个环节,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意义重大。目前,少年警务在运行过程中仍面临着专门机构缺失、警务理念滞后等问题,阻碍了少年警务由局部实践探索向整体制度构建的转型。随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公安机关应当顺应少年司法改革的趋势,从推动专门立法、建设专门队伍、完善犯罪预防职能、落实罪错少年处遇分级四个方面构建我国的少年警务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归责年龄及刑罚处罚措施规定的建议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激增,并且呈现出新的趋势:低龄化、集团化、恶性化,而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归责和刑罚处罚措施等方面,我国立法明显滞后,使得"罪责不一"、"罚其不当",无法充分实现预防犯罪、教育他人的目的。因此,我国应调整现行法律规定,适当降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扩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刑事责任范围,建立丰富、层次化的刑罚处罚体系,以体现对未成年犯的惩罚、教育,有效抑制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日益严重的态势。     

我国金融犯罪国际化趋势及其对策

我国入世后,金融业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与此相应,金融风险加大,金融犯罪相应激增。金融犯罪的产生发展历程演绎着金融犯罪受金融业发展左右的客观规律,为此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金融犯罪也呈现出国际化趋势,而从金融犯罪国际化趋势中我们必须寻求控制预防其发展的对策。     

经济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研究

经济犯罪是犯罪领域中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犯罪已成为刑事立法的重心。在法制发达的国家,把经济犯罪作为一种轻罪,并在刑事诉讼中设置了特别程序和措施。我国治理经济犯罪起步较晚,无论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上均有缺陷。借鉴域外治理经济犯罪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实体法上丰富我国的刑罚手段,在程序法上设置特殊...     

论新型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型毒品指主要依靠化学合成的毒品。新型毒品犯罪即指以新型毒品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行为。我国新型毒品犯罪具有生产消费本土化、涉案人员高知化和消费群体白领化的特征。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应当：在对制毒技术和制毒原料的刑法管制上,严格限制相关犯罪认定的标准,防止过度入罪;严格监管含有精神药物的处方药,在刑法上设立＂非法出具处方罪＂和＂非法提供处方药罪＂;创新与探索戒毒领域的制度,而不是匆忙地将吸毒行为犯罪化,以更好地规制新型毒品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