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普法教育中的“熟人志愿者”队伍建设初探

农村普法教育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如何建设一支真正适合农村现实的普法教育志愿者队伍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问题。笔者基于我国农村"熟人社会"的社会特点以及农村普法教育的现实需求,提出了"熟人志愿者"的设想,并从志愿者服务法律制度的保障、农村普法教育志愿者组织的设立、志愿者的招募、培训、管理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我国农村普法教育"熟人志愿者"队伍的构想。     

半熟人社会与人际信任——兼论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是农村人际信任运作的重要场域.在半熟人社会中,人际关系和中间组织不仅构成了人际信任的二元化运作机制,而且还建构起人际信任发展的四种理想模型,并规范着农村社会信任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     

法治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思考

倡导秩序的社会组织管理价值导向要求摒弃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以政府供给法律秩序的法治化间接管理模式来替代。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并非"政府依法管理社会组织",而是将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与社会组织一并规范到法律框架中。创新的基本思路是由政府法治化来推动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具体步骤是在统一的"社会组织管理法"的指引下建立政府监管社会组织的责任机制和政府、社会、市场的合作机制。     

当前乡村法治秩序构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之道

乡村法治秩序是我国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从乡土内部催生出农民法治需求,基层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为乡土法治权威的树立创造了外部条件,新时代,农民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秩序的需求。然而,由于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乡村法治秩序依然面临着法治权威不足、法治规范不适应的形塑障碍。面对新的时代要求,须通过立足乡土情景,健全法律机构设置;克服法律特权现象,树立农村法治权威;设置驻村法官,转变法律服务方式;创新法治教育方式,提高农民法治意识;重构乡土规范,推进法治农村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乡村善治格局;全方位推动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为现代法治的真正下沉创造条件。     

“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农民道德主体性重塑的自组织范式——以“道德评议会”为个案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农村"空心化"的表征愈发明显,农村逐渐步入"无主体熟人社会"。面对"舆论失灵"呼唤道德舆论新生态,"‘面子’贬值"期待道德序参量,"社会资本流散"需要道德契约化的境遇诉求,需要"自组织"发挥趣缘性、自治性、扁平性、灵活性等优势进行"补位"。当下,部分省市农村"道德评议会"的实践、探索,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农民道德主体性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自组织"范式:即建构内聚与耦合的"双重"自组织体制,交叠制度与社会的"双重"自组织资本,形塑公意与博弈的"双重"自组织规范,衍化扬善与谴恶的"双重"自组织话语。     

发挥人民调解的农村社会稳定作用

乡村社会信任关系具有熟人社会的一般特性,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矛盾纠纷的处置中,民间调解一直在发生作用。人民调解尊重民间调解习惯并将其作出现代性转化,实质上是将礼俗秩序与法律秩序结合起来。以人民调解的制度化形式介入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和谐和法治进步。     

乡土农村中的调解和“政法组”的定位——对浙江省黄岩地区黄杜岙村调解情况的反思

"政法组"是浙江农村中一种特殊的基层工作机制,其主要职能就是调解乡民纠纷.不过,作为对乡镇一级司法办公室、综合治理办公室或司法所建制的法律模糊性的反应,"政法组"在乡土农村中往往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法律在这一熟人社会中的渗入.因此,通过对"政法组"性质和价值的定位,探讨调解过程中法律介入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以及由此分析法律运作的场景组织安排,有助于认清实践中的法律困惑,加深对调解的理性取舍.     

论传统文化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影响

农村偏远地区长期以来都是国家政治和法律的"边缘区域",农民主要依靠熟人伦理调控社会关系,法律意识以"淡薄"为基本特征。作为典型的乡土社会,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是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原因。     

论现代乡村法律秩序

现代乡村法律秩序是我国人民公社解体,国家政权从乡村收缩以后在农村出现的一种与国家法律秩序平行法律亚秩序。从历史维度看,它是我国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过渡性;从社会功能角度看,管理性是它的本质;从产生过程看,博弈性是它存在的特点。一、现代乡村法律秩序是我国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过渡性特点。罗吉斯在研究美国乡村变迁时发现,有7个因素直接冲击了美国的乡村社会制度。这7个因素是:①人均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农业人口下降;②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联系加强;③农业生产趋向专业化;④乡村和城市价值观差距正在逐渐缩小;⑤随着大众传播和…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研究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增长,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农村"熟人社会"环境决定了它团伙犯罪与流窜作案的特征。与城市未成年人犯罪相比,犯罪的未成年人年龄、文化素质更低。目前侵财型犯罪居多,暴力犯罪与性犯罪日渐增多,犯罪类型逐渐有成年人犯罪的趋势。农村社会控制力弱化导致留守儿童犯罪成为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大问题。     

法治中国之路:从国家到社会

"法治中国"的正式提出使得我国法治改革不再停留在国家和政府层面,而拓展到社会之中,提倡建设"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将法治改革落位到社会层面,使得社会个体获得应有的尊重,这是一种法治的回归。单靠自上而下的模式已经难以实现法治中国,因此需要借助一种批判竞争式民主的理念改革——协商性民主,从而建立一种基于平等、公开的博弈平台,实现公民真正的当家作主,推行属于广大民众的法治社会,并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得以贯彻。     

乡村社会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来自河北保定冀北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

河北省保定市冀北村至今还保留着"招墓角"这一民间婚姻风俗。笔者通过对该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发现,从表象上看,人民调解成为了该村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国家法似乎有了某种"失灵"的迹象。因此,必须客观认识民间法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但也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纠纷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应当构建适合乡村社会自身特点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农村警务改革的新模式——对罗田县公安局“流动警务”的调查与思考

“流动警务”是湖北省罗田县公安局推出的一个以警力前置、流动办公、主动服务、积极治安为基本特征的农村警务改革新模式。“流动警务”是一种诚信警务、便民警务、阳光警务、质量警务。罗田县公安局以“流动警务”为切入点,强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锻造了公安队伍,维护了社会治安,开辟了一条“素质建警”和“高效治安”的新途径,实现了公安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心理变迁及其优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健康和谐的社会心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心理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创新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法理意识不断增强。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不良社会心理，而对这些不良社会心理的优化与重塑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     

当代公安文学主体多样性的生成及其原因

公安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革”中遭到压制,改革开放后获得复苏和发展。伴随着社会环境及文学环境的变迁,公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主体性也呈现多样性发展。五十年代公安文学作品中主体单一,多为“高大全”的人民警察形象。八十年代后,警察形象的构成走向多元与多向,时常表现为带有人性弱点的英雄形象。进入九十年代,公安文学的主体范畴进一步扩大,一方面警察形象在公安文学作品中的比重减小,另一方面,与案件相关的各色人物,包括灰色人物和犯罪嫌疑人的比重不断增加。公安文学作品中的主体多样性不仅是社会与历史交汇碰撞下的公安文学特殊性质的合理展现,同时也体现出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及其意涵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反映这种社会关系转型轨迹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凸现——一种“集体意识缺失”的视角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文章试以迪尔凯姆关于“集体意识”及其在两类不同质的社会中的表现的论述为理论依据来探讨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显然“,集体意识”的缺失是中国农村大量社会问题凸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培育与建构中国农村新型的“集体意识”对解决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探析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推动改革深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衡量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新标准、新要求。用新标准、新要求来衡量,当前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亟待提高,这突出表现在:在部分领导干部中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工具论仍有市场,以权力为本位忽视公民权利,法律信仰缺失、法律意识落后、法治思维习惯尚未养成等方面。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必须加强法律学习,培育法治文化;注重法治观念的更新;以制度创新促成法治信仰的形成;调整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     

论当代社会背景下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环境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我国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作为行使国家公权力之一的公安机关,其执法行为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公安机关如何提升执法活动的公信力已成为依法治国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从当代社会发展引发的执法环境变化入手,结合执法公信力的现实意义,对树立正确执法理念、保障执法程序正义、提升执法人员素质、明确严格执法的工作准则、完善执法工作的监督机制五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对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的途径做出了初步探讨。     

“网络舆论审判”中的符号暴力及其风险治理北大核心SSCI

“网络舆论审判”作为国家机器缺场下的网络互动行为,在法理、司法程序、舆论传播等研究方向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但该现象身后潜藏的社会性生产机制尚待进一步探究。符号暴力的“动力/工具机制”用来剖析“网络舆论审判”体现了很好的恰适性:一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在维序社会结构稳定、编织社会成员行动逻辑的同时,同样可能在网络议题中以符号暴力的形式,指导民众在自我规训下投入“网络舆论审判”的建构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凭托于网络社会之扁平化、脱域性等空间特性,“网络舆论审判”可能在信息技术的符号化实践中流变为僭越法理、消解权威的失范行为展演。针对“网络舆论审判”于政治制度、空间秩序以及社会心态等领域所展现的风险特征,亟须将其纳入国家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规范引导与文化矫正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