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与邻避冲突的化解——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

邻避问题的价值判断是邻避研究的重要途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认为邻避设施建设就是一种具体的空间生产,邻避设施生产中的空间冲突反映了权力控制和城市权利之间的紧张。作为空间价值取向的空间正义,关注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配置过程和结果中的正义。我国邻避设施在空间生产认知、决策过程和结果补偿中存在价值偏离,应该在空间正义的原则下重新定义邻避行动以实现城市权力,促进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空间生产决策,科学规划凸显空间性的多元补偿方案,以此寻求邻避冲突的化解之道。     

邻避焦虑心理驱动下的城市邻避冲突及治理

邻避焦虑是民众围绕邻避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营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城市邻避设施具有民生性和公益性,但也客观地存有环境风险。随着城市民众环境知识的丰富和环境意识的提升,邻避设施所带有的风险容易被认知、放大,引发他们的邻避焦虑心理。围绕邻避设施,这种心理从最初的不满开始,逐步演化为恐惧,最终催生邻避冲突。邻避冲突给社会秩序和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需要认真治理。这种治理要求着眼于城市民众邻避焦虑心理的消除,既要通过充分的民主决策过程取得民众对邻避设施选址、建设的认同,又要通过充分的沟通协调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系列问题,更要注意对相关民众进行必要的、适度的利益补偿。     

邻避概念的多重污名化与工程人文风险框架的构建

"邻避"一词是舶来品,但在中国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邻避"概念集合包括"邻避效应""邻避情结""邻避设施""邻避冲突"等."邻避设施"的经建,使居民产生"邻避情结",进而导致"邻避冲突",此观点可以概括为"邻避效应".通过对"邻避"概念的系统反思,可以发现其遭遇了来自民众、政府、专家等利益相关群体所构建的"多重污名化"的情况,同时"邻避"概念的使用还存在权力思维、价值思维、技术思维、拿来思维误区,对于中国经验的解释也十分有限."工程人文风险"概念框架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包括敏感人、敏感性工程、主观风险等概念构成学术概念集合和逻辑关系,这有助于探索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减少由于"邻避"概念所造成的问题,也有助于形成更符合中国经验的新的话语体系.     

内向性邻避冲突及其解决之道——以某高校教师住宅小区为例

社区内公共设施效用的非均一性和非同质性造成了社区内向性邻避冲突。案例研究表明,这种冲突不同于通常的外向性邻避冲突,表现出冲突主体内部化、利益取向多元化、力量对比复杂化等特征。解决内向性邻避冲突面临着经济补偿作用有限,强制手段阙如和谈判协商困难等困境。要解决内向性邻避冲突应从加强科学教育,消除敏感心理;增进沟通交流,促成相互妥协;加强法制建设,规范设施建设;政府示范引导,增强公众信心等多方面入手。     

邻避冲突治理——基于公共价值分析的视角

揭示邻避冲突矛盾激化的内在原因是防治邻避冲突的关键。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运用公共价值分析对邻避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冲突行为背后各方所秉持的公共价值观演化轨迹及其治理逻辑。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有深层次的价值因素混杂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价值共识在邻避设施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进而引发、激化矛盾。因此,治理邻避冲突问题不能抛开共识价值而单单讨论利益冲突,应当从组织、个人和治理模式各层面出发,重新考虑公共价值共识达成问题以化解矛盾。组织方面要回归政策的共识公共价值取向,个人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共同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使邻避冲突治理的每一举措都展现"共识公共价值"的理性。     

风险社会邻避困境的化解:以共识会议实现公民有效参与

当今世界是个充满风险、各种风险叠加的风险社会,公共决策因之变得更加困难,因邻避设施建设而形成的邻避困境充分显示了公共决策的困难性。本研究针对目前正困扰政府治理的邻避问题,认为邻避决策实质上是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分配的一种风险决策。在对风险认知存在巨大差异的背景下,政府封闭式的决策模式、公民利益诉求表达不畅以及专家遭遇社会信任危机是导致我国邻避困境的主要原因,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实现公民在公共决策中的有效参与,通过理性对话打破邻避设施"建与不建"的冲突困境。而共识会议作为一种科技风险的民主治理模式,强调公众与专家平等、充分地理解和对话,是实现公民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对化解我国的邻避困境将有着重要助力。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

邻避冲突不仅与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还是多种心理因素在特定情境下综合作用的结果。基于湖北省多个环境类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实地调研,探索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对邻避冲突参与意向的影响,并验证公众政府信任对其风险感知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对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政府行为信任是影响其冲突参与意向的最主要因素,政府信任对公众风险感知与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为了达到"邻避冲突可免"的治理效果,必须加强邻避设施风险评估和运行监管,降低设施本身的负外部性,弱化公众的风险感知;地方政府应在"公众中心"的行政理念指导下,加大邻避设施相关决策信息的公开度,创新风险沟通方式,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度。     

邻避效应视角下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策分析——以大连市石化类公司的设立与运行为例

邻避效应,指当地居民或者单位因担心建设一些项目对自身健康、当地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以及采取的强烈和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即发生邻避冲突。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区承受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邻避冲突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大连市石化类公司在其设立与运行的过程中,也发生了较为激烈的邻避冲突。本文以此为例,试图探究分析如何减少邻避设施带来的负外部性,找到缓解矛盾冲突的途径,求得社会发展中各主体的最大利益公约数,促进社会的公平有序与和谐稳定。     

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邻避危机是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的重要形式。当前,邻避危机的演进机理仍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内生和外生融合性视角,以2007至2013年中国主要邻避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建立了邻避危机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研究表明:(1)以感知风险、感知挫折和不信任感为主体的抗议者邻避情结"愤怒三角形"是邻避危机演进的内在驱动力;(2)在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的"双重人格"下,地方政府的随机性治理策略成为重要的外部推力,在邻避危机演进中发挥着调节效应;(3)外部情境尤其是邻避设施规划运营体制与危机治理体制,是邻避危机不断涌现的现实土壤;(4)动员者、运营商和其他主体(专家、媒体、NGO等)在邻避危机演进及治理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提出了指向公众沟通、以人为本和柔性治理为标志的治理启示。     

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

人们对影响生活质量的邻避设施抗拒乃至激烈反对,很容易出现邻避型环境群体事件。社会剧烈转型、冲突条件充分、政府公信不足是产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时代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并非在所有邻避设施上能与公众采取互动与合作,其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邻避冲突,政府妥协说明其治理成效并不理想。政府理论创新与民主治理能力不足,都不利于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这就需要在决策和执行时规范政府治理主体,完善政府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果,并要做到理论创新和民主治理能力提升。邻避思维不可免,邻避冲突可避免。     

空间剥夺感在公众空间保护行为中的作用——基于邻避事件中公众话语的探索性研究

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表现,邻避事件中公众的空间保护行为背后有着相应的心理触发机制.通过对邻避事件中的公众话语进行编码和分析,发现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以及邻避设施负外部性会让公众构建起空间权益被剥夺的心理感知.这种由于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造成的相对剥夺感,在表达渠道失效的情况下逐渐累积,经过群体信念的强化从而成为公众空间保护行为发起的心理基础.对此,政府和企业应在深入了解公众诉求的基础上,探求更加合理的制度以缓解和消除公众的空间剥夺感.     

城市发展中“邻避冲突”风险及应对策略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由城市发展和社区建设所引发的公共冲突问题不断增加,其中邻避冲突问题最为突出。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和谐稳定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应从"邻避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多元主体协作参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等三个方面化解风险。     

“不要建在我的辖区”：科层组织中的官员邻避冲突——一个比较性概念分析

基于经验事实和理论研究,建构出"不要建在我的辖区"的新概念。与已有"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官员邻避冲突的主要指向在于责任规避,民众邻避冲突的核心焦点则是利益博弈。在冲突主体上,官员邻避冲突集中在科层组织内部,而非官民二元之间;在冲突时间上,官员邻避冲突发生在决策之前,而非公示之后;在冲突形式上,官员邻避冲突相对温和拖延,而非激进短暂;在冲突治理上,官员邻避冲突依赖于权力运作,而非利益协商。"不要建在我的辖区"是邻避概念在科层组织的新应用和新发展,既拓展了邻避研究的知识边界,也为理解复杂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变提供了理论基础。     

论邻避冲突管理中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完善对策

近年来,我国因建设邻避设施引起的邻避冲突频频发生,对社会的稳定和谐产生较大影响。邻避冲突实质上是公众为了自身的健康、安全、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诉求和维权抗争行为,因此在邻避冲突的应对方面,应大力加强诉求表达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包括加强公民理性的培育、畅通公众诉求表达渠道、提高政府科学回应民意能力以及提升良性诉求保障能力。     

风险感知视角下邻避冲突的起因与防范

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各地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兴建工业企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或扩建垃圾处理场等公共设施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求。这些设施一方面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准做出了较大贡献,另一方面却因其作为邻避设施而具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为周边居民所抗拒。文章基于风险感知视角,对个人主义者、宿命论者、等级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四个类型的风险感知主体在邻避冲突中的动机进行探讨,并为政府在利益补偿、舆论引导、冲突化解、决策参与以及信任重建等方面提供策略,使其能够有效地防范与避免邻避冲突的发生。     

邻避冲突何以协商治理: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既有理论研究显示:为了有效应对邻避冲突并走出邻避困境,协商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向。从杭州九峰案例来看,前期缺乏协商治理导致邻避冲突发生,而后期通过有效协商治理的展开,最终实现了项目原址重建。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浴火重生"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合理的利益补偿与成功的协作治理是实现邻避项目协商治理的基本要素,这无疑为地方政府走出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公共服务空间研究的维度审视:反思、框架及策略

近年来,以空间视角为分析、解决城市权利、邻避冲突及公共服务供给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维和分析逻辑。不过研究中也还存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空间理论"本土化"关怀不足、中观和微观理论相对缺乏、研究体系化有待加强等制约因素。作为空间理论的"奇点",对"空间"自身维度的审视对公共服务的空间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单中心—多中心、技术—政治与社会、群体—个体等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基于公共服务优化的物理、功能、心理—行为和价值等四维空间,为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分析框架,提出从"精准性供给""系统性供给""人本化供给""制度性供给"等方面改进的策略。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实例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是都市冲突的重要形式,在境外发达城市屡见不鲜,相关研究也日臻完善。随着中国境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城市也出现了此起彼伏的邻避冲突事件,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境内有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并且主要是拿来主义,往往导致对策建议"水土不服"。为此,我们以北京为例,对近年来首都发生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进行了调研,通过比较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初步形成了一些本土化的经验。     

重大风险事件中的政策邻避情结：情感表征及引导策略——一种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

邻避情结表现为公众既认可有利于整体利益的公共设施建立，又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矛盾心理，进而引发抵触情绪或集体行动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关研究的议题多集中在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层面，价值取向上多将邻避情结视为社会治理中的“非理性”要素，忽视其作为一种情感资源的积极面向，尤其是对于政策型邻避现象的探讨，仍然处于缺位状态。文章基于情感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入手，以新冠疫情期间的政策邻避现象为案例，重点研究风险认知、防护、救助、治理各个阶段的政策邻避现象及情感表征，最后提出政策型邻避情结的引导策略，试图超越传统的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治理模式。     

民主治理理念下实现公共利益与平衡多元利益诉求问题析论——以邻避冲突治理模式的转换为例

现代化进程高速推进和社会急剧转型衍生出众多阶段性、复合型治理难题,政府往往在实现公共利益与平衡多元利益诉求的双重目标下陷入两难困境。邻避冲突的发生和蔓延主要是因为邻避项目的成本——收益分布失衡,因而治理邻避冲突的关键在于建构经济——心理——文化的复合型政策工具,以均衡和完善政策利益分布,从而实现公共利益和社群利益的双赢。伴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个人意识的觉醒,缺乏民意吸纳机制的管制决策模式呈现出政策合法性下降和公民参与乏力的弊端,诱发了邻避冲突的升级。因此,实现邻避冲突的有效规避,应摒弃封闭决策模式,创新政策工具,引入民主行政理念以平衡多元利益诉求,通过拓宽公民制度化参与决策渠道,构建深度参与模式,完善参与机制,实现政府、企业和社群的合作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