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纪论”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中国世纪论"是近年来在西方主流舆论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的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认识。其主要观点为:中国在新的21世纪将会持续性地崛起,而美国"单极时代"的终结不可避免;在对中国的崛起怀有忧虑的基础上,劝导中国认同和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为西方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并保持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开药方等。事实上,由于中国崛起的内向性质和维持现状倾向,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向着更加开放、包容和更加易于融入和参与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的未来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帝国形式、主权国家时代及现在的近乎无秩序状态等几种形式的国际秩序。现存国际秩序为西方所确立,但西方已经很难主导这个体系,如何重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现在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在未来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与美国一样,中国本身也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在这方面中美两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只有中美合作,才能形成一个新的和可行的世界观和全球观,构建全球治理体系。     

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

大国和大国关系属于历史演进中的概念,也是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国际制度。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出于防御目的,希望能够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正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否被接受为具有合法性的大国俱乐部成员,参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选择。     

共同社会化与中国的国际秩序战略

国际秩序是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共同体,既包括确认秩序成员资格和调整成员互动的规范与规则,也包含反映秩序成员利益分配的地位或位置排序。共同社会化是崛起国与国际秩序成员共同调适,就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构成、利益分配份额以及崛起国在秩序中的地位与行为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具有调适过程的协商性、调适目标的共识性、调适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崛起国可从“改革+示善”两方面出发,实施共同社会化国际秩序战略。一方面,崛起国可主动改革国际秩序,加强治理能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崛起国也需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改革秩序的善意,以获得外界的认可和支持。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体现了共同社会化特点,既推动秩序改革,提升治理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又通过履行承诺展现改革的善意与效益。今后,中国可继续采用共同社会化的国际秩序战略,从有所作为地推进国际秩序改革、积极战略示善、理性处理对美关系、合理匹配成本与收益等方面出发,不断优化自身复兴的外部秩序环境。     

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专访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Reuben E.Brigety II

正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阻止中国的崛起,我也从未听说美国政府有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政策和意图,相反,就我所知,美国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一致的观点是中国的崛起应该是支持国际秩序的。     

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对中国是否有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基础之上,国际秩序的原则理念和决策程序总体上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和精神。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主张建立开放性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非零和性。在这样的秩序中,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都可以成为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更需要一种开放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国际政治秩序中,总的来说,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中国应积极地利用现存国际秩序推动国内的改革与发展,继续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挑战它。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新自由国际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思想转向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曾在美国得势,一度成为美国战略的主要思想基础。然而,新保守主义在伊拉克战争中受到重挫,陷入低谷,美国大战略的思想基础转向何处?新自由国际主义很可能成为美国未来国际战略的思想基础。新自由国际主义一方面秉承自由国际主义传统,主张在民主自由国家之间建立以国际机制为基础、以权力为支撑、以大国自律为条件,以开放经济、集体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将一些现实主义的特点糅合进去,在强调宪政制度的同时,也重视权力和国家利益。2002年启动的普林斯顿计划根据美国国际安全环境新特点和美国传统的国际秩序理想,提出了美国未来的安全大战略。从理论背景和实际内容来看,普林斯顿计划带有新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想烙印,体现了国际宪政秩序、权力的自我克制、多边机制下使用武力、多边整合大国关系等新自由国际主义的原则。     

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全球秩序下中美关系的对话

当前,欧美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和深化,美欧日等西方国家集体陷入困境。作为本轮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式自由资本主义受到严重质疑,而长期被西方引以为豪的欧洲发展模式也风光不再。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颓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充满活力,竞争力不断上升,发展模式受到重视。全球经济力量不断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加速发展,将会给国际秩序带来怎样的变化?在国际战略重心持续东移的背景下,美国采取了怎样的战略?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战略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的种种担忧又会使中国处于怎样的境地?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各大主要力量在亚太地区的竞相谋篇布局,中国应该作出怎样的有智慧的应对?为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本刊记者特约请复旦大学教授、辽宁大学特聘教授、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名誉院长倪世雄就全球秩序下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解析。     

全球治理新观察与中国角色再思考

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对长期以来主要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也使全球治理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在谋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新兴大国之间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但要真正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一员,尚有很长的路要走。新的时代背景需要新的战略思维,究竟以何种身份和角色参与全球治理进程,进而推动国际秩序朝向真正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战略课题。     

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

全球南方崛起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事实,它已经导致而且必将持续造就国际秩序的巨大变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进程以来,全球南方崛起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即非殖民化(1945—1989年)、全球化(1990—2008年)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9年以来),全球南方自身也相继经历“体系内的反抗者”“审时度势的融入者”和“积极的能动者”的身份变化。在以上三个时期,全球南方崛起所引起的国际秩序变革,在不同层次、地区和领域均各有不同表现,但都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权力结构、交往方式、国际规则和制度。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揭示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的互动关系及其机理,有助于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政治的大变革和大方向。     

从转型到危机：“美国优先”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美国优先"理念对国际秩序走向带来深刻影响。基于此理念,特朗普政府确立"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权力竞争回潮;掀起"退群"运动,国际制度体系动荡;蔑视自由民主规范和价值观,自由主义价值理念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国际秩序领域出现的诸多变化,已远非国际秩序转型所能概括,自由国际秩序陷入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由过去争论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到疑虑美国是否还将继续领导世界;美国也从过去专注于维护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兼顾新兴经济体对于自由国际秩序内部权力与利益相脱节现象的改革诉求,到如今聚焦美国应如何更好提升自身实力以平息国内白人蓝领阶层等对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领导自由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国内利益损益严重不均现状的不满与排斥。我们需全面理性认识并积极管控"美国优先"冲击下国际秩序在特征、动因与议题领域所呈现的一系列危机性变化,这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基本稳定与合理化变革的重要前提。     

论“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制约因素

“金砖国家”从一个商业概念演变为一个国际机制有着深刻的背景。“金砖国家”的崛起不仅大大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使得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进入一个历史转折点,而且有利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金砖国家”应冷静和理性地看待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整体性崛起的疑虑,并对“金砖国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制约因素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本文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内涵、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引申出政策含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巨大,大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带动国际秩序的变革;20世纪的国际关系集中体现了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三次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诉求,每次都比前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当前国际秩序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正处于转型期。     

国际格局演进与国际秩序重塑

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基础,国际格局变化通常构成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十余年来,国际格局加速朝多极化和非极化方向演变,其背景就是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这种演变对现行国际秩序提出挑战。然而,现行秩序虽然有不合理因素,需要改革,但是总体上仍然有效,非西方国家很难建立起取而代之的全新秩序。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变革上应当寻求合作,以使国际秩序实现和平进化。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以和平的方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现实与展望

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的脆弱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中国要走出危机,实现工业化,则必须改变对国际体系的片面依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公然决裂。     

全球失序与美国对华战略争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权力结构逐渐发生变化,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日趋由有序变得无序。尽管全球失序的深层原因还存在争议,但西方学界却认为全球失序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并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所致。基于全球失序这种现实,美国战略界就如何重新定位美国的全球战略存有争议,这种争议在对华战略方面体现为"十字路口论"的提出。"十字路口论"的理论基础在于美国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对华接触与"改造"政策是失败的,现实基础在于美国认为中国近年在外交上充分体现的大国自信与奋发有为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正确认识权力与规则的辩证关系,相互塑造与构建正和关系,对于化解两国矛盾尤为重要。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体系运行状况、运行规律的一种抽象性说明和解释。由于学者都是基于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来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一国所诞生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由于历史的变迁,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多次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系运行的理论认知。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要么与西方国际体系隔绝或者孤立,要么是西方体系的配角,中国没有对国际体系的原创性思考,因此也谈不上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这为中国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核心问题"及随之而来的"问题组",从而给中国学者的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理论创造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进一步完善学术制度,并深入探索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特征及其带来的国际后果,中国学者有可能继美国学者和欧洲学者之后为国际关系学科贡献巨大的知识财富。     

美国《华盛顿季刊》新战略三角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在这个变化的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中,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互动将会确定今后多年国际体系的特点。这三个力量在全球所拥有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规范和政治影响日益增大。与美国的军事优势和无与伦比的力量、欧盟日益增长的凝聚力和经济实力以及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一道,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崛起是定义新的全球秩序的四大趋势之一。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一个日益负责的角色,并且参与解决国际议事日程上越来越多的问题。     

中国的国家形象危机

2004年春,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论,2005年郑又在美国颇具影响的《外交》杂志9/10月号上发表了《中国在大国地位上和平崛起》一文,论证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是对部分西方学者和政治制度者秉承的“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中国希望能借此提升自己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