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下的宪政分析

宪政是目前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之一,而民主恰恰是宪政的根基之一,只有充分保证了公民的民主权力,宪政才能彻底的实践。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要求在公共领域中民主协商,从而实现公民参与政治的目的,这一理论路径为实践宪政提供了新的出路。     

民主化的社会条件及机制——查尔斯·蒂利的民主理论

蒂利以政府行为与公民要求之间的一致性定义民主,把"将信任网络整合于公共政治之中、实现类型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分离以及削减自治权力群体的自治能力"三个方面规定为民主化的关键社会基础。他认为,当且仅当这三个方面交互发生的时候,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才能达至广泛的、平等的、有保护的和相互协商的要求,有效的、持久的民主才会出现。     

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

纵观古今,中西方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不胜枚举,哈贝马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法律与政治两者之间是"构成性联系"的观点,并从他的商谈理论出发对法律与政治的构成性联系进行了独特的论述。他认为,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具有合法性的法律,使政治权力与交往权力联系起来,由此形成一种法律与政治权力的互相构成。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构成性联系是一种良性循环关系,两者彼此没有先后和高下之分,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     

民主十说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需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坚持和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切实地将社会主义民主程序和形式落到实处,坚持民主决策,把改善民生作为首要任务。反腐必须重在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必须同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特权阶层进行长期和坚韧的斗争。民主集中制不可丢,权威主义不可取,必须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结合起来运作,实行有限的集权、有序的民主。民主社会主义可以借鉴但不可照搬。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当代中国建设“稳定型民主”的路径选择——发展中国家“民主乱象”引发的思考

"稳定型民主"是对向民主转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主乱象"作出的回应。影响民主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内部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和主观上民主化策略和方式的失当;西方国家推行输出民主战略是影响民主稳定的外部因素。建设中国特色的"稳定型民主"需要在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完善国家现代政治制度、建立和谐的公民社会、培养健康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作出努力。     

话语民主:哈贝马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新诠释

哈贝马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诠释的“话语民主”理论 ,全方位地构建了当代世界民主政治———包括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和国际政治民主———的新模式。尽管他的诠释存在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但其建设性的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新世纪以来农民公共权力观念的变迁

公共权力观念是政治观念的核心,农民政治观念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本文通过对2000年和2017年两轮山东农村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政策下乡",农民的政治观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由"社员意识"向"村民意识"的回归以后,正在由"村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主要表现为参与村庄选举的权利意识增强了、民主选举意愿超越了村庄"熟人社会"的界限、越来越关心国家政治、对公共权力的期望趋于理性以及对公共权力的评价更加积极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政治建设的制度设计应充分回应农民政治观念的变革。     

美国两大政党处理文化冲突的理论与实践

美国两党处理文化冲突主要从三个大的方面着手:利用市场经济的力量并通过国家政权的引导来促进各文化群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融;强调美国信条,建立“公民宗教”,通过包容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渠道对公民加强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以此整合文化冲突,达到对于美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认同;主张在尊重少数群体的教育权利和语言权利的前提下,维护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美国两大政党在处理关于文化冲突问题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上有类似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党和政府处理文化冲突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推进院务公开加快医院民主政治建设

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人民决定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最终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决定性环节，这也是“主权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意义所在。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民主政治要求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没有民主政治，同时民主政治要求人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论公共官员隐私权的限制

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公共官员与公共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为维护公共利益,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官员的隐私权进行制度上的限制。限制公共官员隐私权,对维护公民知政权和监督权,推动民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监督公共权力,树立政府形象的重要途径。但这种限制并不意味着对公共官员隐私权的彻底剥夺,只有按照一定的原则,不断完善立法和制度构建,才能在维护公共利益与保护公共官员隐私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促进我国民主法治的建设。     

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在遵循"制度平衡"和"辅助性原则"的基础上,欧盟将超国家治理权力分别赋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超国家机构,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侧重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种超国家制度安排下,欧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制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果有限,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借来的"合法性、"输出的"合法性、"输入的"合法性三个角度对目前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具体评析,指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三种来源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因而其制度建设始终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难以摆脱三种合法性来源此消彼长的循环。但也应看到,通过构建欧盟政治精英与欧洲民众之间沟通和对话的媒介,拓展"欧洲公众空间",培育民众的"欧洲认同",可以促进欧盟超国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许多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筹划或落实之中。     

影响我国公民民主宪政观念的主要因素分析

民主宪政观念发端于西方 ,而非我国传统文化所固有。我国传统的经济形式、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都不利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观念的生成和发育。培养我国公民的民主宪政观念 ,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积极推进以法治和宪治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还要动员宣传和教育资源加紧进行公民教育。     

越南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的政治文化论析

越南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是在越南政治文化生态中建立和发展的,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系统的"软件"部分,对越共党内民主建设具有深刻影响。加强越共党内民主建设必须高度重视政治文化对党内民主的双重作用,适应党内民主发展诉求,培育与党内民主协同发展的政治文化。     

尊重“差异”与“包容”的交往民主——艾利斯·扬对协商民主的批评与超越

协商民主理论家将民主视为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来决定公共目标的过程,来代替以利益为基础的聚合式民主。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艾利斯·扬认为,主流的协商民主理论存在一些内在缺陷。首先,协商民主过程预设了一种基于文化偏见的理性讨论,导致某些人或群体遭受贬低和排斥。其次,协商民主将共识或公共利益设想为公共讨论的目标,这同样会导致对特殊群体或特殊视角的排斥。在批判和修正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扬提出了"交往民主"理论,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升华,认为协商民主不应该试图消除"差异",而应尊重"差异"和"包容"。厘清扬的理论和主张,有助于丰富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民主执政的运行机制研究

提高民主执政的能力,必须优化政治决策机制和完善民主参与机制.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旧的决策体制,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公开制度,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中国特色的民主参与机制应该是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使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实行"联动",提高民主参与水平,以党内...     

西方如何建构民主话语权——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逻辑解析

在冷战时期,经过两代人几十年的努力,西方国家最终实现了民主话语权的逆袭。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是通过"三步走"而建构起来的,第一步是改造民主的概念,第二步是将民主框定在自由主义框架之内,第三步是改造合法性概念并论证只有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自由民主是高度附条件性的,那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约束权力的自由主义和均质化的政治文化。然而,理论上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与西方国家建设中的"时间性"逻辑南辕北辙,结果效法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而转型的国家基本上陷入"无效民主"的泥淖,沉迷于冷战胜利的西方国家也因自由民主的神话而丧失了制度更新能力。     

在"民主违拗"的困境中审视转型民主

转型民主的内涵有其特有的规定性,包括作为理念或思想的民主和作为制度或组织规范程序的民主以及作为管理方式的民主等三个层面。其目标应该定位为,通过宪政体制的构建、广泛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完善、社会精英行为的民主化规范、支持民主的市民文化和市民社会的培育以及民主治理的实现等,使民主的意识深入人心、民主的文化蔚然成风、民主的程序被大众普遍自觉遵守、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实现民主基础上的善治,从而使公共权力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所有。而转型民主目标的实现、民主体制的维系,有赖于相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成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民主与法治探析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充满了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激进的民主改革不仅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反而确立了超强的总统集权制;受专制主义传统影响,转型期俄罗斯的民主与法治先天不足,后天失衡,既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也没有真正的权力制衡机制;偏激的民主理念,不成熟的政治体制,不完善的民主程序,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代价;特殊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俄罗斯民主与法治建设的长期性,在俄罗斯,培育符合现代政治文明与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文化,任重而道远.     

民主化的含义及拓展空间

民主具有三种使用语境,即作为价值观念的民主(民主精神)、作为实现形式的民主(民主制度)、作为实现过程的民主(民主运动)。民主化理论不是鼓动人民起来造反的理论,而是规制民意的制度化改革和建设理论。推进民主化,不应该成为敏感的禁忌,而应该成为一种积极改革的战略。民主化意味着"双边进程":一方面要让公民尽可能做自己的主人,另一方面要让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成为国家主人。公民要做自己的主人,意味着公民自主和社会自治作为民主拓展的空间是有价值的;公民要做国家的主人,意味着政治权力来源和行使要受到约束和限制是必要的。中国民主建设具有广阔的空间,如何让既有的正式的制度发挥有效作用;如何贯彻协商民主的精神,开拓民主参与或沟通民意的新渠道或新方式;如何管束党政公权力,使其能够依法施政;如何确保公民的各项权利不受侵害,这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点议题。     

中国共产党认识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探索与启示

文化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文化权利的实现是推进人民民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性要素。党认识和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实践贯穿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从《共同纲领》第一次明确对新中国人民的文化相关权利加以确认和保障到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都蕴含着党对公民文化权利的理解和阐释,也反映着党对公民文化权利的维护与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