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问题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的程序规定是针对股东派生诉讼作为诉讼,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与诉讼相关的程序上的事项作出的规定。本文所讨论的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包括股东派生诉讼前置程序和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并对其程序性事项进行分析与完善。     

论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当公司的利益受到侵害而公司怠于或拒绝追究侵权人的责任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司法救济手段。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世界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法所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旨在规范大股东和董事的行为,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国新《公司法》在第152条中明确规定了此种制度,但是该条规定太过原则性,实际操作性不强。本文从现行《公司法》第152条规定入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点阐述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内容和诉讼程序以及实践中的现状,探讨其不足之处以及如何完善,从而更好地促进股东派生诉讼在中国的有效适用。     

对我国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资格的分析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是在2005年新《公司法》中初步确立的。这一制度旨在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防止公司重大利益受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非法侵害。然而,由于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派生诉讼的原告资格持股比例和持股时间的规定较为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使得这一制度的作用大打折扣。本文着重分析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的缺陷,提出合理完善的意见。     

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完善

股东派生诉讼这一制度发端于1843年英国的Foss V.Harbottle案,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一制度可以切实的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不受控股股东侵蚀。我国在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引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但发挥的作用不尽人意,原因在于前置程序过于僵化、诉讼机制并没有激发中小股东维权的热情。本文将从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中突出问题:僵化的前置程序和过高的诉讼负担进行研究,旨提出具有实用价值的制度完善意见。     

浅论股东代表诉讼与双重股东代表诉讼

股东代表诉讼在我国已有一定的法律规定和实践基础,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公司的诉讼地位和被告的范围仍存在争论。同时,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也仅存在于理论中,我国公司法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因此,结合一个实际案例,讨论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可行性,以及股东代表诉讼中被告和第三人的理论范畴。     

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探析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公司法的一次重大变革,它对保护小股东利益,维护公司的正常经营具有重大意义,但该制度虽然明确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和被告,却未对公司这一与股东代表诉讼有着密切联系的主体加以准确的定位,这使得公司在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境遇变得十分尴尬,给公司利益的保护带来一定的风险。     

公司法中如何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为视角

由于社会财富的不均等,公司中也存在了相对的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由于股东权利的滥用以及追求个人利益的本性,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非常严重。因此,现行的《公司法》和一系列配套法规中对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本文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作为重点,对该司法救济方式进行深入分析,以期达到更好的保护小股东利益的目的。     

股东代表诉讼豁免：合规管理制度的构建与实务探讨

股东代表诉讼是一种关键的法律机制,根据2018年第四次修正的《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允许公司股东通过代表诉讼来保护其权益。然而,在特定情况下,即“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法律允许对这一程序进行豁免。但司法实践当中除了前述情况,还包括了“没有监事会”和“当公司监事以及除原告以外的其他董事会成员皆为被告的特殊情况下”等特殊情况。所以在中国,股东代表诉讼豁免制度一直备受争议而且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它牵涉到复杂的法律和实际问题。本文将探讨股东代表诉讼豁免的司法实践,并对于公司如何合规管理股东代表诉讼等问题,提出建议。     

论股东派生诉讼的证明责任

新《公司法》的颁布使得股东尤其是小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有法可依,但实践当中提起派生诉讼的原告往往是势单力薄的中小股东,其在举证能力上与公司高管、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的不对等性决定了此类主体在诉讼中往往居于不利地位,加之本身对公司经营状况知情难、取证时容易受到被告的阻挠等因素,诉讼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更不能产生对胜诉的合理期待。因此,从诉讼程序上完善股东派生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方式,确立不完全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是有效推动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发展的根本保障。     

探讨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

股东代表诉讼是公司赋予股东的一种权利,也就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的权利。股东代表诉讼最早起源于英国判例法"福斯诉哈博特尔"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判例确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对大陆法系影响深远,并被大陆法系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