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与南洋华侨

丘逢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爱国人士,由于志向相同,他与新加坡著名华侨丘菽园多有交往,情谊深厚.丘逢甲的爱国思想和对南洋华侨的关心,通过丘菽园及他所创办的<天南新报>传递到南洋华侨社会.1900年丘逢甲受命下南洋宣慰华侨,在南洋各地发表演说,呼吁尊孔教、办学堂,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流寓异乡兼照两地--新加坡华侨邱菽园与新加坡早期的"流寓文学"

本文探讨了邱菽园"流寓文学""心属故地、兼照两地以及华文本土化"的特点,论证了邱菽园文学个案对新加坡早期"流寓文学"、新加坡华文文学史的价值.     

晚清南洋革命派的小说观念及小说品格——以新加坡《中兴日报》为样本

晚清新加坡革命派报刊<中兴日报>,刊载了数量众多的小说作品,其质量有良有莠,跟同时期中国报载小说相比,尚算差强人意.该报为南洋革命派在孙中山直接指导下兴办的舆论机关报,因此,在小说观念上,革命启蒙性是其基调;但后期迫于经营压力,为吸引读者,小说的娱乐性、消闲性被逐步认同.该报小说以中国性为主要品格,但在小说工具性的发挥、多语体采用及本土题材采纳等几个方面,又体现出本土性,可视为南洋华文小说品格的萌芽.     

栉风沐雨终不悔热血丹心谱华章——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部分专家访谈录

陈乔之:"献身东南亚研究事业,我无怨无悔" 本刊编辑部: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乔之:暨大的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起源于1927年上海时期的暨南大学建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当时暨大聚集人才,开展南洋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可以说是开了中国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之先河.抗战期间暨大沦陷,南洋文化事业部停办,人员也失散了,其中一些人到了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学会,继续从事东南亚和华侨华人问题研究,所以后来我们跟新加坡南洋学会的联系比较多.     

“反殖”与“殖民”:中国本土化南洋观和“殖民”话语建构——暨南大学的南洋书写(1927-1937)

近代中国开始向现代国家转型,国家目标也随之“外倾”,国人对“南洋”的认知与关注,既基于“到南洋去”的向外发展诉求,也跟华侨在南洋的移民事业及其被殖民的命运有关,由此形成的南洋观可视为华侨观的外显,蕴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与中国本位意识,背后更离不开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的南洋书写与南洋观塑造的努力.“华侨最高学府”国立暨南大学堪称代表,其以独具特色的南洋、华侨研究努力形塑国人的南洋观:一方面,关注南洋华侨的现实命运,具有强烈的反殖诉求;另一方面,尝试建构本土化的“殖民”话语,为国人向南洋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以“反殖”与“殖民”话语建构为中心的观念阐释体系,看似矛盾对立却相反相成,尤其“殖民”南洋的话语建构与西方“殖民”南洋的观念迥异,颇可反映国人南洋观塑造的复杂面相.     

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李光耀图谱

在亚洲以及西方的许多人看来,新加坡与李光耀不可分割,甚至将两者等同。这种观念是否同样流行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本文所关注的自1963年至2013年有关于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学术文章给出了否定答案。这些学术文本是中新关系领域活跃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对于李光耀的观念的载体。对它们的定量统计结果和具体内容解析显示:中国学者对于李光耀的解读并不必然固囿于新加坡的国家框架内,在他们的认知中,李光耀和新加坡的非重合部分呈现出远为丰富和重要的意义。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中的李光耀图谱不仅勾画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故事,更折射出中国自身发展的变迁和其精英阶层思考的演进。     

内藤湖南笔下的中国人形象——以内藤湖南1899年第1次访问中国为契机

1899年,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就此开始了与中国文人之间的正式交往。在这期间,内藤湖南与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交往,潜在地批判改良派的知识分子,高度赞美与自己抱有一样志向的"有识之士",与一批从事汉学研究、诗歌创作的文人形成了"唱和"的挚友。就在这样的交往之中,内藤湖南奠定了自己从事学问、研究中国的远大目标。     

嘉道年间英华书院创校南洋研究

英华书院是清嘉道年间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内地后,伦敦会传教士为冲破清朝“禁教”政策的束缚,在中国本土之外的南洋华侨社区创办的一所主要面向华侨、办学时间最早且规模最大的新教教会学校。本文主要分析了该校创办南洋的缘由与始末及其对中国本土社会的积极影响。     

沟通与融合: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与中国新移民

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人数不断增加,如何融入新加坡当地社会亦被提上日程。不仅政府重视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新加坡民间社会对此也非常重视。在这一过程中,宗乡会馆所扮演的角色最为引人瞩目。据此,本文从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华人宗乡会馆对促进中国新移民融入新加坡本土社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当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亟需完善之处。     

新华诗情廿五载--兼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传统

新华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记载着新加坡的发展足迹.本文以<独立25年新华文学选>中的代表性诗歌为切入点,以其所反映的诗意来探求新加坡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华人为主体民族的新加坡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发展方式决定了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其发展中的一大热点问题,对现代化与文化传统关系的处理曾是其现代化发展的一大症结,新加坡在此属于"亡羊补牢"型.本土文化内在于社会之中,一切伟大的传统文化都具有相当的潜力,只有在本土文化传统的砧木上,嫁接来的西方文化才能找到生长点.     

浅析新加坡的公共外交

作为一种新的外交形式,公共外交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对外关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年来更是重视公共外交,使公共外交在其对外战略中发挥着特殊作用。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新加坡这一小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得到改善,国际影响力也得到提升。但也由于小国的限制,新加坡的公共外交也存在着巨大局限。     

20世纪以前的南洋华侨在中外饮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探讨了20世纪前南洋华侨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食料、食品以及饮食习俗等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一方面,华侨通过在南洋地区的生产活动,把中国的传统饮食传播到南洋地区;另一方面,华侨把大量南洋饮食物品传人中国。在中国与南洋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中,南洋华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斡旋中“背书”——“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新加坡与南海问题

文章旨在探讨新加坡在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期间(2015—2018)处理"南海仲裁案"阴影下的南海问题的背景与策略,进而理清"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在东盟对华关系中的作用。斡旋南海问题,是新加坡出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一职的职责所在,也是新加坡的外交目标之一。然而新加坡在出面协调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南海问题时,却因坚定地支持"南海仲裁案"而影响到自身同中国的关系。新加坡为"南海仲裁案"的多番、多种"背书"之举,引发了中国较为强硬的反对和反制。同时,也要看到,新加坡虽然无法"诚实""公正"地斡旋南海问题,但却为"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达成准则框架作出了努力,是最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协调"出具体成果的"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     

朝鲜诗家论王士禛诗歌

王士禛是朝鲜文人热议的人物，其诗文集《蚕尾集》和《带经堂集》不久就传入了朝鲜。王士禛的“神韵说”既保存了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又不对抗清朝统治，也十分符合此时朝鲜士人的心态，经过李德懋的倡导及众多文人的次韵、模仿，王士禛的“神韵说”及“神韵诗”对朝鲜诗坛产生了积极影响。朝鲜诗家承认王士禛的诗坛领袖地位，认为他是“海内诗宗”，总体诗风“清雅淹丽”，其诗歌有“守唐人声格”且“转益多师”的长处，也有体制、对仗方面的瑕疵。在朝鲜，围绕王士禛也诞生了一些诗坛佳话和趣闻。     

抗战后期知识界关于战后处理南洋华侨问题的讨论

抗战进入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开始显现,中国知识界未雨绸缪,掀起了一场关于战后如何处理南洋华侨问题的讨论。他们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战后处理南洋华侨问题的原则及策略,尤其重点讨论了与战后国家建设有密切关系的南洋华侨经济复兴问题。     

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亚洲的冷战活动持续扩展。以文化和教育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战成为美国在亚洲反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之一。恰在此时,东南亚华人酝酿数年的华文高等教育学府——南洋大学——在新加坡成立。这使美国对中国借华文高等教育向东南亚扩张影响力的担忧进一步增强。由于亚洲特殊复杂的冷战形势,美国对南洋大学的政策经历了几次调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才最终明确了"推动华人学校逐渐融入所在国教育系统"这一优先政策目标。美国的政策和行动间接影响到了包括南洋大学在内,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走向。     

萨特的乱伦意识初探

萨特确实有一种乱伦意识。在自传《词语》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大约10岁时，我读了一本名为《横渡大西洋的客轮》的书，十分着迷。书中有一美国小男孩和他的妹妹，两人天真烂漫，彼此无猜。我总是把自己想象为这男孩，由此爱上小女孩贝蒂。很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写一篇小说，写两个因迷路而平静地过着乱伦生活的孩子。     

《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中译本校后记

颜清湟教授的大著《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译稿即将付梓,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要我将译稿校阅一遍。我欣然接受,因为这是我通读全书和增长知识的好机会。 去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海外华人资料研究室与新加坡南洋学会联合主办的“两次大战期间在亚洲的海外华人”学术研讨会上,我初次与颜博士见面。由于会议期间所遇旧雨新知较多,我们未能充分交换意见,但我知道颜博士的学术成就已久,他的几篇文章,如“张煜     

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从李金发到戴望舒的考察

中国古典诗歌贵含蓄的传统与象征主义重暗示的要求很近似。这为象征主义在中国产生影响提供了良好契机。在中国新文学产生之前,象征主义就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中国第一位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却是在象征主义的发源地巴黎,由阅读波德莱尔、魏尔伦而开始其创作的。在新诗创作的道路上,戴望舒的特点是"成熟"。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敏感细腻的创作个性和温婉抒情的诗歌风格上,更体现在他对于中西艺术相结合的积极态度上。他在比较准确地理解西方象征主义的同时,又能够充分考虑到中国本土诗歌的传统,采两家之长,以自己的实践和探索,为中国新诗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加坡、韩国金融市场模式比较

新加坡、韩国金融市场模式比较许宏印，于印辉新加坡、韩国都是新兴的工业国，是亚洲“四小龙”中的“两条龙”，在其经济高速发展中，它们的金融市场模式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在同一资本主义体系之中，两国有着发展金融市场的一些较为相似的基础条件，如比较健全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