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分自然犯与法定犯对我国少年司法的启示

自然犯、法定犯是犯罪学上的一种重要分类。自刑事实证学派大师加罗法洛将其发扬光大以来,这种区分对于刑法学中的诸多命题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人身危险性、违法性认识、刑法谦抑性等。这种分类对于少年司法的定罪、量刑、处遇、范围等方面也有重要启示,可以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以促进少年司法精细化发展。     

法定犯的违法性认识错误

刑法学界对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讨论之激烈持续已久,由于自然犯的违法性不可能不被行为人所认识,所以本文仅对法定犯的违法性认识错误进行探讨。一直以来,学界大多围绕着违法性认识是故意的要素还是责任的要素,是故意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还是不影响故意犯罪的成立的话题进行研究与争论。笔者认为,违法性认识错误能够影响法定犯的定罪与量刑,因为违法性认识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但是违法性认识不是犯罪故意的要素。     

浅析我国法定婚龄设定的依据与法律意义

文章分为两大部分,即法定婚龄设定的依据设定法定婚龄的意义。法定婚龄设定的依据分为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而设定法定婚龄的意义主要在于限制了配偶权的行使时间和保障了配偶权的落实。     

浅谈危险犯

危险犯中的危险是指行为的危险,由于危险犯虽然并未对社会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但是其行为却使得法益处在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例如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及破坏交通工具罪等等一些都是属于危险犯。就单看破坏交通工具罪,必须要破坏的是正在使用中的交通工具、交通设备,如果是闲置的、未被使用的就不构成危险犯。但同时危险犯也是结果犯,危害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虽然有别于实害犯的危害结果,但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也是客观存在的。认真把握危险犯的危险的认定范围,对犯罪份子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污染环境罪设立危险犯之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环境刑法法治理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但却仍忽视了对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处罚,我们环境刑法是否应当将刑法介入的时间提前,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污染环境罪设立危险犯问题进行论证,并提出污染环境罪设立危险犯的立法建议,为污染环境罪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     

中国内地与澳门刑法中不作为犯的比较

本文旨在比较分析两地刑法中的不作为犯的异同,通过小悦悦事件引出中国内地与澳门在刑法中与实践中对不作为犯规定的不同,对两地现有的规定结合刑法典进行分析,着重比较两地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之异同,通过对两地不作为犯问题的探讨,从而借鉴与完善中国内地的规定。     

法定机构该何去何从——析我国法定机构的现状

法定机构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中的重要一步,它是我国大部制改革背景下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优先经验的借鉴,是集行政机关、公共事业单位、公司法人、社会组织特征于一身的机构。法定机构在我国试点运行已有较长一段时间了,在部分城市有了可喜变化,但纵观现状法定机构仍没有找到好的路径实现庞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文章法定机构应对这些挑战提出可行性建议。     

基于刑法修正角度的危险犯辨别与应对

危险犯是一种重大犯罪类型,危险犯可以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两种情况,在刑法修正对危险犯体系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部分结果犯变成危险犯,而部分犯罪从具体危险犯转变为抽象危险犯。随着危险犯的逐渐增加,为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司法人员必须对危险犯进行辨别,并根据危险犯的特殊性,采用相应的应对方法,文章重点介绍了刑法修正角度的危险犯辨别与应对。     

浅论剥夺政治权利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犯是社区服刑人员的种类之一。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操作中,也将剥夺政治权利犯纳入了社区矫正对象的范围。然而,在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犯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2011年8月公布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也并未规定对剥夺政治权利犯实施社区矫正。这使得立法与司法实践产生了冲突,剥夺政治权利犯在社区矫正的工作中处于尴尬的境地。然而,通过长期司法实践来看,剥夺政治权利犯却一直被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中重点对象。因此,这一类罪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老年犯监狱设置的研究和构想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犯数量逐年增加。因老年犯自身的年龄、心理和生理等因素,其监管改造有着不同于未成年犯和一般青壮年罪犯的特殊性。刑罚执行机关应充分考虑老年犯监管的需求,设立专门的老年犯监狱。     

"多次犯"入罪的实质根据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较多关于多次违法行为入罪的规定,该类规定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上都未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为避免形式化地理解和认定犯罪,在入罪的客观根据方面应当对行为整体的组成部分提出量上的要求,不能仅依据行为的次数认定犯罪;在入罪的主观根据方面应当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社会危害性...     

辨析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公正——刑法内容中心。从观念上解析,在价值选择上罪刑法定主要倾向于刑法的安全性,公正仅是形式化;刑法解释被认为是一项司法实践活动,其最高价值体现是怎样打破罪刑法定的约束,在达到实体公正。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就产生了两种冲突:在现实中,刑法的安稳性同社会持续发展的冲突,这便阻止不了让刑法解释在一些层面与罪刑法定背离;根据法治规定,怎样才可以用最小的实体公正来取得形式公正被作为法治国家刑事司法理念的最高峰。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的冲突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有力保障着法的实现。它要求刑法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法律规制对象的复杂、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及其社会的不断变化使法律都有解释的必要性。冲突与矛盾存于二者之间。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属性,刑法解释的目标入手,提出了完善刑法解释的一些建议。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与司法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其本质是为了限制国家的刑罚权。它在我国《刑法》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其形成和发展也反映了我国对于刑罚的态度。本文将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形成与发展出发,通过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促使进一步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价值。     

税收法定与人民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国家富强和藏富于民,这与税收法定密切相关。我国税收法定存在立法质量不高,法律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因此,我国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上提高税收立法质量,完善税法体系,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     

未成年男犯人际信任与家庭环境的调查分析

采用信任他人量表、自尊量表等对294名未成年男犯进行测查。发现其在文化程度、家庭结构及家庭教养方式等方面存在缺陷,对狱犯及狱警缺乏人际信任感。应从改进家庭教养方式、完善家庭功能入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积极营建狱内和谐人际关系、加强人际信任以促进其改造和转变。     

合同法中的法定连带责任探析

笔者结合相关研究者的研究结论和自身的实践经验,对合同法中的法定连带责任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减少合同纠纷事件,不断提高合同当事人的法律意识。     

浅析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的理论困境

在我国刑法规定中对预备犯采取普遍处罚原则,但由于预备行为不具有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类型性、限定性的行为特征,仅依据我国刑法总则第22条的规定就对所有预备犯进行处罚,存在着法理上的困境。本文主要从修正构成要件之否定以及预备犯实行行为之缺乏两方面进行分析。     

论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

刑法修正案(八)大幅度修正了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的减刑制度,特别是针对社会暴力型犯罪、严重威胁到社会安全的犯罪分子的减刑进行了限制使用,对实际执行刑期予以延长,是刑法制度改革的重点。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立法精神及司法实践,结合专业知识对这一制度的完善进行探究。     

危安犯极端思想教育改造问题研究

危安犯是国家建设中最不和谐的反动政治势力。由于他们个人思想腐化,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并且也是分裂国家的主要反动力量。因此,基于其造成的危害,对危安犯的改造,特别是对其思想的改造,已经迫在眉睫。本文就对危安犯极端思想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和路径,对危安犯极端思想进行教育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