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联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服务购买中政社依赖关系的生成机理与应然路向

政府购买服务是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之举,独立而平等的合作双方是购买关系成功的前提。在我国服务购买的制度实践中,独具特色地形成了政社依赖关系。这种政社关系的发生机理主要体现在:历史维度的政治文化原因,现实层面的压力型体制模式,国际经验的"行政权社会化"的治理变革,心理效应中的关系强度影响合同绩效。这种政社依赖关系不利于合作绩效的提升,因此要从逻辑起点、发展方向、行动指南、合作形态等方面为政社关系指明应然路向。     

“政—社”以何合作？——一个农村环境整治的案例分析

在"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型背景下,"政—社"以何合作替代"政—社"何以合作,成为"政—社"合作研究的重心。研究发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村级组织和农村居民等构成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其分别遵循科层关系下的行政推进、竞争关系下的契约合作、社群关系下的自愿合作以及熟人关系下的道德约束行动逻辑。借助扁平化、透明化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行动逻辑相互调适与耦合,形成了主体间双向互动与传递的反馈型关系。结合"三清洁"五级联动工作体系,"政—社"合作主要通过宣传动员、道德约束、物质激励、行政推进和契约合作机制来实现,政府在合作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强调合作机制的组合化运用。但由于政府压力型体制、"条块化"组织体系与理性化官僚、农民整体素养有待提升和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等原因,农村环境整治内生性动力建构不足、市场化运作流于形式和整体性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解上述困境,需要继续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进而优化"政—社"合作环境。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内卷化”及其矫正——基于B市G区购买服务的经验分析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存在"内卷化"现象,"内卷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官僚化和行政化、契约合同过程的指令化以及公共服务的形式化和选择性。造成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影响因素,包括控制导向的社会治理体制、外生性所造成的资源依赖和由此导致的嵌入性控制、志愿失灵造成的专业主义缺失等。矫正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内卷化"的路径应包括建立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完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三维"制度体系等。     

打破“推定”：政府—非营利组织互动何以优化提升——基于信号理论的路径建议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是建构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重要议题之一。现有研究主要从制度层面提出了解释框架，但缺少微观行为层面的研究和过程性探讨。本文通过信号理论视角，发现政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会成为信息输出，通过日常行为规范、政策执行方式、组织吸纳和政治吸纳等行为发出的积极信号促进政社互动。非营利组织通过接收信号，逐步打破“推定式互动”，建立良好的政社互动关系；政府能以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的信号进一步转化为管理和服务优势，打破固有推定，推进有序良性互动，形成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大格局。     

公共服务购买内部化现象及治理研究——历史制度主义视角

我国公共服务购买的制度探索是对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制度回应。在服务购买的制度实践中,政社非对称依赖关系所带来的内部化购买行为形成了既定的制度性事实,并由此产生了公共服务悬浮化和社会组织行政化的负面效应。历史制度主义注重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效应,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内部化购买"现象的产生主要源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国家建构社会"的价值观、官僚制的组织嵌入和政治精英的政策选择。内嵌于"强国家,弱社会"的制度黏性,使政社关系的制度变迁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囿于制度选择的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提出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政府要在创新的允诺中进行调试,社会组织要作出适应性反应,寻求政社最佳合作模式。     

分离与重构:放管服改革视阈下的社会组织——以行业协会为例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是国务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新型治理架构的重大举措。放管服改革除了科学厘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深度激发市场活力外,也为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环境和资源支持。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政府和市场关系良性互动的重要连接带,在构建新型政社关系中发挥着风向标之作用。充分依托政府放管服的改革整体要求和推进路径,依法明确行业协会的治理角色和职能内容,打造政会之间的权责清晰、合作共赢的治理关系,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化基层政社互动 创新村居民主治理

正政社互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一环,其工作成效直接关系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参与,而村居社区是社会主体的重要单元,因此提高村居治理能力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路径。政社互动的前期,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机制创新,逐步厘清政社之间的权责边界,从尊重社会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政府依法需要村居协助的事项采取了契约模式等,规范了政府的行政权力,减轻了基层自治组织的行政负担,释     

政府购买服务风险防控体系的理论机理、现实动因与制度安排北大核心CSSCI

当前所提倡和推广的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建构是一个理想化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的成立需要满足以下基本前提:精明能干的政府、独立成熟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公众以及规范有序的政社合作关系。事实上,不论是作为购买方的政府,或是作为供给方的社会组织,又或是作为使用方的公众,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加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的复杂性,都决定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在所难免。而构建多元联动的政府购买风险防控体系则是弥补这些缺陷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源自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现实动因更是增加了构建多元联动的政府购买服务风险防控体系的可能性。在实践中,为了有效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防控,需要从购买信息公开机制、购买竞争机制、多元监管机制、规范购买行为、培育社会组织、加强主体间沟通互动等方面做好精心的制度安排,以保证政府购买活动的良性运作。     

推进新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思考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出台后,新疆社会组织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新疆各级政府应抓住这一机遇,理顺政社关系,大力扶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推进新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进程,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各族群众都从中受益。     

政府购买服务风险防控体系的理论机理、现实动因与制度安排

当前所提倡和推广的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建构是一个理想化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的成立需要满足以下基本前提:精明能干的政府、独立成熟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公众以及规范有序的政社合作关系。事实上,不论是作为购买方的政府,或是作为供给方的社会组织,又或是作为使用方的公众,均存在明显的缺陷,加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的复杂性,都决定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在所难免。而构建多元联动的政府购买风险防控体系则是弥补这些缺陷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源自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现实动因更是增加了构建多元联动的政府购买服务风险防控体系的可能性。在实践中,为了有效实现政府购买服务的风险防控,需要从购买信息公开机制、购买竞争机制、多元监管机制、规范购买行为、培育社会组织、加强主体间沟通互动等方面做好精心的制度安排,以保证政府购买活动的良性运作。     

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当前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政社合作互动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转变职能、鼓励和培育新型社会治理主体的一种新型方式。充分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作用,将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转让给社会组织,带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引导在社会治理中的有序运作,形成社会多元治理格局。     

索取制度性增值:政社合作的隐性激励机制——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

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释放推动政社合作的积极信号,地方政府也逐步拓展政社合作的意愿,政社合作已然是地方治理中的一种制度化行为。作为一个非显性指标和彰显度不高的治理策略,政社合作对地方政府隐性的激励机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制度性增值概念的引入,指出地方政府推进政社合作的隐性目标是为索取制度性增值,并为此采取寻求政策支持的策略、调动资源的手段及动员性效率主义技术路径。制度性增值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能均衡地得到或有效地分享,取决于不同地方政府对政社合作的制度理解力和实践行动力。     

时间银行模式下政社协作关系分析——以G市N区时间银行为例

政社协作是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式,时间银行是政社协作的典型实践。国内的时间银行基本都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社会组织运营,以时间为媒介,重点为社区居民提供养老服务的平台,目前已在广州、南京、上海等城市落地生根。通过对G市N区时间银行的案例分析发现,政社协作实践成效日益凸显:基层党建不断创新、政府角色发生变迁、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以及社区服务参与更加便捷。党委领导保障服务基础性、社会协同促进服务多样性、科技支撑助力服务高效性以及激励回馈培育志愿服务持续性是其成功的重要经验。因此,未来政社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双方的共同努力。     

“三社联动”视域下单位社区的社会治理创新——以内蒙古B市D社区为例

"三社联动"作为当前社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已引起多方关注,内蒙古B市D社区"三社联动"的治理实践表明,在单位社区的治理实践中,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政府等基于社会理性化逻辑形成了一致的社区发展目标,促成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合作行为,而且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理性的发育,使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实现良性互动。     

志愿服务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问题与对策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造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是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渠道。研究现阶段志愿服务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志愿服务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路径和策略,对推动志愿服务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助推社会治理创新意义重大。     

流失与回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性价值的创造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在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需要关注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公正性和均等化等"公共性"导向目标。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招标"定向化""非竞争性"、承接对象的"逐利性""嫌贫爱富",以及服务内容的公益性弱化、保障性降低等问题,背离了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初衷。这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所致,与购买部门推行的责任"市场化"以及不完善的实施机制有关。政府要加强责任回归机制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与承接主体的平等合作关系等,以实现购买资金的效率性,承接主体的市场化和服务对象的保障性。     

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合作路径研究——基于H市“治水五人组”的分析

水污染是我国着力解决的环境问题,整合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治理水污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政社合作治理水污染面临着多重困境。文章构建囊括"合作意愿—合作能力—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通过剖析H市"治水五人组"实践,探究水污染治理领域政社合作的实现路径。目标一致和资源依赖推动了"治水五人组"成员形成合作意愿,而制度与培训双重供给促使合作双方具有合作能力,合作行为则表现为日常巡河、河长固定活动日、河长论坛。要实现水污染治理的政社合作,应当促进合作双方对合作目标的高度认同,赋予社会公众合作身份且提供能力培训,形成以信息技术和会议活动为载体的合作行为,并推动合作双方建立增效式合作关系。     

合作共治: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

不合时宜的单一治理、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治理理论等,都在宣告——"合作共治"的政社关系将是其改革的最终归宿。合作共治的基础来源于理念的一致性、优势的互补性、合作的长期性。合作共治的类型包括项目型、替代型、互惠型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作为政社关系范式变迁的新方向,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第五个现代化"所必须的一种社会治理关系架构。     

城市社区服务中的政社合作行为策略分析

政社合作是创新城市社区服务体系与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内容。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构建制度规则、个体偏好、算计过程的分析框架,城市社区服务中政社双方的主体理性可以被激发,其背后也存在一定的行为逻辑。政社双方巧借正式制度传递确定信息,利用非正式制度维系与强化合作关系,实现了既定偏好的优化排列与阶段化分解及兑现,有意识地策略性博弈进行成本评估与最大化交易。政社合作共同形成的整体行为策略表现为渐进调适、能动联络与博弈均衡。社区在政社合作中凭借双重属性实现了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的建制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