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会职能的艰难探索

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成问题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会是劳资矛盾和劳资斗争的产物。工会是工人利益的代表,是维护工人权益、反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组织。因此工会存在的客观基础就是在劳资关系中代表和维护劳方的权益。     

论利益分化条件下的利益协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个视角

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看,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应该是同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政府对于利益协调的一般原则和目标包括维护合法利益、缩小利益差别、缓解利益矛盾、增进共同富裕.围绕利益保护和利益协调的社会价值取向主要有把实现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目标;正视物质利益在社会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有必要提倡一种"利己不损人"、"利己又利人"(双赢)的价值选择.正确处理利益分化条件下的利益协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现,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邻避型群体事件频发:成因分析与应对策略

中国已经进入了邻避型群体事件的高发期,近年来,邻避型群体事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许多重大事件相继爆发。邻避型群体事件频发高发的原因主要有:事前民众参与缺位,民众利益被漠视;政府公信力低,政府与民众沟通不畅;邻避设施信息不透明,环评报告失真;政府应对这类事件的能力不足,处置方法不当;民众风险规避心理和"闹大"心理;民众合法维权受阻,选择实施非合法方式。有效应对这类事件,需要打破政府"代民做主"的决策模式;构建公开透明的协商对话机制;建立受损民众的利益补偿机制;严格邻避设施的"环评"和"稳评";提高政府应对这类事件的能力;将邻避冲突的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论区别性权益保护——从侵权法的保护对象看行动自由与权益保护的紧张关系

侵权行为法作为私法领域的最后保障,其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便是规范不法侵害他人权益所生损害赔偿问题,在这一规范中,涉及到两个基本利益,一个是受害人的权益保护,另一个是加害人的行为自由,对于何种利益应当予以保护,何种利益不应当予以保护,涉及到侵权行为法利益保护的区别对待,权益保护与行动自由,这二者是一种紧张关系,下面笔者将从侵权法的保护角度来阐述二者的关系。     

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基于利益分析的视角

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合理、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与供给时,可能会通过体制外的集体性方式给政府增加压力,这是群体性事件衍生的内在逻辑。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独特作用

当前我国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中存在民众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和处置不当两大问题。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半官半民"的性质、成熟的协商机制与多种协商方式等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应进一步拓宽人民政协社会协商职能,构建人民政协社会协商机制,充分利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机制和平台作用,助推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工作科学化。     

法律运行过程中的缺位与越位——“躲猫猫”事件的法律分析

李荞明式悲剧的产生是侦查监督机制失灵的必然,而“躲猫猫”事件的井喷缘于民众对官方信息的质疑,民众知情权受阻是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民众表达扩张是事件迅速扩大的外在因素。无论是代表看守所一方利益的公安局的自我解释,还是由网民参与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都是释疑方式上的一次法律越位。“躲猫猫”事件式的悲剧还在上演,民众真正的释然取决于释疑方式的程序合法性。异地公安局的立案侦查与人民检察院的立案侦查是事件释疑的合法司法程序,而人大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方式是事件释疑的合法监督程序。这是一个逐步递进的合法释疑链条,同时也是一个逐步“后退”的信任链条。整个释疑过程中,司法调查归住是最关键的问题。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路径选择

多重利益博弈下的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为选择更多是基于放大群体性事件的某些不当行动方式和破坏结果而选择的预防与控制,难以匹配群体性事件的内在逻辑。坚持公平正义的利益平衡导向,拓展公民利益表达渠道,强化群体性行为组织引导,是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选择,可以逐步化解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有序和理性的引导。     

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一个理性思考的视角

老人摔倒与扶老人是两个独立事件,只有当扶的行为主体是施损者时,扶这一行为才参与老人权益受损后的归责过程。假设是非施损者,扶与不扶是个人自由,取决于个人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公共部门激励扶的行为的措施只能是降低扶的成本或者增加扶的收益。基因的本性决定了只有有利可图才会做出扶老人的行为,但真正的道德又可以反抗基因的这种自私性。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农民工权益维护的路径分析及其出路

分析了政策性保护、社会性保护、工会维护和自我维护四种农民工权益维护的途径、权益实现方式及其存在的缺陷,指出农民工自我维权的制度性困境在于：一是合法维权的成本高、效能低、实施难;二是在国家法团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下,其自组织空间几乎不存在。提出政府应主动回应农民工的权利诉求,通过制度设计将其集体行动纳入制度化、有序化和可控的轨道;工会要主动介入农民工权益维护,着力解决农民工的组织建设问题,成为其利益的表达者和维护者;建构以工会为主体,社会其他公益性组织为辅助的,＂事前维护＂和＂事后维护＂相结合的农民工权益维护的社会支持系统。     

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合作困境

一、对农民合作的简要分析 合作是一种互动形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为了实现共同的利益或目标,相互配合与协调行动,其前提是合作中的目标任一方凭一己之力不可能达到,     

中国工会角色研究述要

随着工人权益受损事件的频发以及劳资争议案件的持续增加,中国工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角色转变以及在调节劳资矛盾中的行为改变越来越成为工会研究者研究的焦点。中国工会由于受到特殊历史尤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其背后主体间的关系网与典型的工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典型工会的关系网在中国特殊环境下的变化主要产生于国家与工会两个主体之间。这种角色关系网的不同带来了中国工会角色定位的不同。在"国家—工会—工人"与"企业—工会—工人"两个关系网层面对国内外关于中国工会角色与行为的研究进行梳理,认为对中国工会角色的研究需要重视工会角色转变过程的路径依赖现象。     

行政许可中政府失信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行政许可的合法变更或撤回,还是行政许可的撤销,都意味着行政机关对先前作出的行政许可的变动,可纳入广义"失信"的范畴。政府失信导致的后果分别为行政机关对受损利益承担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二者的区分主要在于对行政许可撤回和撤销时所依据的"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与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之间的权衡;而在赔偿或补偿要件上,二者大体上相同。在赔偿或补偿原则上,现有的直接损害赔偿标准限缩了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完全赔偿原则的采用是我国今后立法的发展趋势,间接损害应当纳入行政赔偿或行政补偿的范围。     

提高维护社会稳定能力水平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十分融洽的社会,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提高驾驭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十分重大。一、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分析。在当前社会大转型、利益格局大调整、社会分层加剧的形势下,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五个并存:一是从安定因素的内容上看——合法与非法并存。凡出现涉稳不安全因素,总是事出有因,而且一般同时具备合法和非法成分。比如企业改制中因工人的“两个确保”不到位而引发聚众上访…     

改革进程中的利益分化与整合

当前中国改革几乎处于一种胶着状态。随着由增量带动存量改革向深层次推进 ,社会利益资源出现了重新积聚的态势 ,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日益激烈化。这样 ,社会阶层在利益分化中对改革的态度便具有极大的差异性 ,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改革的继续推进必须以利益的协调与整合为前提 ,“五个统筹”是党在新世纪为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而作出的体制安排和政策选择。     

历史视角下劳动关系的环境因素、过程控制与目标选择

工业革命产生了劳动关系问题,解决劳动关系的问题形成了劳动过程的规则化控制。长期以来,各国产业关系主要关注的是制定和完善保护劳工的规则网络,但随着劳动条件的不断改善,世界经济却变幻莫测,使得各国政府产业关系的功能不断调整以支持国际竞争,最主要的趋势就是促使劳资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战略工联主义,该主义强调的是超越集体利益的目标选择:工会不应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工人的具体利益问题上,也要考虑到对国家社会经济的总体责任以及产业政策与社会政治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工会在关心工人工资、劳动条件等问题的同时,要关心经济的发展,要参与经济社会政策的制订和协商,从整体性的角度上维护工人权益。在活动方式上主要采取沟通、协商、对话的方式,既要运用传统的集体谈判方式,也要建立工人参与,特别是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劳动关系环境更为复杂,因此,在重视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制度与员工参与的同时,传统的职代会制度、联席会议、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等等制度资源对于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作用更应该珍惜和重视。     

在不起诉制度中应当对民商权利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

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经济.在市场经济社会,民商主体的利益存于多种领域.司法实践中,应当重视对不起诉制度中民商权利受害人的利益予以保护.起诉与不起诉的决定,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把犯罪嫌疑人和权利受害人都作为法律主体.做出不起诉决定时,检察机关应当从保护权利受害人合法权益的角度,通过相应的释明和公益诉讼制度的补充,更好地保护民商实体权利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对受害人合法民商权益的保护,在不同种类的不起诉中,都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和充分尊重受害当事人的意愿.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违纪行为大都会触犯刑法,并给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损失.在这类案件的查处中,除追究行为人的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外,也应当注意在不起诉的情况下对民商权益受害人的合法利益给予保护.     

基于“官方行动者”视角的群体性事件类型化

由于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对规范依据的"双重"复杂性,政府在实践中常常较难把握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法律与政策界限。从"官方行动者"的内在视角出发,将群体性事件分为合法的、可容忍的和越界的三种类型,这既有助于完善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也通过使不同群体性事件类型对应于不同的规范依据,有助于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理性化、规范化。     

浅析环境群体性事件——以浙江东阳事件和厦门“PX”事件为例

随着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和公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环境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环境群体性事件有着不同于其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地域性、可预见性、反复性，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政府、企业与公民三者权益的博弈，对浙江东阳及厦门PX项目两则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政府和民众三方的利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