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党群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启示——以公民社会为视角

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审视90年的党群关系,可以获得一些新的有益启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应当根据党群关系结构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应当积极培育和引导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过程中,党应当主动调整角色定位,自觉担当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桥梁。     

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社会培育:社会建设的路径与现实选择

社会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建设,而公民社会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建设。当前各级党政部门大力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与各个层面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所形成的公民社会在实践中演绎出两条平行的社会建设路径。通过创新法制和塑造公民、改革体制和发育社会、改革党治和以民为本、创新政治和服务社会等路径,能够实现这两条社会建设路径的有效对接,从而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改革潮流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之路。     

公民社会与斯洛文尼亚的政治转型

公民社会对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有重要的影响。在斯洛文尼亚198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从新兴运动的兴起到新社会运动逐步介入政治并最终实现政党化的过程,对斯洛文尼亚社会多元化结构的形成、社会政治组织的培育和政治精英的培养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斯洛文尼亚共盟所推行的政治改革以及对公民社会的包容,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二者共同推动斯洛文尼亚实现平稳的政治转型。     

论我国社会组织地方立法的完善

社会组织是由公民、法人自发成立的,以实现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鉴于社会组织在各地发展的差异性,地方立法应在社会组织立法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意通过地方的实践,推动国家立法的发展。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制度。     

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的现状及其政策主张

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由马其顿共盟演变而来,在马其顿独立后曾两度联合其他政党执政,在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民盟以社会民主、法治、平等和公民社会权利等理念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是把马其顿建设成发达、自由、公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新经济体制,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公民话语权保障问题

良好的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治国理念,新时期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要求在治理过程中积极践行协商民主,保障公民话语权的有效行使。公共治理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合作理论都对话语权的行使提出了要求,在当下中国公民行使话语权仍存在诸如受到差别待遇或是缺失等问题,要求政府培养倾听能力,转变治理角色,给予社会团体更多活动空间,培养现代公民精神仍然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公民意识的养成及其当代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个体价值和个人利益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正确地认识并处理好公民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现在需要进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社会主义公民意识的养成。公民意识的养成是改革过程中思想价值观的重大调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条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公民意识不同于人民意识,更不同于臣民意识和奴仆意识,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其基本的理念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民主的社会资本理论:一个交易成本的视角

社会资本通过降低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来提高市场和民主的绩效。民主政治的社会资本应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能够降低民主政治交易成本的制度和组织资源,社会资本通过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愿性合作共同体和普遍性互惠规范在社会中形成普遍性信任,而后者正是协商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社会资本理论的结合,借助于交易成本的分析工具,使民主的社会资本理论在对民主的社会条件研究上,将可能提供比政治文化更有力的解释范式。     

从华人政党到全民政党?——“安华事件”后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政策转变

1998年"安华事件"打破了马来西亚族群政治的格局,从族群政治转向超族群的公民政治渐成潮流,并形成"两线制"新格局。为应对新形势,民主行动党突破华人政党的范围,及时作出重大政策调整,提出"世俗民主"的"第三条道路"政治路线,政策重点转向促进政治民主、社会开放、扩大公民自由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号召建立一个民主、公平与福利的国家。因此,它不仅获得大多数华人的支持,而且得到相当部分马印等族群的支持。然而,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根深蒂固,民主行动党从华人政党向全民政党的转型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有效民主需避免 "金钱政治"和"颜色革命"干涉

从定义来看,民主指人民政权.因为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和所处时代不同,民主(人民政权)形式多种多样.当今,全民直接参与国家元首和政府机构代表选举这一形式盛行于世.从11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开始,随着社会世俗化、君主制被推翻,经过几个世纪发展,这一政治形式逐渐在欧洲成型.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力是资产阶级,他们也是当时主要的选举人.如今,资产阶级通过资助政党和大众传媒、拉拢政客,在选举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     

威权类型与转型后民主:南美四国比较研究

本文立足于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的经验,试图证明威权政体的类型是决定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方面差异的关键性因素。威权政体的类型可以从三个方面透视,即组织化程度、核心利益方团结的程度、对公民社会中的民主势力进行分化和压制的程度。威权政体的类型直接决定了新旧政治势力围绕民主体制的建立、运转进行博弈的状态,我们可以将新旧势力围绕民主体制进行的博弈状态称为政治社会,而民主的巩固和民主质量只不过是政治社会的反映。在实现了民主转型之后,不同的威权政体之所以在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方面出现差异,关键在于这些新兴民主国家有着不同类型的初始威权政体,从而构造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     

越南的社会监督研究

伴随着越南革新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权国家建设的步步推进,社会监督日益成为越南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反腐倡廉和维护国家、公民利益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实践中,越南不断推进信息公开与公民参与和评议,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支持祖国阵线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社会论证活动,加大社会监督的法规和制度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社会成员的监督权利,保障了社会民主,凝聚了社会共识。     

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用以解释亚洲的三个有力概念

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经济的增长能够为政治民主创造条件。然而,很多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改革并不一定会导致向政治改革的过渡。与那种认为亚洲为了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进步就必须接纳新的价值观的看法不同,亚洲领导人宣称,亚洲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本文重新审视了亚洲的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建立在三个相互关联和重叠、但又彼此不同的概念(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基础之上。     

国家能力的两张面孔——国家能力在民主巩固中的作用和局限

国家能力在民主巩固进程中的角色是双向的。国家能力保障了引导人们行为的规则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从而提供了民主巩固所必需的秩序。有效的国家能力保证了公民的意志和要求转化为社会生活的改变,从而保证了民主政体本身的回应性。但是,以强制力为前提的国家能力所具有的扩张性,方便了国家代理人攫取个人私利和操纵政治过程,从而引发了民主倒退。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增加了国家负担,降低了国家行为的有效性,这种依附关系也破坏了民主巩固的社会基础,对民主巩固产生了负面作用。     

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历史演进的梳理及启示

基于对民主政治实践的期望价值指向与现实需要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依次选择了与特定历史时空相耦合的动员型模式、大民主模式、组织化参与模式与社会参与模式。从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历史演进的实际落差来看,以人为本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必须同民主政治的价值相吻合,必须置于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框架内,必须具有可操作性。世俗社会中不存在完美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我们只能在从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与资源的同时,依凭政府、学术研究与社会形成的有机合力,不断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双重变奏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疑面临着政治发展这一严峻课题。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尚未成熟,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稳定,制约政治发展的进程。在现代化的大背景和中国社会转型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下,只有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切实解决公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才能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     

要建设学习型社会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明确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号召,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摆在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光荣的神圣使命。     

浅析拉美新社会运动的新特征与新路径

本文剖析了拉美新社会运动形成的原因、背景及其表现形式,认为该运动开辟了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式、新路径。不同于传统激进左派运动的主体构成,拉美新社会运动涵盖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异质性群体的抵抗行动;从斗争旨趣和运动方式看,不是通过革命政党组织阶级斗争来夺取国家政权,而是由一种不规范的、体制外的斗争形式发展成为一种被制度化、纳入到常态政治轨道的斗争形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民主权利的新渠道;倾向于向传统等级制的政治机构寻求自治社会组织权;形成凝聚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共同意识来维系组织自身的运转。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双重碾压下,拉美国家以独立的、真正的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社会运动仍面临诸多挑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的社会运动与民主转型

墨西哥的民主转型始于20世纪70年代,几乎用了三十年方告终结,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对于墨西哥而言,民主化的形成与国内统治精英的理性互动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有关,更重要的动力则来自社会运动对一党独大威权体制的抗争与施压。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墨西哥社会运动逐渐趋于成熟,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民主化浪潮,即选举抗争运动、民主促进运动和萨帕塔运动。作为民主转型的催化剂,墨西哥社会运动唤醒了公民社会的民主意识;提升了选举的公正性与透明度;开启了政党联盟的进程,促使政府开始实施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推动了原住民权利的落实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