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行使——以限制性为视角

《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以有偿、无偿为标准对委托合同作出了区分,但未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制。本文认为,从目的性限缩解释角度出发,应当排除任意解除权在混合合同中的适用。原因在于,对民事、商事委托进行区分有其特定的理由,商事委托中任意解除权存在的正当性低,应当严格限制适用。例如,商事委托中排除特约有效,民事无偿委托中排除特约无效,民事有偿委托中排除委托人权利的特约无效,排除受托人权利的特约有效。     

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新论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到底是八种犯罪行为,还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学界分歧较大。从该款的立法精神、规范目的以及对"犯罪行为说"存在的弊端分析入手,应当坚持犯罪行为限缩的"罪名说"的观点,因为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是法益保护的应有之意。此外,在坚持犯罪行为限缩的"罪名说"观点的基础上,对该款规定的相关犯罪应进行具体的分析。     

“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的法教义学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犯著作权的行为类型，是刑法应对知识产权客观治理现状的应然之举。伴随数字技术的发展，著作权保护的公共政策需求不断强化，侵犯著作权罪法益秩序化造成了著作权刑事和民事保护体系衔接的断裂。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确立以财产权利作为侵犯著作权罪主要法益，以此为基础对侵犯著作权罪中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予以限缩解释。从传播形式上，本罪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应严格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为边界，仅指交互式传播而不包括非交互传播。从传播性质上，明确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可罚性在于作品提供行为，进而将提供网络服务的间接传播行为排除本罪的规制范围。通过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形式和实质的限缩，在满足刑法积极回应著作权保护社会治理现实需求的同时，剔除与规范目的不相契合的内容，实现信息网络传播型侵犯著作权罪的准确合理适用。     

悖论与反正：论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兼评教育刑的否证性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主体类群，需要从行为人角度予以区别对待，其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是整个刑事程序的根本性原则。该原则的产生有自己的多元理论基础，但是面对现实的社会背景和刑罚理论，教育改造原则又存在相当多的悖论。在承认这一原则的基本前提之下，从刑罚目的辩证性认识的角度出发，以非犯罪化一非监禁刑一社区矫正——前科刑消灭制度进行层次性推进，从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原则进行反正和解读是我们的应有选择。     

对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范围的理解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到底是八种犯罪行为，还是八种具体犯罪的罪名，学界分歧较大。从确立该款的立法精神、规范目的以及对“犯罪行为说”存在的弊端分析入手，应当坚持犯罪行为限缩的“罪名说”的观点。最后，对该款规定的相关具体的犯罪进行深入分析，力求探究其应有之意。     

大数据时代处理个人信息的合理预期标准辨明

囿于个人信息的公私二重属性,如何平衡个人利益保护与商业合理利用及公共处理需求一直是重要议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个人信息处理的标准与方式浮出水面,但就信息处理的边界难以完全依托“知情—同意”机制获得明确,此时引入“合理预期标准”,通过对信息主体预期的处理目的、方式及效果等进行个案判定以明确特定情形下合理利用的边界所在。而合理预期标准的架构需要下沉具体情境、限缩预期目的、引入比例原则、区分信息类型等,以此在落实有效保护个人信息之余,更能够实现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对社会经济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赋能。     

论贩卖毒品之主观目的

刑法学界对于成立贩卖毒品罪是否具备牟利为目的一直争论不休,存在肯定说与否点说两种。虽然肯定说有字面解释的依据,但是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角度出发,可以得出成立贩卖毒品罪无须牟利为目的的结论。从本罪的规范目的考量,"贩卖"毒品行为应当解释为有偿转让毒品的行为。     

危险作业罪的法教义学分析

《刑法》第134条之一“危险作业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新设罪名，该罪的设立是在风险社会到来之际提倡发挥刑法预防功能的具体体现。在具体适用时应准确把握危险作业罪的争议点，借助法教义学对本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及主观罪过形式进行规范解读。如对“安全管理规定”的法律来源作扩大解释；在理解“危险物品”的概念时应参照刑法条文进行限缩解释；建议本罪第3项将“运输环节”纳入规制范围内并肯定其与危险驾驶罪第4项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从危险的重大性、紧迫性、结果指向性三个方面对“现实危险”进行认定；引入过失危险犯概念为深入明晰本罪的主观罪过为过失提供理论支撑等，同时从刑法体系性解释角度出发，厘清涵盖在《刑法》第134条下三个罪名间的关系，避免该罪在司法适用中出现规范界限与处罚条件含混不清的情形。     

预防刑法立法背景下刑罚限缩论

长期以来的有罪必罚观念和犯罪化刑事政策，体现着较强的刑法工具主义色彩，虽有利于社会防卫却有失于人权保障。一方面，预防刑法立法确有预防犯罪之效；另一方面，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无适用刑罚必要性的犯罪人判处刑罚并不能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与刑罚个别化和精准说法的要求尚有距离。有效的犯罪治理不能仅靠立法扩张犯罪圈的做法来“堵”,同时也要注意从刑罚限缩上对犯罪造成的社会问题进行“疏”。鉴于当前刑事立法无法满足刑罚限缩的实践需求，因此有必要从实体法上建立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以及刑罚替代措施，从程序法上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引入暂缓判决制度等，以此应对预防刑法立法带来的犯罪圈扩张问题。     

美国少年审判机构现状概览——兼谈我国当前少年审判机构改革及其相关问题

美国少年审判机构形式多样，具体而精确的说明相当繁琐，但从基本理念、基本法律规则等层面来看，其内在实质相当。美国少年司法界并不太重视其少年审判机构的数量和级别，而认为：是少年法律规则及其理念主导着少年司法的运作。我们可以从名称与通称、类型与隶属、数量与规模、理论与信息以及受案范围与受案数量等角度着手，对当前美国少年审判机构有一个概貌的把握。还可以从几个典型的样本中予以进一步的了解。相关情况对我国当前的少年审判机构改革及其相关问题有所借鉴意义。     

刑法教义学视角下的高空抛物罪相关问题分析研究

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施行,高空抛物行为正式进入刑法,高空抛物罪成为一项专有罪名。与此同时,在刑法理论学界针对高空抛物的解释论领域的各种争论也是如火如荼。本文从刑法教义学的视角,对高空抛物的法益归属、主观罪过形式以及“情节严重”的限缩解释进行分析评价,助力司法实践中高空抛物罪的准确适用。     

新中国70年文化建设的进程与经验

新中国70年来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社会主义制度展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解决的是文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解决的是制度确立后文化如何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解决的是文化发展如何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则着眼于文化建设如何更好地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文化建设在完善制度的同时也逐步从外在工具性目的向凸显自身目的性转变,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文章从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时空方位和主要矛盾、国家总体布局和文化双重功用平衡以及文化的本质和目的层面总结了70年来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 ——以最高法指导案例70号为例

法律解释需要通过一定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规范文本的含义进行挖掘.因此,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对法律适用的准确度至关重要.可以说,目的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用.在最高法指导案例70号中,法官正是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通过对立法目的、法益保护和社会危害性的明晰和论证,来认定被告构成犯罪.但是,...     

关于农民工第二代犯罪问题的若干思考

一．农民工第二代犯罪的界定 综观当前学界，对于农民工第二代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界定，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用语。一般而言，指农民工的子女，或曰农民工子弟，即父母双方或一方为农民工（另一方在农村务农）的少年儿童.但本文所称的农民工第二代，范围有所限缩，     

言论自由刍议

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不但在制定法当中被予以明确规定,也是其他各项人权实现的前提条件。实定法体系、社会结构和人类思想观念的拓展空间都构成了言论自由内在实质的限度。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除非所有人都能够将自己的真实意见得以表达并得到他人理解,否则宣称享有发言权的那些人的言语自由也难以存续。言论自由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是维护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基本条件;言论自由并不以真理的最终获取为目的。     

关于生育权人权之理论思考

生育权是人成其为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应为人人平等享有。对于生育权人权的认识,可以从生育权之道德基础及权利基础两个层面进行理解。就道德基础而言,生育的自然属性、生育的价值构成生育权人权的"人道"层面;就生育权的权利基础而言,生育的社会属性、生育具有权利化的一切要素,构成生育权人权之"权利"层面。     

法政策学视角下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

在法政策学的范式下,就我国的未成年人监护立法而言,从政策的角度,法律的工具性和合目的性存在不足;从法律的角度,虽然不存在合法性和民主正当性的问题,但是在可行性上存在不少缺陷。究其原因,在留守儿童日益增加、父母监护力有不逮的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和法律出现脱节,国内依然没有建立起剥夺"父母监护权"后有效的、完整的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没有体现国家在未成年人监护中的兜底责任。建议加快构建一体化联动机制,不仅要健全监护监督和监护干预制度,而且要完善对监护失职行为的处罚措施,并积极引导社会关注和支持未成年人监护工作。     

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界定之三维思考

对于何谓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学界大体存在四种主要观点。科学界定应该从三个维度进行思考：明确犯罪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与犯罪学展开犯罪问题研究的基础理论两个层面的问题；从犯罪学是晚发展而形成的一门学科来把握；从犯罪学对于我国来说，是一门引介的学问的角度来把握即不仅注意其作为一门学科具有的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也应注意到其在我国本土其基础理论的特殊性。从这样的维度确定其辐射范同，有利于在现实层面有重点、有方位性地展开有真正学术价值的研究。     

影响罪犯狱内自杀的因素及防范措施

本文主要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罪犯狱内自杀的因素,从监狱的角度出发,创新性地提出在监狱管理层面,民警专业素质、相关社会支持活动等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和技术以及时防范罪犯狱内自杀.     

行政权的博弈——对区域限批的探讨

自环评风暴后,区域限批作为一项力度之大,维度之广的行政行为,一直为广大学者所质疑,并对其合法性、法律性质等诸多问题产生了分歧与争议。本文旨在通过对区域限批发展至今的法律现状进行简短概括,从最本质的角度来分析其背后的法理深意,探究其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