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

能否对公权力实现有效监督以确保其正确运行是衡量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成熟、治理能力是否高强之重要指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领导全党开展治国理政现代化实践探索中,对健全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举措,其要旨是厘清权力监督与治党治国关系、明确权力监督要点、聚焦权力监督对象、重塑权力监督体制、整合权力监督力量,从而真正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子"。习近平关于权力监督的新思想、新举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最新成果。全面总结习近平的权力监督观,对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意义、逻辑和路径

推动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方面。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对于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夺取反腐败斗争新胜利、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具有重大意义。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蕴含着深刻的生成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权力监督贯通思想的本质规定，是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实践的历史经验总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时代新征程，要从坚持党对贯通协调的领导、明确贯通协调的内容清单、探索贯通协调的多元载体、建立健全贯通协调的制度等方面推动党内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价值、要义与实践路径

权力监督是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其质量和成效直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实现监督体系整体效能由量到质的提升,为公正用权、为民用权、严以用权、廉洁用权奠定法治监督基石。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涉及各级各类监督主体、监督形式和监督制度的力量整合和统筹协调,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依法有序推进的系统工程。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强化纪委监委专责监督;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机制,提升监督体系整体治理效能。     

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课题。十八大后,我党对于权力制约和监督提出了更为严格也更加明确的要求。吉林省依靠依法"确权"、压实"责任"、编织铁笼、技术保障等方法努力做好权力制约和监督。未来,还需要在建立权力制约结构,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建立纪检监察、审计、司法机关的协调机制,做好党内权力监督工作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规划。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优势与效能机理

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契合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运行服务于政党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彰显制度优势和制度效能的过程。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展现出三个层面的制度优势,即多党合作、利益代表、民主协商。进而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巨大效能,即凝聚共识、优化决策、协调关系、维护稳定,并通过领导、合作、协商及监督等四大机制的相互作用予以保障,从而彰显出新型政党制度独特的效能机理。     

行政法律监督试探

行政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是否合法而进行的监督。我国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行政监督的法律制度,但在监督实践中仍存在着种种问题,主要为：监督形式的运行不够协调;监督对象不平衡;监督方法单一,缺乏监督力度;行政监察机构地位低,缺乏独立性等。因而,我国仍然需要加强和完善行政法律监督体系：一、要建立监督形式的协调机制;二、建立民主监督机制;三、建立制度的约束机制;四、转换监督机制;五、加强对行政立法和执法的监督。     

中国共产党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基本经验及新的实践要求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建党以来特别是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逻辑起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追求,把提升党和国家治理效能作为现实目标,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促进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实现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进入新时代,党着眼于建设强盛大党和现代化国家,强化政治监督,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推进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创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由于监督体制的设置不科学、领导干部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权力运行程序不规范不透明等原因,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等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创新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应从扎紧制度笼子、科学划分权力、整合监督资源、突出监督重点、坚持民主公开等方面着手,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中国之治与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中国之治彰显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新型政党制度是以多党合作为显著特征的政党制度,旧式政党制度是以多党竞争为显著特点的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相对于旧式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方面表现出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实现了在社会发展形态和国家治理效能上的双重超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优势突出表现在具有强大组织动员力、利益整合力、民主科学的决策力和秩序保障力,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管用、高效的民主制度体系。     

以政党为中心：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范式的发展逻辑

以政党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鲜明特色。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决定着国家治理与中央顶层设计善治方案的实施效果。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建构一个有权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党治国家"的前提。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大国孕育了大党,大党指引着大国的崛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既建立了现代国家制度,也培育了国家治理的骨干力量。政党建设国家的发展逻辑,一方面决定了政党在国家建设中的意识形态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党切实推进了现代国家体系的成长,夯实了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范式的发展过程通过以政党为中心的大国治理,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基于政党、国家与社会的三元协同,实现国家整合、制度运行、社会协调的三维统一。     

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切实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专列一章作出重大制度安排,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方向。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上来,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论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制约与协调机制的维度及构想——兼与“行政三分制”论商榷

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与协调的“权力三分”思想时下被普遍理解为“行政三分”。这一理解人为地缩小了其适应范畴。“权力三分”的涵义应该从管理过程的角度重新定义,将其理解成“管理职权三分”论。这种管理职能三分结构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有诸多不同,是适应于一切管理领域的治理结构。我国公共权力治理正面临“权力三分”政治体制改革趋向,需要在宏观政治体制上、行政系统内和执政党内三个维度上思考和构建“权力三分”制约与协调机制。     

新时代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机制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政党治理为国家治理提供前提和保障,国家治理为政党治理提出要求和方向。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作的战略选择。要运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机理和规律,健全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的法治生成机制、文化发展机制、制度运行机制和本领增强机制建设,推进两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     

领导制度改革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正面临着政治整合弱化、利益结构多元化、政治腐败和全球化的多重挑战。以领导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已经成为一项关键性任务。文章提出了我国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几点设想：建立对党的权力运作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领导干部的培训制度；在干部人事制度中引入竞争机制；党的权力运作实现法治化等。     

国外政党严格自身治理的做法和经验

国外政党治理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三重治理关系:一是政党内部治理层面,治理主体是政党,治理方式用制度(党规党纪),治理内容涉及党员管理、党纪监督、党内权力运行等"制度治党"问题。二是政党外部治理层面,包括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两重治理关系。政党与国家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方式用法治,治理内容涉及党纪与国法如何衔接的"依法治党"问题;政党与社会的治理关系,治理主体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治理方式用舆论监督,治理内容涉及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政党治理的"法外监督"问题。国外政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对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协调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从机制设计到能力提升：基于地方纪检监察“协同监督”的案例研究

在提升权力监督“协同性”的总体要求下，我国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建设逐步从框架建构阶段向系统集成阶段转型，其中实现多个监督主体之间的协同监督是重要目标之一。当前中国各级地方纪检监察机关通过机制设计上的创新，将功能分化的监督主体重新整合为紧密配合的监督体系。其中机制设计是提升协同监督能力的关键因素。基于云南和上海两项协同监督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本文提出“联动赋能”和“系统赋能”两种协同监督的机制设计。其中，联动赋能机制通过挖掘组织内部潜在的资源，形成不同监督主体之间的联动配合，从而提升监督能力；而系统赋能机制则以“四项监督”为协同主干线，同时为主干线构建了提供资源支持的根须网络，这样两个部分的相互配合为协同监督主体注入了新观念，同时提供持续性资源供给，实现提升协同监督能力的目标。     

整治与政治: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嬗变和结构功能分析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源远流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在制度设计层面,巡视制度通过横向层面的党委牵头三位一体、纵向层面的中央领导分级负责搭建起精细化组织架构,通过可重复的程序化闭环流程、问题导向的工作手段、监督制衡机制确保严密稳定运行。在政治功能层面,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制度是整合纪检监察监督、信访监督、派驻监督、群众监督等党和国家监督制度的重要环节,推动管党治党实现标本兼治,成为党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重要手段。对于巡视制度困境,需建立完善针对性制度加以破解,从而提升巡视制度治理效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完善党内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思考

权力与腐败相伴而生。健全防治腐败的党内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是用系统控制论方法研究解决防治腐败问题的重要举措。从当前反腐败的实际出发,要以健全体现党员主体地位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为基础,以构建制约有效的党内权力监控机制为重点,以完善党内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为保障,使权力运行中的各种制约要素和监督主体环环相扣,紧密衔接,良性互动,最大限度地实现系统的整合功能和综合效应。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鉴于权力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权力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其应然状态,严重掣肘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消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因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统一,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完善我国权力监督体系的几点设想--兼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本文探讨了我国权力监督的体系、权力监督的机制及特点 ,提出了改革和完善我国权力监督体系、监督机制的相应设想 ,比如建立权力对权力的监督体制、赋予最高人民法院以“违宪审查权”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