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抑或“性别体制”?:女性涉腐理论解释框架探析

文章基于中西方"性别与腐败"关系的研究,聚焦各项研究的解释性框架进行探究性分析,提出应该超越对"女性是不是更清廉"的判断,把问题意识转向探究"性别体制与腐败之关系",询问在具体的政经制度、社会文化语境中,性别体制/性别秩序是如何影响两性对待腐败的态度和行动的。对于中国语境下女性参与腐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与"混乱的资本/资源获取+性资本"理论进行对话,提出"性别化的社会转型/性别化的市场社会+性别体制/性别秩序"的分析视角,作为探究女性/性别与腐败之关系的一个可能的路径和切入点。     

房地产领域腐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房地产开发管理过程中公职人员的家庭环境、道德水平、腐败主体实施腐败行为时的内心因素、"关系文化"显著影响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的发生等因素与房地产领域腐败行为发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权力制约制度和腐败治理制度数量与腐败行为发生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因为制度数量越多并不意味着制度就越完善、实施效果就越好、腐败行为就越少发生。公职人员的家庭环境越好、道德水平越高、实施腐败行为时内心顾虑越多、对"关系文化"越淡薄,腐败行为就越少发生。房地产开发管理中公权力制约力度、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公众参与程度、房地产产业结构、公职人员的性别和公职人员的职业满足感等因素对腐败行为发生的影响较前述诸因素弱。     

女性赋权何以可能?——参与式性别预算的创新路径

参与式性别预算对女性赋权是否具有积极作用?文章以温岭性别预算为例,通过问卷、观察与项目评估,从性别预算过程中女性的平等参与机会、参与能力以及参与效果三个维度考察女性赋权的过程与成效,发现女性在性别预算审议中的参与促进了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性参与财政预算审议能力并不低于男性;对项目受益人的性别评估发现,性别预算使得财政资源分配更趋平等合理。因此,参与式性别预算因其平等的制度设计、鼓励女性参与和自由的表达机制,为女性赋权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青年的腐败容忍度更低吗——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

研究分别从政党与政府两个层面考察青年对不同级别党员干部遵纪守法情况与不同职能部门公职人员清廉程度的感知。基于CGSS2015数据发现,相对于其他年龄组,青年群体对于党员干部遵纪守法与公职人员廉政感知均偏低,说明青年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更低。运用ologit回归方法分析青年党政反腐感知,研究发现:在政党腐败感知方面,相对于非党员,青年党员的腐败感知更低,新兴媒介对于青年腐败感知具有显著影响,腐败惩罚力度与党员干部的遵纪守法感知成正比;在政府腐败感知方面,惩罚力度与公职人员的廉洁感知成正比,检察官的专业水平越高,廉洁感知越高,警察/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平越高,廉洁感知越高。反腐用重典是青年反腐观的普遍共识,青年的反腐观对于反腐败工作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女性主义法学视野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检讨

夫妻债务形成过程中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男性通常充当举债方的角色,而女性通常充当非举债方的角色;构建合理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应当充分考虑性别因素。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离论题等女性主义法学分析工具对中国现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推定论"进行剖析,认为"推定论"并未考虑到男女两性的实质差异,苛以女性过重的注意义务,是建立在男性文化基础之上的法律规则。进而提出应区分夫妻关系的两种不同状态,即和平状态和对抗状态。在和平状态下应侧重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在对抗状态下应侧重保护非举债方女性配偶的利益。     

完善公务员制度与反腐倡廉

腐败被人们公认为国家、社会发展的癌症,是世界性难题。在中国,反腐倡廉是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我国属于世界上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按国际透明组织设计的清廉指数,从10(高度清廉)到0(极端腐败)排序,“1999年的最新排名,中国为3.5,在世界99个国家中排名为第58位,低于世界平均数(4.89)”。腐败现象的产生有人自身素质的原因,但更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所引发的腐败机会。反腐倡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着眼于建立一整套反腐败制度体     

外出务工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

文章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有助于削弱农村人对姓氏继承和性别分工的传统观念,但并未动摇财产继承这一最核心的父系家庭制度,而且外出务工对姓氏继承观念和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在女性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认为,进城务工对农村人传统性别观念的削弱作用表现出由表及里、逐层推进的特点;作为传统性别观念的既得利益者,农村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很难发生与女性同等程度的转变。     

警惕“腐败认同感”的蔓延

林治波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10期卷首语中指出:由腐败而催生的潜规则和不良价值观,较之显规则和高尚价值观往往具有更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在潜规则和不良价值观的熏陶下,腐败就会蔓延泛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一些人趋之若鹜,如鱼得水,乐此不疲;而另一些人虽然并不认同这种潜规则和价值观,却不得不违心地去适应这种糟糕的变化;更有甚者,在某些地方,清廉和正派的干部开始受到一些人的嘲笑,甚至因清廉正派而受到孤立和打击。正不压邪、是非颠倒以及不正常的利益导向就这样在腐败的泛化蔓延中成为人们不愿看到却…     

身体消费与性别本质主义

在现代社会的运作策略下,男女两性的身体被物化与性化.身体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性别文化现象,"女人要化妆,男人要补肾"就是性别本质论对男女两性行为的规定.在社会性别的研究视域中,身体消费就是男性眼光和价值取向对女性身体的支配.     

亲密关系暴力:男性与女性谁更具攻击性--国外相关研究评述

国外研究者对亲密关系暴力中男女的攻击性差异持两种不同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持续的争论。以女权主义研究者为代表的观点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具攻击性;以家庭冲突研究者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女性的攻击性与男性一样甚至比男性的更强。本文分析了争论产生的原因:样本类型和对攻击概念的界定不同,测量工具的局限性以及两性对暴力攻击存在的知觉差异和报告差异。相信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国对两性与暴力问题的研究。     

如何看待当前国企腐败?

不能说国有企业目前发生的腐败行为同国有企业的制度有什么必然联系。国企全民所有制的本质决定了同化公为私的腐败行为格格不入争议一:国企是否必然腐败?关注度:☆☆☆☆☆☆争议焦点:频频发生的国企高管腐败事例,使一些人认为国企的存在是中国滋生腐败的根源,甚至有专家提出了"公有制是滋生腐败的最佳制度"。但也有专家认为应当把国有企     

孝道衰落还是儿女有别——子女视角下中青年人养老孝道观的比较研究

养老孝道是我国代际关系的传统指南,可现实中儿子养老的弱化令人产生孝道衰落的隐忧。基于子女的视角,对660名来自一带一路地区男女的调查显示,中青年人普遍对传统养老孝道高度认同,但儿子和女儿在孝道认知上存在性别差异。一是与老人同住养老方面,女儿的认同度低于儿子。二是就养老孝道中性别分工而言,儿子比女儿更加赞同传统的由已婚男性来支付父母生活费用和儿子照顾父母;女性则更认同所有子女对父母经济奉养和共同照顾。三是从未来的预期孝行标准看,女性愿意接受机构养老的比例明显超出男性,男性中不能接受的多于女性。可以看出孝道并未衰落,并且男性表现得更加传统,更认同儿子来养老的家庭养老孝道。女性则趋于子女均衡,并愿意对下一代建构起新的孝行标准。女性对传统的超越既是社会发展客观环境的结果,也表现了对家庭代际关系中男权制的突破。     

试析大众传播中性别歧视的成因

本文认为,大众传播的公众性使它倾向于迎合大众心理,包括暗合他们落后的性别意识.同时,作为社会扩展主流文化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它难免要表现由传统积淀而来的性别歧视.大众传播媒介普遍地商业化运作,由此出现了一切可能促进销售的行为,包括针对更有购买力的男性促销,把女性性对象化、商品化.大众传播的信息源是社会组织,而这类组织往往是与国家权力有紧密联系的社会核心组织,是性别制度中有比较明显的性别特征的组织,女性通常只能在其边缘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传统社会中性别模式的构建与认知

社会性别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方式,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在社会性别理论的视野中,男女之间的社会性差异和社会性关系是由于社会文化及其制度造就的。性别制度就是指一整套确定两性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社会制度,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作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塑造出了现实中的“男性”和“女性”。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使社会性别制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形成不同的模式。追求男女和谐发展和社会性别平等,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目标之一。但面对现实的困难与困境时,我们就不得不继续思考中国几千年漫长…     

从男性气概的改造到促进男性参与

在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过程中,男性自身参与的愿望仍然非常不够.应该从制度和个人两方面鼓励男性参与.男性气概是多样的,支配性男性气概是可以被改造的,改造支配性男性气概将在个人层面上直接促成男性参与.笔者提出"男性觉悟"、"男性解放"、"男性觉悟二重性"等概念,主张应该唤起男性觉悟,认识到传统的支配性男性气概对男人和女人的共同伤害,使得男性积极主动地颠覆支配性男性气概,进而同女性携手推进性别平等.但这种觉悟与解放应该同时认识到父权文化和体制对女性的压迫比对男性的压迫更重,才能保证其对两性平等的推进.同时,作者以生殖健康领域为例,说明支配性男性气概的改变将如何影响到男性在生殖健康领域的积极参与.     

时间都去哪儿了?——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看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

文章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在2010年的初访调查数据,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研究了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发现中国男性的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比女性长,而家务时间和生理时间比女性短,但男女在四种时间分配方式上的差异在结婚之前并不大,随着婚姻和生育事件的发生,二者的差异才逐渐显现出来。结婚特别是生育对女性的时间利用方式造成了非常强烈的冲击,但它们对男性的影响却相对较小。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不足以消除男女在时间利用方式上的差异,结婚和生育对女性时间分配的冲击,以及这种可预期到的冲击对女性婚育行为的影响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再婚与初婚征婚者择偶标准比较研究——基于934则征婚启事的内容分析

通过对355名初婚征婚者和579名再婚征婚者共计934则征婚启事的内容进行分类、编码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从征婚者的人口结构来看,再婚征婚者较初婚征婚者人数更多,平均年龄更大,性别比更小,学历更低;再婚征婚者的"现实取向"主要表现在对对方品质、性别和个人素质的要求上,在经济方面的要求与初婚征婚者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再婚征婚者相对初婚征婚者而言,其"放低的标准"只体现在女性对学历、事业心的要求,和男性对年龄、婚史、有无子女和生育能力的要求上,而在其他方面并不明显。     

在"照顾"的历史表象背后——中国古代法律"照顾"女性的内在原因剖析

考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常常会在律令法典和司法实践中发现某些对女性减轻处罚或宽松优待的规定和做法,有人将这种对女性的"照顾"完全归因于统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实行的"仁政"和"矜恤"政策,甚至认为这是法律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权益的特殊保护。本文试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中国古代法律中对女性的种种"照顾"进行全面的审视和甄别,以挖掘法律规定表象背后隐藏着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在原因。其实这些"照顾"不仅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更反映了女性在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特别是人口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她们在家族中的从属地位。     

“剩女”与性别统治

"剩女"是由男性建构的话语,它刻画了一个道德高度污名、物质利益至上、极度自我的大龄未婚女性群落.这种话语建构对未婚女性造成巨大的压力和精神困扰,使她们出现自我认知危机,表现为急嫁和抗拒两种心态."剩女"话语的实质是男性性别统治,是女性在经济、精神、行为方面日益独立和平等,男性感到压力,而有意建构的一种性别不平等.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健康公平性分析

健康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健康公平性的性别特征是性别平等与否的重要特征。本文利用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历年人口和卫生统计资料以及其它相关调查结果,对健康公平性的性别特征、地区和城乡差异进行分析。结论认为健康水平、卫生保健服务利用在性别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异。女性与男性相比健康水平更低,健康服务的利用更为有限;边远贫困地区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卫生保健服务利用与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妇女相比相对处于劣势。说明中国妇女公平享有卫生保健和提高健康水平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