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立场与中国立场：寻访陈映真有感

正"寻访陈映真"的旅程,是一趟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程。我感慨良多,而又获益良多。我更加深化了对陈映真先生文学创作及其思想的认识,对他的人民立场与中国立场认识得更为深刻。在这次寻访陈映真先生的过程中,聆听了关于吕正惠、罗岗、郑鸿生、赵刚等诸位先生关于陈映真的讲座,使我受益良多:吕正惠教授结合个人的生命史、阅读史,包括白色恐怖时期阅读左翼书籍的困难,来讲述陈映真先     

论陈映真的中国情感与中国立场

<正>这是一篇考察陈映真"中国情感""中国立场"的由来与价值的论文。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具备了"日据""本省人""入狱""对大陆当代社会发展的批评"这几个背景"要素"的陈映真,能够矢志不渝,终其一生坚定中国情感与中国立场?论文主体部分即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作者发现,"白色恐怖"带来的伤痛、鲁迅作品(尤其是《阿Q正传》)的启蒙、家庭环境的影响等,是陈映真少年时期萌生中国情感的重要原因。在陈映真成年后,这一情感又随着阅读左翼书籍、入狱等种种经历得到巩固与加强。论文随后进一步分析了陈映真的思想构造,     

死火重温：与陈映真相遇

<正>一代青年,"和陈映真相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其间横亘着太多时间、空间、历史、现实乃至政治与艺术的壁垒和障碍。如何才能"死火重温",找到彼此之间的感应与脉动?依赖的往往不是长期的理性思考,而是阅读中忽然被某束"神启"般的光芒照亮,这束光,也许不是英雄的豪迈礼赞,更多带有理想逝去之后的不懈坚持,如《山路》中的蔡千惠,当革命理想在世俗生活面前崩坏时,她依然执着于     

陈映真早期小说对鲁迅的国民性思考的接受与衍义

<正>陈映真与鲁迅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以往的论述比较偏重于从精神气质、政治立场和艺术风格的角度来讨论鲁迅对陈映真的影响,《陈映真早期小说对鲁迅的国民性思考的接受与衍义》一文独辟蹊径,在更具体的"国民性"思考与批判层面,指出陈映真早期小说对鲁迅富有创造性的接受和转化,具有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台湾视野,不能简单地将两者进行比附,需要注意陈映真所发挥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陈映真与鲁迅关系的理解。     

文本内部的日本——论陈映真小说中的殖民地记忆

<正>本文别开生面,就陈映真小说中的日本叙述展开分析。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将军族》及其中《荒城之月》等日本文化符号所承载的殖民史意义,做了很优秀的分析;其他部分也多有独到之处,但也偶见率尔的断语或不甚正确的文本记忆,但均属瑕不掩瑜。本文所重点处理的知识分子主体创伤、日本殖民与中国革命在主体内部的复杂纠缠,以及殖民与后殖民之间的关系清理……,让我们对陈映真早期小说中比较隐晦曲折的"日本"面向或因素,增加了了解,客观地说,也对更全面掌握陈映     

孙犁早期作品中女性形象谱系梳理

20世纪40-50年代,孙犁的小说创作塑造了数量众多风采各异的女性形象。在他的女性形象谱系中,有普通的劳动女性,有女战士,也有女性知识分子,还有一些颇具＂另类＂性格的女性。孙犁之所以钟情于女性形象书写,与他童年的家庭影响、个人性格以及文学修养密切相关。对孙犁创作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梳理研究,应该成为现当代文学孙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左翼的信仰之难——读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

<正>《加略人犹大的故事》是一个基督教家庭出身,经过"红色经典"洗礼,思想、知识和情感日增激进,渴望展开行动却不可得,以至充满激忿地挣扎着的、廿四岁的、刚刚结束"生命中的第一个青春"的爱恋的左翼青年,师从鲁迅"故事新编"的叙述方法,"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改写《圣经》中出卖耶稣的犹大为走向背叛的革命者的故事。论文指出,青年陈映真以此"抒泄"追求左翼理想的"焦虑和孤独",从而     

为憎恶而批判 因爱怜而同情——从“立人”观看鲁迅前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在鲁迅前期小说的总结集《呐喊》、《彷徨》中，他刻画了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对他们给予了不同方式和程度的批判与同情，最终形象地表达了其著名的“立人”观念。本文通过分析鲁迅前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力求阐明二者间的关系。     

守望最坚固的磐石

正万事万物之间的联结巧妙而难以琢磨。回想起来,小学时读到陈映真先生的《将军族》《我的弟弟康雄》竟成为心灵深处最初埋种的种子,它长期蛰伏一隅,幻化为多种形态,终于在今年冬天开花结果。陈映真先生的文学与思想成为两岸苦苦求索于古今中西之间的知识分子的"接头暗号",彼此因为对于陈映真的熟稔与喜爱有了共同的话题,试图超越两岸分断制造的空间隔膜,在更为深湛的层面会见暴力所欲湮灭的历史。忝列为阅读     

萧红小说中的男性群像

萧红作为30年代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作品以描写女性形象著称，但女性形象的完整不可能缺少男性群像作为支撑。萧红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体上可以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市民知识分子三类，其中又以农民阶级最有代表意义。论文着重分析了文本中作为男权社会中心意识载体的这些男性形象的存在状态和写作价值。     

晚清至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性别话语及其社会文化意蕴

本文主要从性别分析视角,通过梳理晚清至五四运动时期精英知识分子关于妇女解放的话语,揭示女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如何被不断建构,从而展现性别化了的历史图景.文章认为性别的变化并不只是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是作为一种文化符码被纳入到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性别表述的主旨,同时,女性形象的变化也与精英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紧密相关,性别变化背后有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     

多多头是一个“新农民”?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中的多多头形象,在诸多文学史和文章中被认为是一个新农民,他叛逆性被夸大为阶级觉醒和反抗,但是他的反抗本身就存在问题,其思想认知也带有传统农民思想固化特点。而这个形象的存在,为我们区分不同左翼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参照。因此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重要人物形象。     

论明清小说中汪直的复杂形象

汪直作为明代倭寇现象的核心人物之一,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人们对其毁誉参半,这使得明清小说中对汪直形象的塑造出现了多样化,汪直有通倭海盗,汉奸走狗,好汉商人,海上帝王等多重形象。透过小说中汪直的复杂形象,也可看到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行走在山路上

<正>《行走在山路上》不仅是作者阅读陈映真小说《山路》的体会,这一体会的深刻之处在于,书写革命者的重点其实落在了对"革命之后"如何继续前行的焦虑,正如陈映真自己所言,"赴死与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呢?恰恰是这种焦虑,使得"行走在山路上"同时也揭示出作者进一步思考如     

在未来，回想过去

<正>陈映真是台湾统派的著名领袖,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大陆同胞所熟知和钦佩,但他的思想却和大陆改革开放后的文化氛围相背离,以至于被某些人视为"落伍者"。作者原来既知道陈映真,但又不了解陈映真,可说是标准的时代思潮下的产物。由于偶然的因素,有机会系统阅读陈映真的作品,才豁然发现,他对当代中国许多感到困惑的现象,都可以在陈映真的思想里找到解答的方向。本文获得8位评审的一     

“历史中间物”意识与乌托邦精神——从刘大任的陈映真评论看当代台湾左翼思潮的变迁

正刘大任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陈映真读书会的成员,由于赴美留学,在陈映真案破获时逃过一劫,未被逮捕。后来在美国成为"保钓"运动的核心成员,一心向往社会主义祖国。文革后期回到大陆参访后,又对大陆的政治社会现实大感失望。其后多次旅游大陆,心态有所调整。刘大任本人也是著名的小说家,也有许多杂文集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他所书写的陈映真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从他对陈映真的批评,特别能看出"保钓"之后他自己思想的几度变迁,同时也可以反衬陈映真思想的坚定。     

以高校女教师为例论女性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

现有针对女性高级知识分子、高校女教师群体的研究多采取问题取向与割裂的视角,使女性经验隐没于男性声音中,因此突出了女教师在生涯发展中的负面形象,对其日常生活中的能动性和策略往往缺乏观照。文章基于高校女教师的研究反思现行女性研究的理论取径,认为关注个人经验的日常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转向。女性主义关照下的日常生活研究思想方法和理论框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从理论和经验上理解女性生活,成为未来妇女和性别研究的新方向。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观——以《万商帝君》为中心

<正>1982年12月,陈映真在复刊后的《现代文学》第19期第三辑上发表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的最后一篇《万商帝君》。小说设定在1978年12月美国卡特政府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岛内党外运动甚嚣尘上的背景之下。在台湾莫飞穆这个跨国公司的舞台上,陈家齐、刘福金、林德旺3个不同背景、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上演了一场与时局命运对抗失败的荒诞剧。现有研究基本围绕小说有关跨国资本对台湾和台湾人异化展开讨论,作为“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最后一篇,它的确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个主题,但与其他几篇比较起来,《万商帝君》处理的矛盾是：买办知识分子与本土化的纠葛。     

玛格丽特·米切尔女性意识构建

作为全球读者欢迎的美国小说《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其作品中含有十分浓郁的女性意识。女主人公斯佳丽对于男权社会之反叛、女性在男权社会当中之作用,均为女性意识的重要体现。这一浓厚的女性意识直接赋予了小说以强大的生命力。文章从斯佳丽形象中的女性独立意识、女性自私意识、女性悲剧意识等三个角度,对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小说中的女性意识进行了独特的解读。     

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论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

1930年,由于历史语境的剧烈变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遭遇冷落的局面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通过对新语境中国民性改造主题的观照与书写,以及在"向上爬"小人物形象身上实现的社会和文化批判,宣示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这既是一种独立的姿态,又是一种给予民间大众话语的善意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