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执行若干问题刍议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禁止和解的强制执行制度和一系列的执行手段.但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本文试图从合理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在行政强制中引入和解制度、实行执行手段多样化这三个方面,对如何更好实现行政强制目的进行初步探讨.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选择

行政强制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规范,是我国当前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行政法学界近年着力研究的课题之一。本文从对行政强制执行概念的辨析入手,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选择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精准救助

适度水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精准救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回顾,研究发现:1.对于低保救助的适度水平及路径选择,学界尚有争议。2.在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上,我国的低保制度尚缺乏有效的信号甄别机制。3.国内忽视了对低保供方道德风险的研究,可能会影响精准救助的效果及政策实施偏差。建议如下:低保制度应当"精准定位",回归救助制度的功能本位;用市场化、信息化手段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同精准扶贫以及民间慈善救助进行"精准对接",形成合理的政策网络;通过舆论引导,使社会预期回归理性。     

构建中国行政强制制度的有益探索——评付士成的新著《行政强制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已在 260多件单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对行政强制问题作出规定，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强制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和作出系统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滥施行政强制和行政强制不足的问题同时存在并且相当严重，行政强制制度在我国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南开大学的付士成同志敏感地抓住我国行政法治建设中这一突出问题，花数年之力，收集了十余年来国内外所有与之相关的资料，运用法学理论，结合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行政强制的性质、概念、设定、种类及措施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撰写出我国第一部有…     

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履行——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代履行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首次以正式的法律概念被提出和确认,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关于"代履行"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已经成熟。本文以《行政强制法》为基点,结合域外同类法律制度和理论,以代履行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程序设计、费用缴纳与法律救济等内容为重点,进行系统性探讨,试图推进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和理论的成熟。     

论我国消防行政强制制度的完善

消防行政强制分为消防行政强制执行和消防行政即时强制,二者在《消防法》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内容。目前我国消防行政强制制度存在立法规定混乱、程序设定缺失、救济手段匮乏和配套保障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更新立法,以增强法律之间的协调性,补充相应的程序性规定,健全救济手段,加强配套保障措施的建设。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兼论《行政强制法（草案）》

行政强制制度是我国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项制度为基本内涵的。行政强制是保证行政机关顺利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行使行政权的有力保障。由于没有统一立法,因而存在行政强制权的设定权归属不明、缺少程序规范、裁执不分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制定一部《行政强制法》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行政强制法(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以规范政府的行政强制行为,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为目的,规定了实施强制应当遵循的法定原则、适当原则、不得滥用原则、和解原则、强制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和救济原则。     

行政传唤的法律性质

行政传唤的法律性质不能整体类型化为行政强制措施。行政传唤不是广义行政强制措施中的行政强制执行，而且书面传唤、口头传唤与强制传唤在强制程度、法定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可以借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认定行政传唤中只有强制传唤具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属性，以利于相关法律实务问题的解决。     

论行政强制法的比例原则及在我国的实践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之一。行政强制行为可以分为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种类型。我国的行政强制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鉴于此 ,我国的《行政强制法》需要明确并贯彻依循比例原则。     

从程序价值角度看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主体适格性

《行政强制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对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主体规定不完全一致,执法实践在行使该行政强制措施时,仍然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而未遵照《行政强制法》。究其原因是实际执法客观制约因素的存在,如警力不足,无法短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解决等。解决由于法律依据之间冲突的选择问题,要从程序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结果价值出发,通过提高交警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优化警务辅助人员工作任务分配和完善法律规定等方式寻求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