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的界定——实践理性的方法论透视

对公共利益的科学界定一直是一个让理论界与实务界深感困惑的问题.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种关涉人的行为的实践活动,是界定主体在一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作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人道理性统一体的实践理性,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的选择.     

政策分析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冲突与权衡

政治家与政客在改革道路上多会形成激烈的政治冲突,原因在于难以调和与折中价值规范与事实规范的冲突。价值与事实二维分野的探讨,形成了哲学研究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大学派的争论。中国政治学研究上存在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个流派,而经济学研究上也存在着两个流派,一方主张激进的经济改革,另一方主张渐进的经济改革。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高扬价值判断可能会造成政策的难以实现,即便是实现也有可能给社会和国家造成一定的破坏;同样,过于重视现实与世俗的物质考量,会导致社会风气的庸俗化。通过分析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构和功能,折中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运用历史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多元分析方法,可以打开中国公共政策分析的新视野。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解决的问题及应对思路

本文从大国执政、一党执政、长期执政、全球化时代执政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以及应对思路。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采取谨慎的渐进方式有序扎实推进,在维护政治权威的基础和前提下,逐步深入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从制度和法治上限制和约束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势,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     

政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规律

编者按:"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这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与行政关系探究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家们和行政学家们长期争论的问题。咸尔逊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引发了行政学研究领域的很大争论，该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政府体制改革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中国不能够简单地套用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二次学派争论的方法论思考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二次争论是科学行为主义和传统主义之争,这次争论的实质是方法论的争论。此次论战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学科建设,因此对国际政治学的新阶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此次争论的两大流派的方法论为视角,指出学科争论逐渐形成的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些基本共识。     

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问题:现状、原因与展望

30多年来,政界和学界从党政关系、政法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角度提出了多种"突破口"观点。但学界选择的突破口与实际的政治体制改革切入点有一定差距,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理论指导作用一直不强,原因在于理论界选择的突破口多从静态的权力分配结构入手,对民众的意愿把握不够,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官民双方共同认可的动力认识不足。从十七大以来的改革攻坚实践看,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以逐步推进财政民主化为突破口。     

新公共管理下公共企业改革路径及启示

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倡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而达到改革公共部门的目的。公共企业作为减少政府干预浪潮指引下产生较大影响的改革群体,成为政府改革的首要目标。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企业的民营化和效率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最高层次“顶层设计”——对邓小平“顶层设计”理念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改革历史关头在国家层面提出的"顶层设计",是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历史阶段后最高层次的宏观指导理念。这一理念伴随改革提出和深化,具体体现在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客观环境、旗帜与道路、历史阶段与根本任务、组织保障与政治保障的认识和设计上。理论界对邓小平的"顶层设计"存在很多模糊认识,科学理解邓小平"顶层设计"理念,必须准确把握邓小平"顶层设计"的提出基础与方式、设计方法与过程、层次划分与关系。     

党内民主建设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日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尽管对党内民主建设与人民民主建设的关系、党内民主建设实践的优先性策略和可能的发展趋势存在判断分歧,但肯定其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仍是主流认识。本文从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实践的角度,为判断党内民主建设的发展趋势和其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提供历史和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