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年间——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的复刊工作

抗战时期，南方局青年组在大后方团结青年、组建秘密“据点”、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并组织领导了一批进步的学生刊物。1946年，由于党对当时的整个形势估计比较好，青年组决定以上海为中心，进一步开展青年运动，并出版几种杂志。上海的一年间，童式一和进步青年们在青年组刘光、朱语今的直接领导下，为争取进步学生刊物的复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卢光特回忆奉大巫起义的组织发动

正1944年,日本侵略者打到贵州独山,重庆危急。中共中央南方局估计,有可能出现日本占领四川或蒋介石妥协投降的局面。党必须做好领导人民就地抗日的准备。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张黎群通过钟鼎铭找到卢光特,要他赴渝商量此事。在重庆,卢光特向张黎群汇报了奉(节)大(大宁,即巫溪)巫(山)地区的地理和社会情况。南方局青年组决定,动员在渝党员和革命青年     

青年组与解放战争时期的武汉地下党

<正>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也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前身,青年组是其下辖机构。除发动学生运动之外,青年组在武汉建党、建立平行组织、建立学运组织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局及所辖青年组概况1937年12月,在前期筹建的“长江沿岸委员会”的基础上,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     

富家子弟王朴:变卖家产助革命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家境富裕,不愁吃穿,但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富家子弟王朴就是其中之一。王朴,出生于重庆江北一户富商家中,从小就开始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1943年,王朴考入迁移至北碚的复旦大学,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成为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     

我的红岩情结

最近,有朋友给我寄来今年已出的几期《红岩春秋》杂志。它的封面,它内容的地方特色,一下就把我这个离老家近50年的重庆人的思乡情结,特别是红岩情结牵动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去过三次红岩。第一次是1946年3月间,我在沙坪坝中央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当时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进步青年群众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核心小组成员之一。我们学校经过“一·二五”要求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示威大游行和“二·二二”反苏大游行之后,南方局青年组要我们新青社核心组成员去参加总结会。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全国青…     

南方局历史是一座富矿

正我在任上的时候,曾经负责南方局的研究工作。我感到,改革开放以来对南方局历史的研究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了以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部分南方局老同志为核心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有关地区党史部门业务人员参加。1985年,正式开始南方局党史资料编研工作。1990年6月,编纂出版了六卷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对青年工作的一组重要批示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一次审看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年度工作报告时，共写下了25条重要批示，其中有的是提出问题，有的是指明方向，有的是总结经验，有的是鼓励期许……字里行间映衬出细致谨慎的工作态度和高瞻远瞩的领导风范。     

第一个把毛泽东著作译成英文的人

1937年抗战开始后，著名的翻译家许孟雄辞去中央大学教授职务，来到长沙18集团军办事处。徐特立介绍他去武汉战董必武。董老又把他介绍给王炳南。当时我党成立了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由周恩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任务是向国外翻译毛泽东著作、八路军战报及抗日文章。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许孟雄和同志们努力工作，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几十篇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对许说：“斯诺先生看了你翻译的《论持久战》，大加赞扬，说你翻译得非常好。”此外，许孟雄还翻译了许多有关抗战的通讯报道，刊登…     

难忘红岩小学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庆祝政协谈判成功的较场口大会被反动派破坏后,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知名的进步人士多作好随时被搜查逮捕的准备。我认识的许多青年朋友,都先先后后下了乡。我和同学易难也被派往了綦江铁工厂。但没过几天,铁工厂出了点事,领导我们的意姐(廖意林),便把我和易难又叫回了红岩。易难回育才学校,我则到红岩小学。已是农历正月底,学校早都开学了。红岩小学是为八路军办事处子弟读书才办的。因较场口血案及“二·二二”反苏游行《新华日报》被捣毁,便未着手建校。后局势未继续恶化,才赶紧调人办理,故已迟了好些天。廖意林是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大家尊称她为“意姐”。她是湖南人,1937年去延安,1939年派来南方局,被派到了育才学校,党的关系仍在南方局,她直接向南方局汇报。1945年5月初旬,意姐领导育才文学组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是进行了十来天小小的整风,之后我便向她申请参加共产党(后知那时不能吸收党员,因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约束,同意了重庆地区一不搞武装,二不发展共产党员,直到1946年后才不再拘守),从此便接受她领导派遣。当年7月我参加了南方局青年组办的农村工作实习班,以后即常被派回重庆城区办事。此时...     

战地记者陆诒一次特殊的鄂西采访

正1943年6月,受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委派,《新华日报》记者陆诒随重庆各界慰问团到鄂西采访。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陆诒在恩施单独访问了叶挺将军,并深入长江西陵峡石牌前线,做了他在抗战时期的最后一次战地采访。回到重庆后,中央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称赞陆诒的鄂西之行获得"双丰收"。"周公"面授机宜陆诒(1911-1997),上海闵行人,中国著名的战地记者。中国文艺界老领导夏衍曾说:"抗日战争     

周恩来在国统区怎样做群众工作

正2014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5周年。在重庆的八年间,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群众工作是南方局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一项经常的、基本的工作。在战时首都重庆,周恩来身体力行,带领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开展了大量的、深入的群众工作,与国统区各阶层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使党在国统区由抗战初期"脱离群众"、     

《我的父亲邓小平》中的一处错误

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记述了邓小平前半生的故事，融知识性、史料性于一体，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书。但在细枝末节方面，作者也有疏忽之处，今就发现的一处错误予以纠正。作者在第二十八章”到广西去”中写道：“1929年7月到8月间，正是地方盛夏酷暑之际，父亲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了妻子，坐南下的船。经过香港，赶赴广西。父亲乘船到香港后，立即与党的南方局取得联系。当时党中央的南方局设立在香港，负责广西、广东两省的工作。因为香港和上海一样，是租借地，因此便于我党的工作掩护。南方局的书记是贺昌…     

让红岩精神永放光芒

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近年来,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南方局的历史功绩,对进一步弘扬红岩精神提出了具体要求。重庆市委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对弘扬红岩精神的论述,切实贯彻中办秘书局《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把“弘扬红岩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活动作为推动重庆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年6月,重庆市委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了“纪念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65周年座谈会暨红岩精神研讨会”,成立了“中共南…     

民主的力量——记重庆“一·二五”万人学生大游行

1946年1月25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中央大学新青社发起了重庆学生万人大游行，对政协会议的成功和民主运动的斗争起到了促进作用。本文作者当时身为新青社一名核心成员，参与了此次游行的整个过程。如今虽是耄耋之年，但那热血沸腾的一幕幕，依然历历在目。     

周恩来与南方局党的建设

正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继续商谈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尚未解决的事宜,同时决定成立一个负责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机构。中共中央先后成立了长江局和南方局,负责领导长江流域和中国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了由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     

我对南方局正确领导的切身体会

收到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琤编著的《红岩儿女》一书后,我先将书中有关我和我熟悉的贾唯英、马识途的叙述浏览了一遍。这些已经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本来早已淡忘,哪知看了以后,因为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而往事并不如烟,所以又重新显现在自己的眼前,使我感到既亲切,又兴奋,甚至神往。我于1938年春在湖北汤池训练班入党,1939年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南方局(包括南方局演变而来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系统下工作。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长期是我的上级领导人,其间1942-1945年钱瑛回延安,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于江震是我的上级领导人,西南解放初期,他任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团西南工委书记,当时我是青年团西南工委的组织部长,他又是我的直接领导。20世纪40年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酷统治进行斗争的十年期间,虽然白色恐怖有时异常严重,随时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是我作为一个献身革命的党员,总是心情舒畅,劲头十足。一方面时刻警惕着敌特的动静,另一方面又密切注视着群众情绪的变化,不失时机地抓住群众最渴望解决的问题,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有策略、有步骤地争取解决,从而打开了工作局面。解放以后,开始我决心...     

关于红岩精神的实践主体

正在既有的红岩精神研究成果中,关于红岩精神的实践主体,迄今尚没有专门的研究成果,但关于红岩精神实践主体的分歧却由来已久。分歧之一:红岩精神的实践主体是抗战时期入驻重庆红岩村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还是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分歧之二:红岩精神的实践主体仅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含南京局)共产党人,还是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国统区(包括抗战时期部分沦陷区)各省区共产党人?     

周恩来在国统区怎样做群众工作简

2014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5周年。在重庆的八年间，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     

历史选择了红岩

正1938年底,周恩来抵达战时首都重庆,随后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庐红岩,从而开始了8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和卓有成效的工作。那么,南方局为何在重庆成立?又为何迁至红岩呢?从长江局到南方局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后,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     

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

<正>《人民日报》3月26日刊登评论部文章说,近日,中办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通知》中的这一明确要求,可谓切中肯綮。纵观形式主义的种种新表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片面理解"对上负责",甚至人为地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对立起来,"不怕群众不答应,就怕领导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