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胎”生育政策的女性学思考

2013年11月中央启动实施"单独二胎"生育政策,这是我国人口领域的一件大事。文章从女性学的学术视角出发,分析"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出台的主要依据,探讨二胎生育可能给女性生存与发展带来的性别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缺乏社会性别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决策过程,往往会忽视公共政策可能产生不同的性别效应;人口回应低于政策预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城镇已婚妇女在家庭生育决策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她们又有着比丈夫更多的生育二胎的性别忧虑。     

新三代家庭:农民家庭的市场嵌入与转型路径——兼论中国农村的发展型结构

家庭的现代化理论与理性化理论建构了传统扩大家庭向现代核心家庭转型的路径,但忽视了市场化对农村家庭的复杂影响。市场化打破了农民以"过日子"为核心的家庭再生产路径,并通过城市化目标的注入激活了农民家庭的功能维度。"新三代家庭"中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围绕共同的家庭目标形成了代际整合与功能聚焦,主要表现为"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隔代家庭"的抚育模式和依附子代的竞争模式,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新三代家庭"属于功能性家庭,其内部化机制对家庭结构和伦理的再造改变了传统家庭的运行逻辑,形成了富有弹性的家庭形态。新三代家庭是农民进入和对接市场的媒介,构成了农村发展型社会结构的微观基础。     

农民生育观变革浅谈

在中国农村社会,＂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送终＂等生育观念根深蒂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农民的生育观也不断发生着变革。笔者拟对这一变革进行分析和阐述。     

从农民生育观念的变化看科技兴农的意义

为了拓宽大学生的知识面,更好地认识社会,深入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培养大学生的吃苦精神,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校大学生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在“思政课”教师指导下,组织全体会员走村串户、田间地头,开展调查研究活动。通过访问座谈,让我们感触最深的是农民生育观念的变化。随着党和国家科技兴农战略的深入发展,给农村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升、农民生活的富裕,更主要的是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农民生育观念的巨大变化。在我们走访的村落中,按照当地政府计划生育政策…     

“双重失业农民”的形成逻辑及其后果

当前,我国存在大量"双重失业农民",其形成逻辑是:农民失业问题严重,为求得生存发展,农民被迫进行再就业(二次就业)而成为农民工,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的加快和国际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凸显,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由此产生"双重失业农民"。"双重失业农民"已经并将继续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心理和政治风险,化解这些风险的关键在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努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     

农民种地不赚钱:悖论抑或社会事实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种地不赚钱"已经成为社会中的共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认为,种地只能实现满足基本的粮食需求功能,不能实现发财致富的目的,由此导致许多年轻人或者能流动外出的农民都不愿意种地,并给种地贴上一种"划不来"的标签.文章通过对湖北各地经验资料的分析,认为农民种地不赚钱的社会逻辑主要在于,当首农业仍然是"靠天收"的传统精耕细作模式、投入与市场收益的反差以及土地制度与家庭规模的限制等因素.按照此社套逻辑进行推断,更是折射出当首农村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问题和现象.     

汶川地震灾区开展丧子家庭再生育服务工作情况的调研——以极重灾区绵竹市为例

面对在地震中成千上万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唯有用新生命才能点燃这个特殊群体再创幸福家庭的新希望。绵竹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率先构思并推行"重灾区再生育关怀工程",并由此引发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项目"的启动。绵竹市"再生育全程服务"项目是汶川特大地震对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实行再生育关怀的一个样本,是中国政府巨灾应对的典型案例。调查研究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情况,希望由此可以反映党和政府在危情时刻"以人为本"的态度和应对巨灾的决策能力,更希望能为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巨灾应对能力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嵌入”家庭伦理的农民经济生活 ——基于华北与江汉地区农村的比较

本文将农民的经济行为放在家庭关系中,分别考察华北地区农村与江汉平原农村的家庭经济模式,分析农民经济行为方式及其背后的经济态度,并通过对比研究来分析两个地区农村家庭经济的伦理基础。华北地区“传宗接代”的观念使得当地家庭经济具有超越现实性,“活着为了儿子”构成了华北农民劳动投入与消费选择的前提,形成了生计型家庭经济。在江汉平原农村,主体享受构成农民经济行动的根本动力,形成了生活型家庭经济。     

“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基于福建省泉州市的调查数据

"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后,政界和学界对于"单独二孩"政策是否会导致新出生人口出现堆积问题,并对人口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担忧。利用泉州市"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目前泉州市"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比较低。该数据和福建省"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的领证以及生育行为的现实情况相近似。鉴于目前"单独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现实情况,并结合我国人口现实情况及其发展的可能趋势,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走向可以实行"三步走"战略,从而实现人口再生产的自然平衡和人口的均衡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长与市场进入壁垒的消解效应——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产权结构的市场效应研究

农民家庭小规模经营要走向农业产业化面临着一系列市场进入壁垒。在土地家庭承包制和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不变前提下,台州农民通过自发建立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市场壁垒,并创造性地构建了以"股权 合作"的新合作社模式。合作社的新型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提高了合作经济组织的稳定性和市场绩效,提高了农户在市场中的谈判力,也推进了专业合作模式向农村经济新兴产业领域延伸。同时,浙江台州地方政府在引导合作社完善运行机制、确立合作规范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实践。     

新时期农民的“三大创造”

正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自发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模式,推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三大创造,是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最生动、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相当严重,全国有2亿多农民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不仅贫困的农民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使得一     

澎湃:一生“叛逆”的农民运动领袖

正说起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的领袖,想必多数读者首先会想到毛泽东。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能够与毛泽东并称为"农民运动的王"这一称号的,便是彭湃。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发行,时任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为该书撰写序言,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给毛泽东和彭湃冠以"农民运动的王"称号。彭湃,一位出生于地主家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用     

资本下乡与“三农”发展的关系辨析

资本下乡被认为是改善我国农业经营模式,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有效途径。资本作为一种外部力量进入农村,不仅会对农业发展发挥作用,还将会对农民、农村的各个方面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而"三农"问题关乎立国之本,所以我们必须深入探讨资本下乡与"三农"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文章基于国内已有文献,在深入讨论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讨。接着,文章对资本主导型和村社自主型两种逻辑下的资本下乡与"三农"发展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在资本下乡过程中,需要发挥村社自主性,激发村社组织力量,从村庄立场出发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元秩序”视角下农民市民化路径探析

社会秩序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前提条件。当下中国农民市民化的困境,其背后隐含的逻辑正是城乡"二元秩序"背景下,乡土秩序的"退场"与城市秩序的尚未"进场"。走出当下中国农民市民化困境,存在两种不同路径。一种着眼于"系统整合",强调"建构秩序",要求政府在宏观上建构一种城乡一体化新秩序,为城乡统筹发展创建条件;在中观层面建设新型村社共同体,在城乡统筹中发挥桥梁作用。另一种路径则着眼于"社会整合",强调"秩序的建构",主张从微观层面提升农民素质,帮助农民去主动适应城市。     

买官被骗的“张三亿”

<正>铁腕推出"栾川模式"张献会于1958年7月出生在河南省汝州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转机。两年后,张献会考上了河南大学中文系。完成了4年学业后,张献会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国家级贫困县——洛阳市栾川县。     

邓小平探试决策模式与区域经济决策

探试决策模式是邓小平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探试决策模式对区域经济决策具有科学指导作用,运用它进行区域经济决策应把握其基本原则及应处理好三个环节。     

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农民“抗争”的发生、特征和治理

农民抗争政治一直是农村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范式叠出。众多范式并非单线的学术进化史,而是因研究焦点、价值预设、分析方法和研究路径等不同而产生的范式"众生相"。通过农民抗争研究中对抗争策略的关注,回归到对农民抗争的发生和农民群体行为特征的研究。近代以来,地方权威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个"利益分离结构",特别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地方权威与地方体(1)之间的利益分离越加明显,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农村劳动力的经济生产活动脱离了地方体,形成了数量众多的离散家庭,进而影响到乡土地方权威的再生产。两种结构性的变迁决定了农民抗争的发生和抗争路径,使新时期农民抗争呈现出新特征:话语权影响力的缺失将进一步降低农民抗争的底线和增加集体行动的成本,冲突抗争发生的可能性降低;但冲突性的农民抗争一旦发生,传统地方权威在治理农民抗争上面临着失效和失语,外出农村精英将用更强的话语权影响力来引导农民抗争,新的抗争形态具有不可协调性和持续性;政府对农民抗争的传统治理术将失去操作空间,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对农民"抗争"的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底线秩序。     

新时代生育政策配套体系建构的内涵、挑战及顶层设计探究

生育历来是关乎国计民生之大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这一战略要求对顺应民众需求,推动人口均衡发展,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宏观背景下,文章提出生育政策配套体系的建构设想。首先在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育关涉的重大决策基础上,概括新时代生育政策配套体系建构的理论内涵。其次分析建构生育政策配套体系面临的现实挑战及其主要成因。最后,文章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阐述宏观思路,并为建构生育政策配套体系的顶层设计绘制可行路径。     

对目前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生育观变化的分析

生育观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它表现了人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各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们的生育观会有很大差异。生育观随社会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主要受婚育观念、家庭维护情况，生育政策及执行力度、地域方面等因桑影响。对新疆地区影响较大的是：宗教对少数民族生育观念的影响，风俗习惯，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影响。但是由于困家和自治区利益导向政策的实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就业压力的增大等因素，使得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育观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关注“中坚农民”群体

<正>《环球时报》4月27日刊登桂华的文章说,当前影响农村基层秩序的社会力量可大体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外出务工农民。第二类是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群体,这部分人群是国家政策重点照顾的对象。第三类是"下乡资本",即一部分经济精英成为返乡能人。第四类是留在乡村的"中坚农民",即一部分在乡村从事特色种养业的青壮年农民。其中"中坚农民"是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