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交换中的国家与村庄——兼论理解税费改革的一个新角度

用传播学的视角考察国家与村庄在历史变迁中的持续互动，可以发现国家与村庄在信息交换过程中的信息失真以及由此导致的问题。处于信息通道中的经纪人在国家一社会的信息交换中扮演着操控信息以自利的角色，这种操控信息的行为使得国家与村庄在政治运作的互动中产生了许多障碍。以信息交换的模型来理解税费改革，可以看到改革背后的另一种逻辑：避开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失真。然而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又可以看到税改之后农村面临的新问题，即转移支付中的信息不畅通所引致的农村公共品短缺。     

“心累”源于盲目攀比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例来看，一些领导干部“心累”主要是因为心理失衡．而心理失衡大都缘于永无止境的攀比。看到别人提升比自己快，待遇比自己高，住房比自己大．或原来的下级各方面都超过自己，才华、学问比自己差的暴发户发了财，心理就会不平衡，就会产生“堤内损失堤外补”的补偿心理。比较之心人皆有之，关键是和谁比、怎样比。     

如何才能“不让老实人吃亏”

“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决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等话题近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反映了民心民意。确实，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体现用人导向，关乎党风民意，关系事业发展。“要重用老实人”就很有必要弄清：什么样的人才是老实人？     

李克强“自行车”论形象比喻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代表们解释了中国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所做的选择：“一种是扩大赤字，增加货币供应量，但这样做今后可能有副作用。第二种是坚持不扩大赤字，不再超增发货币，货币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紧。保持定力，稳定政策。”李克强用“骑自行车”来比喻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稳”不意味着不动，“不动就会像骑自行车，会摔下来，     

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

从农村改革开始到2003年前后，改革以“减少控制”为主要特征；2004年以后，改革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农村公共品供应为主要特征。党的十七大以后，农村改革进入统筹城乡发展、深化综合改革新阶段。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核心任务是用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引导城乡统筹发展，农村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加快市场化步伐。     

现代化犯罪视野下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对万毅博士“底限正义论”的质评

在现代化犯罪视野中审视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可以得知，在现代化初级阶段，由于面临现代化犯罪大潮的压力，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大体上首先是以犯罪控制为基本价值定位的。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动态比例关系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以这种历史考察为依据，对有学者以“底限正义”作为评判标准，得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扭由和变形的判断、“底限正义”具有元规则地位、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必须遵照“底限正义”的“逻辑优先性”和“绝对要求性”进行等观点可以进行批驳.     

论“逼出来的改革”

危机孕育改革，是改革之母；改革既发端于危机，又化解着危机。“逼出来的改革”，尽管具有影响社会稳定、浪费社会资源、增加社会发展成本、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弊端，但最终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危机动力论，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原理并不相悖。今日时代背景，今日中国国情，决定领导者理应有高超的洞察力前瞻力辨析力，有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激情，有自主自觉的改革创新政治品质。国民风险意识不足、领导监督机制有缺失、片面的群众路线观、不健康的行政伦理，是导致“逼出来的改革”的四种原因。     

外包后谁来上“紧箍咒”？

党务外包给第三方，并不意味着企业就可以高枕无忧。要知道，孙悟空的本事大了，还得唐僧的“紧箍咒”来管，否则会出乱子。外包应从源头抓起。将竞争引入发包过程中。发包时还要优中选优，不能搞政企联姻，谁与政府的关系好就让谁干。更不能暗箱操作，谁出的钱多就给谁。应以能否干好事为唯一标准。用公开招标方式为好。     

以新制度主义解读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制度这一公共品的“拥挤”是缺乏在成本上与信访可竞争的救济渠道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现行的改革思路不利于信访制度的长远建设。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给出了诸如采取“一揽子计划”等一些有益的改革建议。     

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何以生成与强化?——中部贫困村与非贫困村比较分析

农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造成村庄间资源获取厚薄不均,损害政府施政公平性,降低村民获得感,不利于村庄协调发展。对中部地区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个案比较研究,可以理清国家对贫困村过度扶持造成的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生成与强化的深层逻辑。研究表明,基层政府生产"虚假贫困户"的变通性行为,以及贫困识别—退出机制形成的"因点及面"效应是推动农村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问题生成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过度供给、优先供给的逻辑则又进一步强化了公共品供给"补缺式失衡"的局面。对此,要从完善贫困村识别办法、加大非贫困村公共品供给力度等方面出台举措予以解决。     

解析公共部门中的“代理机构化”扩散现象——基于政策转移的分析框架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英国开始将大量公共事务从中央部委下放到半自主、分散化执行代理机构去，这种做法在随后15年间逐渐扩散到其他众多的欧美、亚洲和非洲国家，全球出现了一场持续的公共部门“代理机构化”浪潮。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代理机构的理念超越了各国政治行政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全球不断流行，即便当一些国家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代理机构化会加大公共部门的协调与控制难度？本研究把公共部门中的“代理机构化”扩散现象置于由五个关键性问题所构成的政策转移分析框架中，通过研究代理机构化扩散的缘由、路径、推动力量、作用机制和具体内容，来对这场影响广泛而持久的公共部门改革进行深入的剖析。     

让“跑官要官”者无机可乘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必须着力整治“跑官要官”问题,让一切投机钻营者无机可乘。“跑官要官”是败坏风气的毒瘤 “跑官要官”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对事业发展不利,而且会严重涣散党的干部队伍,严重败坏党风政风,甚至影响整个社会风气。     

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还要“摸着石头过河”吗？王遐见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该不该“摸着石头过河”？有人一开始就有异议，或者一旦发现改革中出了问题，就归结为“摸着石头过河”所致；还有不少人认为，以前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是不能再摸了，摸不得，几乎见不到有谁公开讲还要...     

增强“四种意识”提高“三种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令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环节，肩负着勇于和善于改革的先锋使命，必须切实增强“四种意识”，提高“三种能力”。     

领导干部宜慎用“我”字

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一种情形：有些官员，如有的地区有的部门的官员在开会或私下谈话时，动辄“我如何”，“我怎样”。听多了，就会觉得某些官员“我”字当头的这种习惯用语是有些问题，实际是在传递一种有害的信号，值得引起人们的警惕。     

“搭便车”问题的制度分析

“搭便车”现象在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中几乎随处可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因素的存在是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根源。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会影响市场效率,甚至导致市场失灵。对搭便车现象进行制度分析,探讨制度的合理设计与有效实施对限制搭便车现象的作用,便是本文论述的主题。     

解析“集中”比“民主”更为普遍和强大的原因

“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根本组织原则。在贯彻这一原则时，经常强调作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民主集中制，而不是重视作为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如果不重视后者，作为一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在实践中的意义并不大，就会导致出现“集中”比“民主”更为普遍和强大的现象。     

“河南公安精神”是河南警务改革的源动力

河南警务改革从题目提出，到试点实验，再到各省辖市城区公安机关全面展开，一直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在无形中推动着它稳步向前发展，这就是“河南公安精神”。正是全省公安民警以“忠诚、为民、拼搏、奉献”的精神面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我国公安史上最大的警务改革，才破解了一个个难题，取得巨大的成功。     

“包产到户”在我国改革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实践意义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突破口。“包产到户”的实行，不仅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而且推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实行“包产到户”是历史的进步，“包产到户”的实践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即改革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必须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面试要说“三种话”

俗话说“口乃心之门户”。考生在考场的语言表达会直接反映出考生对考场环境的适应性、对面试题型及思路的明确性和自身知识储备的充实性。面试不同于笔试的地方就在于面试是利用语言和肢体语言来模拟办公。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技巧会直接推动整个面试的顺利进行。如何做好语言表达，必须会说“三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