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栖霞区外来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及预防对策

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大量的流动人口，更是导致这些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对南京市栖霞区未成年人犯罪的调查表明，其犯罪主体中外来未成年人占了相当一部分。据统计，栖霞区2006年被起诉的未成年人有88人，其中外来未成年人54人，占61％。2007年被起诉的未成年人有113人，     

美国少年司法的新发展:少年法庭与毒品法庭

在美国,未成年人犯罪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世界范围内,美国于1899年在伊利诺伊州库克郡率先成立了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正规未成年人法院。时隔近百年,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未成年人犯罪急剧增加,尤其是毒品犯罪(纯古柯碱)、与帮派相关的暴力犯罪,引起了社会对未成年人的极大道德恐慌,美国进而实施了"严厉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强硬立法。"严厉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强硬法律,改变了法院的司法程序,表现为少年法院中又添新丁:少年法庭和毒品法庭。     

江苏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重点分析——以江苏省N市未成年人犯罪状况调研为基础

考察江苏省N市未成年人犯罪实际发生状况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率虽呈下降趋势,但不立不诉的未成年人特殊预防需要、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特质考量、未成年人犯罪的性质恶化应对,以及预防机构的分工配合都迫切彰显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必要性。调研表明,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存在着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比率逐年上升、互联网加重和影响未成年人犯罪、不同家庭因素决定未成年人犯罪以及特殊预防缺乏细化规定的四大问题亟待解决,应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重点问题。在预防立法细化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可以系统、有效地搭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协作平台,整合各相关单位职权而共享信息、互相配合,以充分保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论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

由于立法规定不明确、《刑法》第356条的性质界定不清晰以及毒品犯罪"从重从严"和未成年人犯罪"从轻从宽"的刑事政策冲突等原因,解决未成年人究竟能否构成毒品再犯的问题,需要考量刑法对再犯(包括累犯)的评价体系,结合法律解释原理,对该问题进行理论和法律的双重破解。既有的通过竞合理论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来对未成年人不构成毒品再犯进行论证的思路,其结论虽然可取,但论证理由存有瑕疵。要论证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毒品再犯,需要梳理我国刑法对再次犯罪的评价体系中各项制度间的关系,特别是累犯与再犯刑法评价的异同,结合刑法当然解释的基本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进而得出未成年人不能构成毒品再犯的结论。该结论既符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评价体系,也顺应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从宽的趋势。     

边境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研究

"我国陆地共有9个边境省、区,143个边境县、旗、市,土地面积约18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8%,居住着2200多万各族人民,其中有近半数为少数民族,有30个民族跨境居住生活。"除少数几个口岸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作为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边境地区具有了很多不同于内地的特点,其社会的治安形势也与内地不同。特别是边境地区的偷渡问题、毒品犯罪问题、枪支走私问题、民族与宗教问题、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等,给边境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因此,加强边境地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显得尤为迫切。     

2010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

本报告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指出未成年人犯罪值得关注的问题。报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加大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早期预防。大力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加强未成年人犯罪实证研究,加强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调查研究、社会关怀和犯罪预防,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加强青少年权益保护机制和预防工作机制建设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对策与建议。     

对外来少年犯适用缓刑的尝试

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犯罪领域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对此,我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积极探索,开展审判延伸工作,尤其在对外来少年犯处罚适用缓刑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审判效果、教育效果和社会效果。     

论刑事诉讼各阶段中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

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涵容侦查、审判、执行及执行完毕之后的各个阶段,所涉未成年人也绝不仅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告人,还应包括未成年受害人和未成年证人。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尊重和保障涉案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既是一项法律义务,也是现代少年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所在。且从"正当程序"和"控权"的角度讲,保障未成年人隐私权对于规范侦查权和审判权的行使也具有重要意义。新闻媒体及相关社会组织、个人在报道和参与未成年人案件时,也不得非法收集或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的非监禁矫正及其镜鉴

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的非监禁矫正体系在预防青少年犯罪及矫正青少年罪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效显著。有必要辨析香港地区青少年罪犯术语、概述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形势、剖析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原因,对香港地区"院舍训练式"非监禁矫正体系及"社区为本式"非监禁矫正体系展开系统研究,进而从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理论与原因研究、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法律体系、夯实未成年人社会矫正的社会基础及构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专业基础等维度提出大陆地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建议。     

保护与惩治之间: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争议焦点与类型区分

现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政策或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主要存在双方各说各理而论争焦点不明晰、非此即彼而类型区分不明显的特点,其中围绕的核心政策取向不仅是一个刑法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澄清、解决具有现实紧迫性。应对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在"责任、惩治"与"复归、保护"的政策之间进行拿捏,保护与惩治属于两个不同维度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遇政策,对于"保护"偏绝对化的现实状况,需要"惩治"的消解与补充。应破除"刑不上未成年"的思维窠臼,抑制犯罪,刑罚的威慑效果是不可或缺的。散见于不同司法解释文件的分类思想并未得到理论上的系统梳理与总结。应当就不同类型的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同的宽严政策。     

云南中缅边境毒品犯罪现状及打击对策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边境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与世界毒源地"金三角"毗邻。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错综复杂的地形使云南成为了境内外毒品犯罪的前沿阵地,违法犯罪分子通过该地区从事各种毒品犯罪活动,大量境外毒品渗透加剧,国内毒品来源不断增多,毒情形势十分严峻。公安边防禁毒部门应及时研究该地区毒品犯罪现状,找出毒品犯罪特点和规律,深入开展缉毒专项行动,加大打击毒品犯罪力度,为创建平安云南,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环境污染和吸毒贩毒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公害。当前,因网络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常突出,形势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应基于刑事对策与非刑事对策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在刑事立法上,需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入罪门槛、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幅度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在刑事司法上,需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需认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政策。在非刑事对策的纬度上,主要是沿着行政监管与民事责任两个纬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     

建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污点消灭制度的构想

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差异,为使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应在立法上确立可操作性的刑事污点取消制度。本文对我国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污点制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取消制度的合理性, 并就我国如何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点取消制度进行了探讨。     

刑法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

充分利用刑法手段搞好综合治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刑事政策的特殊功能,立法机关应专门对未成年人犯罪作出相应的责任措施:不适用某些种类的刑罚,对剥夺官由刑的高刑期作限制,着重注意用代替刑罚的教育性强制措施;对未成年人适用的全部刑法措施(既包括刑罚,也包括教育措施)的目的,尤其在于特殊预防和一般性预防。无论是刑罚措施,还是教育性措施,其目的都是要使他们接受必要的教育和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知识,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此,刑法还应规定发展、培养他们的个性和道德责任。刑法对强化综合治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所有法律、法典、法规都应责成法院在审理和量刑时要考虑到未     

未成年人利益优于社会利益：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选择——以澳门地区为例的分析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与“教育、感化、挽救”是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性内容,其贯彻落实必然涉及双向保护原则,即平衡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关系,实现两者兼顾。我国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以保护为主要特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核心。大陆应借鉴之,对未成年人实行“保护第一、教育第二、惩罚补充的原则”,如此才能使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天平相对平衡,使未成年人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     

未成年犯罪的预防

未成年人是中国的未来,肩负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在当今,我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约有3.7亿,基数相当之大。他们在成长中所树立的人生观、价值观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然而,在当前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未成年人犯罪在社会总体犯罪人数中比例不断上升,犯罪性质更加恶劣,对于社会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由此,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工作的实施和刑事政策的制定有更加急迫的需求。     

2013年我国未成年犯抽样调查分析报告（上）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增长势头已经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率持续下降；除抢劫罪、强奸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等传统罪名外，未成年人犯罪中还出现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等一些新罪名；未成年犯的年龄以14岁至16岁的居多，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二，未成年犯居住地区在农村的占一半以上；在社会转型和价值多元化的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未成年人犯罪的主体结构、规模种类、危害后果、组织程度、外在环境、主观心理等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与控制策略

近年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益突出,已经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不仅在案件绝对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犯罪成员中存在未成年人的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必须从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多管齐下、综合预控,尤其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尽到应尽的职责,方能取得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控制的良好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制问题研究

相比普通刑事法律法规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具有罪犯年龄、犯罪定性、犯罪司法执行等法律不健全的特征,在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上也存在着协同性不强的问题。近年以来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等暴力犯罪案件不断出现,表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律规制问题出发,探讨未成年犯罪的刑事立法修订、刑事司法矫正方案,尽可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制体系,以期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论打击毒品犯罪的“控制下交付”措施及其完善

控制下交付,是在毒品犯罪呈国际化和有组织化发展态势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型侦查措施。2012年新的刑诉法首次提出控制下交付,但在实际工作的运用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必须以加强控制下交付的程序规范建设与立法完善为抓手,进行全面改革和完善,从而真正发挥其实战作用。新形势下,加强对"控制下交付"的研究,对于健全我国刑事侦查措施体系,更好地打击毒品犯罪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