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令状制度下取证的法律规制

令状制度作为司法抑制和人权保障的有效手段,在很多国家已成为侦查程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确立不仅符合正当程序的精神,体现了人权保障和诉讼构造的完善。出于加强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完善监督机制以及保障人权的需要,我国应当吸收西方令状主义的合理内容,确立令状制度和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建立相应的保障措施,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步伐。     

论司法令状的制衡效力——基于英、美司法令状制度构成要件的比较视角

由法官通过司法令状对刑事强制处分权进行制衡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因为现代刑事诉讼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权力制衡和权利保障的法律.这二者之间的博弈与合作关涉到刑事诉讼是否能够运转及质量.其中,通过司法令状对刑事强制处分权的制衡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对于司法令状而言,其构成要件可以分为主体要件、实质要件以及程序要件,...     

论比例原则在警察侦查取证程序中的适用

在中国刑事诉讼侦查程序中,警察的取证裁量权尚缺乏有效规制。这对于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是一个潜在而现实的威胁,会阻碍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立法任务的实现。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引入起源于德国的比例原则,使警察的强制性取证行为符合适当性、必要性和比例性要求,为公民权益提供基于程序法定原则而又超越于此的保障。与此同时,要引入司法审查机制,确立宽严得当的令状主义,为比例原则的适用提供司法保障。     

台湾地区刑事诉讼体制与法院职权调查证据之变迁——兼论对我国大陆之借鉴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目前适用的刑事诉讼法与大陆民国时期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一脉相承,本部法律从诞生至今近八十年的历史中,经过一系列的修法与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后,法律内容逐渐增强被告防御权与缩减检察官权限,使涉及限制人民基本权之强制处分由法院决定,以符合令状原则。此外,在庭审中的调查证据,也由以往的法院主导职权主义演变成当事人主义主导调查。这些改革使台湾逐渐去除原本的司法"行政化、职权化、纠问化"等弊端,而大陆目前刑事诉讼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数十年的台湾经验可谓似曾相识。以台湾为镜,对于我国大陆刑诉法将来修法再往前迈进具有借鉴意义。     

论职务犯罪强制处分适用的法定主义与令状主义——以留置为中心的分析

在以刑事强制处分作为程序变更效果的监察措施运行过程中,其可因监察调查程序的特殊性而在调查终结前欠缺必要的刑事司法审查环节。201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未明确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职务犯罪案件时,可对监察措施的审批与执行进行司法审查的权限,这阻却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实效的发挥。以大陆法系强制处分的法定主义与令状主义为理论观照,强制处分的司法审查乃属法律保留事项,在司法保留与法官保留的语境下,职务犯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变更监察措施为刑事强制措施应遵循强制处分的适用规律。立法应保留将监察措施变更为轻缓刑事强制措施的处分空间,审酌实践中职务犯罪具体案由、证据收集情况及量刑期待等因素,细化完善留置期限类型化设定。同时,以留置为典型,监察措施适用的必要性审查应遵循"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程序相称要求。     

司法令状本质的思考

建立司法令状制度是当前学界的主流,但司法令状的功能真如大家所宣传的那么强大吗?司法令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而且令状制度本身也并非是万能的,它在理论层而和实践层而也具有局限性,我们对此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辩诉交易的诉讼精神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司法权运行应当始终秉持"诉讼"特征,并外化为诉讼构造。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程序,以其高效性受到了司法实践的青睐,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其诉讼构造明显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在美国这种失衡状态得到了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以及深植理念的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给予的一定程度上的修复;大陆法系国家在移植该制度时,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纷纷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我国因种种原因虽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但对于高效的司法裁判方式的探索以及建立的需要,却将受益于对该问题的研究。     

刑事审判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构建

在刑事诉讼法将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入主义转移、增强庭审对抗性的情况下,宜采用配套的刑事诉讼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实行证据开示制度,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节省司法资源、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发挥律师辩护职能等。目前我国证据开示的立法、司法现状不尽如人意,为此应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起诉状一本主义对我国公诉制度的启示

公诉方式与一个国家的审判模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程序设计是否科学,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理性。笔者通过对日本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诉方式的研究,发现日本公诉制度中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很值得我国借鉴,对我国刑事司法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几点建议——基于人权保护原则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模式虽然吸收了一些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因素,但是其总体上还是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并且带有一些审问式的色彩.从长远利益看,这并不利于保护人权.根据刑事司法的实际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避免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的利益机制失衡,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与时俱进并适应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以切实调整好公共安全、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价值.     

犯罪心理画像历史发展评析

过去数十年里,犯罪心理画像(criminalprofiling)在国外的一些国家得到长足的发展,日显成熟,逐步成为侦查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项侦查技术和法庭科学,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甚少。本文通过查阅和编译国内外相关资料,从历史的角度重点论述犯罪心理画像的研究对象、在侦查中的运用、分类方法和发展历史,以期为加强犯罪心理画像在我国的本土化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以刑法规范为核心重构刑法学体系

刑法规范是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统领刑法的所有概念。以刑法规范为核心重构刑法学体系,能够反映刑法学研究的全部对象,能够促使刑法学研究向形式合理性的转变,能够将刑法学研究从孤立、静止、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能够正确处理刑法学与犯罪学的相互关系。     

论刑事和解三大刑事法学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发展至今日,已然成为了刑事法学界的一大重要研究课题,跨越了程序法与实体法的界限,同时也跨越了法学与社会学的边界。在经历了长期以社会学理论基础支撑的阶段以后,刑事和解渐渐进入了法学家关注的视野之内。在经历了长期且深入的探索之后,刑事和解背后隐藏的法学理论不断被发现,刑事诉权、刑法谦抑理论与刑事诉讼谦抑理论不断被注入刑事和解之中,为进一步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论刑法的谦抑精神--从刑法根据论角度分析

刑法的谦抑精神指以罪之谦抑与刑之谦抑为内涵的刑法理念.罪与罚本恶,刑法的根据使乏合法化井成为刑法正当之善,但同时也注定其张力之限度.不同学派对刑法根据的论证各有千秋,对刑法谦抑精神也有不同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多与谦抑背离,但仍能从相关传统法理念中找到刑法谦抑精神.完善中国刑法的价值理念,破除对刑法的迷信,刑法的谦抑精神不可或缺.     

论刑事实体控权——以刑法基本原则为视角

刑事法治的核心要义是刑事控权。在刑事控权这一系统工程中，刑事实体控权至关重要。对于刑事实体控权，必须从严格遵循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尊重国民的合理预期，明确刑法的规范效应，规范自身的权力行使，以及实现权力的自检与自敛入手。     

入世后中国刑法的调整与更新

为适应入世的要求,作为国家一项基本法律的刑法,也必须要从基本的价值理念到具体的制度,作一个全面的调整与变革。具体地说,在价值取向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成为刑法的优先选择价值。在刑事政策上,正确处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关系,科学划定犯罪圈;更新刑事处罚理念;以行刑社会化为指导,重构行刑模式。此外,在犯罪主体、犯罪类型及刑法条文结构等方面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论刑法解释的目标——以刑法人权保障功能实现为视角

刑法解释论上的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所确立的刑法解释目标都有不利于刑法人权保障功能实现的缺陷,因而刑法解释的目标应确立为寻求刑法立法时刑法规定的客观意思,即立法本意;只有立法本意不符合保障人权要求时,才允许扩大或缩小立法本意的范围,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解释。     

真善美视野下刑法的社会情感性

刑法的社会情感性是先已存在的社会情感所决定的,是犯罪问题的社会情感性所赋予的。刑法的社会情感性通过尊重客观事实而体现刑法之真,通过促进刑罚的合目的性和刑法的正义性而体现刑法之善,通过表达同情、怜悯乃至体恤而体现刑法之美。刑法的社会情感性堪当刑法的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