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三项内容的考察

多中心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出场”于NPO新的治理模型,立足于多中心治理与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和其他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纵向的、横向的或两者结合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这种模式之所以有效不仅在于回应了单中心的政府统治模式及其官僚制的组织形式的困境,而且也由于它能够有效解决制度设计中三个相互关联的难题：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组成一种富有成效的治理网络。其主要适用于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以及街头式官僚的行政执法三个领域,未来需要在研究经验世界的解释力和具体路径上下功夫。     

法家法术综合治理体系及其当代反思

基于现实政治产生的“君—官—民”三层结构,法家创建了一套法术综合治理体系,其中包括术治治理体系和法治治理体系两大部分,两者相互配合融合,分别对官僚队伍进行专门治理和官民进行整体治理。术治治理体系的内核是帝王心术和官僚组织管理技术,法治治理体系是依靠君、官、民三大主体建立起的一个使法必行的系统工程。这套法术综合治理体系为即将诞生的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世王朝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解析这一综合治理体系的内容构成,分析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传统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之道,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也不乏启示意义。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城市治理与群众路线——基于武汉“城管”的实践分析

群众路线与全能主义政治遗产仍然主导了当前的社会治理。这一遗产在控制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发挥街头官僚的政策创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城管"体制是综合治理、中心工作、压力型体制等内在机制的有机统一,而柔性执法虽然具有文明执法的内涵,但遵循的是群众路线的谱系。在传统的群众动员已经式微的情况下,如何将志愿者服务机制及媒介动员有效融入到城管实践中,是建立城市治理新格局的关键。     

论官僚制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基于“官僚制不足”的思考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以理性设置的制度和法律为运作规则,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形态。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管理领域存在"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行为和文化等方面都掺杂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官僚制相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强调法律和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制度化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解决"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完善理性官僚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治理层面的一个切入点。官僚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就在于它的现代性价值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     

现行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变革探析

社区治理中邻里守望等传统治理手段在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也凸显出社区主体观念意识不强、素质不高以及主体间沟通、联动渠道不通畅等问题。对此,虽然时代背景、国家政策、群众需求共同为社区治理变革指明了可行的方向,即深化多元治理主体的主体意识,完善社区警务基础设施,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等现代化治理手段,但在应用现代化治理手段时,仍然存在着"以人为主"还是"以数据为主"的观念冲突和社区主体整体素质不高等挑战。现阶段,应从加强社区主体素质建设、合理规划社区治理信息化建设、平衡现代与传统治理手段三方面入手治理社区。     

参政党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家整体水平跨越式发展和综合实力进一步提升的重要举措。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不仅是执政党的重要责任,也是参政党的应尽义务,两者都是参与主体。现代理论基点和现实基础都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和参与模式,以此为基础,也为全面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新的路径。     

重思“善治”——兼评周安平对俞可平笔下“善治”概念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善治"的前提是"治理","治理"是为了克服官僚制效率低下这一弊端而被西方理论家所提倡以及被各国政府所采纳的做法,意在通过政府、企业组织以及非营利组织等众多行为主体的参与来提升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善治"与"治理"都强调效率,但"善治"在"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民众参与的维度,其两大基本特征是效率与参与。"善治"不会因为参与主体的多样化自动实现,它必须在国家这一强有力的主体保障下才能实现,而这一点及"善治"中的效率和参与是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特别予以重视的。     

国家治理体制改革中党委、政府与社会的结构性定位——基于淮海路街道改革的经验研究

党委、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定位,是指在治理体系结构中的组织定位和在治理能力结构中的职能定位。不同主体各有其基本的组织形式与职能任务,党委是联系各方成为统一体系的组织枢纽,履行领导各方的政治职能;政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国家行政机构,履行配置公共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职能;社会主体是提供多样性服务的自主成员,履行协同党委政府开展治理活动的职能。国家治理体制改革就是要设定组织与职能建设的新规范,优化治理结构的具体形式,从而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如何理解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我国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不仅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也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包括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制度规范化与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主要包括改革创新能力、制度建构能力与科学发展能力。在当代中国,亟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科学的国家治理理念,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政府主导、市场配置、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善于学习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好经验,以及改革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等,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论中国扶贫开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扶贫开发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创新扶贫开发治理体系总体思路是,以国家扶贫开发的法律体系建设为核心,加强和完善国家与地方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建设,建立消除贫困提高民生的全社会共同责任基本国策,改革创新扶贫开发新机制。推进国家扶贫开发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需要推进和创新扶贫开发治理衡量评价新标准,加快提升扶贫开发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的能力现代化水平,而且需要努力提高扶贫开发治理方式的效能,改善扶贫开发治理的基础能力和公共服务均等能力。     

后小康时代“文化治理”现代化研究

"后小康时代"的内涵意蕴并不仅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历史发展的"前瞻性"概括,而且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所遗留的问题与难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的"反思性"展望。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文化治理"中的"文化"不仅充当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客体,"治理"与"文化"共同构成了"文化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文化治理"通过一种嵌入式治理的方式内在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中,通过文化软实力的内在驱动作用,推进着"后小康时代"的现代化事业。     

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及其防治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复杂性、多变性和非结构性等特质,因此,食品安全监管必须强调统一性、协调性与整体性。尽管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处于不断变革调整中,监管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碎片化"样态,成为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渊薮。这种现实样态,表现为责任理念的碎片化、资源配置的碎片化、监管主体的碎片化、体制改革的碎片化等。从这种样态形成的内在机理看,合作精神的缺失、监管路径依赖、软预算约束,以及官僚体制的封闭性等因素,导致了食品安全监管碎片化的再生产。防治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需要引入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思路与理论框架,从推进责任理念的修正与培育、监管主体的调适与整合、监管机制的再造与运用、治理结构的优化与重塑等方面下功夫,以落实食品安全的善治目标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政治图景。     

从疫情防控看社区治理再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不仅全面检验了我国社区管理、服务、资源配置及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其治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分析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探讨进一步应对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挑战非常必要。新时代完善我国社区治理,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健全社区管理与服务机制、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官僚治理理论的中国起源与治理困境——以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为考察中心

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系列的剧烈变革之中,君主和君权祛魅的政治实践催生了政治学革命及新的研究范畴、话语体系,在此时代背景之下官僚治理理论逐渐兴起并成熟,其中韩非的法术势理论的目标指向与问题意识则是官僚治理,他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阐释了官僚治理与国家兴衰、君主的关系实质,并指出了对于当时各国君主而言官僚治理的必然性和迫切性。虽然他的官僚治理理论具有先见性,但官僚治理也存在君国异利、君臣异利、君民异利以及政治参与不足、政治监督不足等不可克服的治理困境和逻辑悖论。     

担当:一种科层运作的效能转化工具

以形式理性著称的理性官僚制理论上并没有担当的价值空间,但当代中国科层制处于传统、现代、后现代交织的社会转型之中,处于从历史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对接的转型时期,有必要继承传统伦理精粹,发扬使命型政党的红色力量,以担当的价值理性驾驭官僚机器的形式理性,发挥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这就需要实现政策民主化与政策科学化的有机统一,培养干部践行担当精神的政策能力与科学方法;从底线思维向上限思维转换,激励干部主动担当的愿望和激情;从封闭检查向绩效的有限开放转向,释放担当的价值空间;从问责兜底向精准问责转变,赋予敢于担当的底气和勇气。     

授权与制约：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权力逻辑——以美国西雅图市为研究对象

公共权力在治理过程中起着贯穿性的作用,所有的治理主体都是围绕着公共权力开展自己的行为,公共权力不仅是治理主体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它们能够开展行动的基础。美国是有着自治传统的联邦制国家,作为地方政府,它的权力本身是来源于一种权力的授予,这种权力同时也要经受诸多形式的制约。这种授权和对权力的制约,构成了美国地方政府治理运作的核心线索。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如何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逻辑起点于西方的"协同学"和"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民主和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和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国家治理。由于政府全能治理模式的过渡性质,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民主化的要求,即通过民主化获得治理的公共性,它不仅是一个民主政治体制确立和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民主治理的实现过程。中国国家治理又面临着法治化严重不足的倾向,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另一使命。     

中国街头官僚的行政问责体系构建

街头官僚即基层政府公务员,代表政府与公众打交道,街头官僚在与公民的交往和互动中往往行使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自利动机驱动和社会资本干扰下,街头官僚容易滥用职权甚至出现暴力执法等行为。本问从内部监督与外部问责两个方面的七个层面具体方法构建全方位的街头官僚行政问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