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黑客犯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随着网络在我们生活中的深入发展,黑客犯罪日益严峻,犯罪危害也渐渐严重。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国刑法对于黑客犯罪的规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体系渐渐完善。然而网络发展日新月异,我国对于黑客犯罪的规制较晚,重视程度依旧不够,法律的制定又有其滞后性,立法者应当转变立法思路,加强对黑客犯罪的重视,完善现有的黑客犯罪的规定。     

互联网视阈下合同诈骗罪的教义学回归

根据刑法教义学,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然而,司法实践却突破教义学的框架限制,将网络合同诈骗行为认定为诈骗罪.这一突破教义的现象,源于司法者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从严从快"刑事政策的误读."从严从快"刑事政策仅针对利用电信网络技术的普通诈骗罪,不能扩张适用于网络合同诈骗.在互联网场域中,利用合同实施网络诈骗行为的定性必须立基于刑法教义学的规范分析.     

网络黑色产业链的发展趋势与刑法规制

随着网络、通信、交通和物流业的勃兴,兼以上述产业集群效应的日益凸显,不仅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卖淫,拐卖妇女儿童,制售假币、假发票、假药犯罪,而且新类型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电子商务平台刷单炒信、代运营等依托互联网的犯罪形成更加完整、更具韧性的地下产业链条。这种犯罪产业化的结果是在犯罪技术上的日益专业化和犯罪组织上的日臻企业化,给识别、处置和预防带来了新的挑战。分析网络犯罪产业链的特征,从网络犯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层级着手,判断其发展趋势,确定刑法中规制网络黑色产业链犯罪的路径,为从源头上治理该类犯罪提供思路。     

网络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对策

关于网络犯罪的立法,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规定极少,在当前网络犯罪日益复杂的形势下,迫切需要法律的调整和补充,以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文章主要针对侵犯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数据安全的网络犯罪进行分析,通过阐述网络犯罪的法律缺陷,对完善我国该方面的立法提出自己的见解.     

论网络言论失范下《刑法》介入的向度与限度

针对信息网络中虚假言论引发的犯罪现象及其向现实社会蔓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与司法难题,"两高"通过颁布抽象性司法解释的形式为运用刑罚手段规制网络中的虚假言论行为提供了可行性依据。由于我国的传统《刑法》立足现实社会,现实中《刑法》在应对虚拟网络犯罪时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出台抽象性司法解释来应对网络言论失范行为及其新型犯罪样态时,应当以"维护网络秩序"与"适应网络特点"为向度,并恪守刑法的谦抑性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限度。     

论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及其意义

我国所特有的"立法定性加定量"的定罪模式,决定了罪量要素作为一种犯罪门槛普遍存在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中,而成立诽谤罪也需要达到特定的犯罪门槛。"两高"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司法解释对网络诽谤犯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细化,增加的"点击、转载次数"标准和"行政前置模式",促使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并使得网络中诽谤罪表现出不同于现实诽谤罪的犯罪门槛。诽谤罪的"网络门槛"下降,对于净化网络环境、促进刑法的网络扩张以及指导刑事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如今已屡见不鲜,纵观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过程中暴露出理论研究滞后、司法实践尺度混乱、司法解释缺失以及监管秩序不完善等漏洞。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互联网犯罪日益猖獗的现象使人束手无策,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及时介入、充分保障网络环境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如今已屡见不鲜,纵观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过程中暴露出理论研究滞后、司法实践尺度混乱、司法解释缺失以及监管秩序不完善等漏洞。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互联网犯罪日益猖獗的现象使人束手无策,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及时介入、充分保障网络环境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微罪立法视野下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微罪罪名的设立是积极刑法观之下刑法扩张和犯罪门槛下降的具体体现.微罪的设立符合社会对安全价值的需求,也是对我国刑法结构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微罪立法建立在前置法与刑法构成的"二元制裁体系"基础之上.在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司法中对微罪认定时需要正确把握犯罪"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实质特征,避免将一般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疑难问题探析

传统刑法共同犯罪理论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出现诸多异化,对其共同犯罪认定主观上需具备"明知"或可以推定"明知",依照限制从属说观点,"明知"的内容不要求具体认识到他人实施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程度;除事先存在共谋外,电信网络诈骗共同犯罪应仅成立于本犯实行既遂前,至于犯罪既遂的认定应当区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采取诈骗模式的不同而准确认定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了财物。在平行式和分工式两种典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模式中,帮助犯承担责任范围存在差别,应辨别情形分别认定帮助犯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平台经营者实施的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的中立帮助行为应予以限制性处罚。     

论法治之法

法治的实现以法制为前提,而良法又是法治的题中之义,也是法治的有力保障.本文试图从立法原理、立法宗旨、立法程序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来分析何为良法,以求探讨在法治建设中如何使立法真正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活法”与“行动中的法”——兼论民间法研究的两条路径

埃利希提出的活法概念,和庞德所提出的行动中的法,虽然是法社会学中两个相似的概念,难以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异。通过对这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于这两个概念得到更加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发现二者之间不同的研究路径。在我国民间法的研究领域中,仍然有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模糊状态,通过对于这两条不同研究路径的梳理,可以使我们对民间法基本范畴的研究更加清晰和自觉。     

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对法律执行力的思考

我国法治建设一直追求“依法求治”，注重实现法的秩序价值，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应该是“以治成法”，克服“依法求治”的工具性特点，注重法的多重价值的实现。从“依法求治”到“以治成法”的关键在于增强法律的执行力，这是目前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依法求治”弊端的有效途径。     

浅析民法上的“人格”

我国民法理论界对“人格”一词在不同的场合赋予不同的含义使用，如将人格等同于权利能力和主体资格；将人格等同于人格利益，将人格定义为人的一般法律地位等等。这种状况造成了法学界对人格定义的混乱。因此应将对“人格”在历史上发展脉络做详细考证，辨析“人格”的含义，以理清“人格”与民法其他相关概念如：权利能力，人格权等之间的关系。     

论“死法”

立法者基于政治精英的功利观念,凭借对话语权和立法权的垄断,意图将精英群体的理性和逻辑转化为社会规范.但是,由于国家理性本身的非完美性,以及国家因身兼立法、管理两职的角色冲突,加之人类本性的非理性、非逻辑因素,立法者的理想化设计往往遭到现实无情的否定,诸多逻辑化的法律成为空具形式的"死法".死法"最严重的恶果并非在于不被遵守,而在于不被信仰.法律丧失了应有的指引、评价功能,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不再以法律为标准进行逻辑思考来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而是诉诸与国家博弈的实践经验."死法"个别化的复活又助长了权力寻租的产生.     

论公法作为“保护他人的法律”

公法管制之违反如何引起民法上之侵权责任?"保护他人的法律"最具探讨价值。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并未规定此种侵权类型,但"保护他人的法律"仍有助于确定侵权法保护客体、控制公法的私法介入,并为已有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储备和本土化路径。公私法相互支援背景下的"保护他人的法律"工具化,为公法作为"保护他人的法律"介入侵权责任认定提供了思路,即公法作为确定侵权法保护的"利益"之依据和过错认定之依据。     

晚清“公法时代”国际法学教育述论

晚清“公法时代”的国际法学教育主要包括京师同文馆的国际法学教育和国际法留学教育两个方面。无论是在京师同文馆进行的国际法学教育，还是到国外接受国际法教育的留学生们，都没有为中国国际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人才基础，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自愿推动国际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学术群体。     

"法哲学"概念的逻辑分析

目前,我国学界对法哲学的理解很不一致,一部分人认为法哲学就是法理学,或法哲学是关于理论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法哲学是法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究其原因,就在于对法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文章运用概念分析法对法哲学内涵进行解剖,明晰了我国当前法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逻辑地确立了法哲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     

收养法的不足与完善

尽管我国《收养法》依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形作了相应修改,但现行《收养法》在被收养人、收养人等方面仍欠缺人文关怀,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后所面对的孤儿收养,更是凸显出《收养法》的不足。基于此,笔者主张应将被收养人的范围扩大到成年人,同为兄弟姐妹关系的被收养人原则上由同一收养人收养;应建立确定收养人是否具备相应收养资格的一个监理机构,赋予与被收养人之间有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收养人享有优先收养权,尽量不允许独身收养与同性婚姻家庭进行收养;立法应确定给予收养当事人留出适当的收养磨合期即试养期。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及其外延的争议由来已久,大多数学者曾意图通过揭示其本质来解决此争议,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笔者认为立法的缺陷以及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着重从立法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这两个层面来探讨此争议,建议用"国家公职人员"这个较为科学的概念来取代"国家工作人员",并对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立法进行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