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行为定量因素

在我国立法定性又定量的定罪模式之下,除了数额定量、情节定量因素外,还存在着不影响行为定性,但作为犯罪成立要素的行为定量因素。行为定量因素是我国封闭式犯罪构成体系的产物,它既契合于二元的社会制裁体系,又反映了实践理性的需求,因而不同于客观的处罚条件。当行为定量因素缺失时应当认定为无罪,当行为定量因素引起构成要件交叉时,应当认定为想象竞合。     

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思考

我国刑法学界虽然对犯罪构成的表述各异,但其共同点就是指犯罪成立的条件,因此,犯罪构成与犯罪成立几乎是等同的概念。但是,随着新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定,该原则不仅具有“入罪”的一面,其在“出罪”的一面更应引起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我国这样有着重刑传统的国家。笔者不惴浅陋,力图在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犯罪构成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出罪功能之欠缺,提出自己的初步初步看法,借以抛砖引玉。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从我国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到现在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可以说新中国刑法典的颁布,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而在刑法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学者们不断地研究犯罪构成理论,并针对犯罪构成理论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近年来又展现出鲜明的发展趋势.     

刑法“事先法”之理念导读

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具有鲜明的"事先法"特征。从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看,刑事立法的事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刑法不是保障法。刑法保障法存在语义误读之嫌,刑法的正义价值要求刑法与其他部门各司其责、平起平坐。我国的犯罪概念的立法模式是"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分别表明了刑法的"事先性"与"克制性"。刑法的边界是"人类行动的自觉结果",在原初意义上具有"事先性"。     

从犯罪未遂角度分析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

"构成要件说"以是否全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是否得逞的标准,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应作为构成要件的修正形式来对待,犯罪既遂是齐备《刑法》条文对某种犯罪所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犯罪未遂仍然属于犯罪,其构成犯罪是由于符合了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刑法》分则规定了既遂犯罪的刑罚标准,未遂犯罪是符合了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才按照总则的刑罚标准处罚。修正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助于正确把握未完成罪及共犯的犯罪构成区别于《刑法》对单独的实行犯所规定的基本犯罪构成的特点。     

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的新表述

传统的犯罪构成只包含积极的构成要件,这与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和刑事司法的实践不相吻合,立足刑事立法,面向司法实践,应该将刑法第13条但书和正当防卫等排除犯罪性的行为作为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纳入我国的犯罪构成之中。     

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思想探究

刑法文化的历史变迁积淀出三大犯罪构成理论,他们各具鲜明的特色并根植于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我国许多学者对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颇有批评。深入剖析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对其理论架构进行理性思考,可以看出,在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成立条件、犯罪构成要件、犯罪基本特征这三者属于同等意义的概念,并密切呼应。犯罪的基本特征是犯罪构成的基础,犯罪构成是犯罪基本特征的具体化。我国犯罪构成理论表现出形式与实质的统一、立法与司法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一种四要件齐头并进、平行并举、有机整合的对犯罪成立的判断。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有它的可取之处,并且具有相当的司法可操作性。     

正当行为与犯罪构成传统关系之维护

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刑法中的正当行为不符合我国的犯罪构成，将其视为犯罪成立的消极条件并不科学。犯罪构成与正当行为不是入罪与出罪的反向关系，二者之间是基本规定与注意规定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体系安排具有合理性，应当加以维护。不应该将其作为对我国传统犯罪构成大动干戈的借口。     

我国刑法总则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的论域观是科学认识和把握犯罪概念的基本方法。从论域观出发,审视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对我国刑法总则犯罪概念的审视和讨论更有其必要性。在进行正式讨论前,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中有个"定量"因素,它在刑法中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而这个定量因素实际涉及刑法总体的立法模式,与刑法具有结构性的联系,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在此仅就我国刑法总则犯罪概念的论域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借用"形式"和"实质"的说法,从立法上说,刑法总则的犯罪概念,不应采取所谓的"实质式"立法模式,而应当采取所谓的"形式式"立法模式,即使是退而采取"空白式"立法模式,也不应该采取所谓"实质式"立法模式。     

浅谈我国犯罪构成的重构

犯罪构成是我国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其基本含义在我国早有定论。然而,这一理论正受到挑战。犯罪构成属于"方法"的范畴;定罪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在一个层次上一次完成;刑法分则的规定,是包含主客观要件的犯罪类型,尚需对其进行总则性考察。犯罪构成要件体系应是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和一般构成要件二者的结合。     

刑事二审变更罪名若干问题探讨

我国现行立法关于二审变更罪名规定的不足,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但基于我国刑事司法之现状,这种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改良方法:1.法院行使释明权;2.严格践行开庭审理模式;3.考虑增设法律审程序。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教唆犯从属性说的中国式展开

教唆犯从属性说是刑法客观主义时代的必然要求,教唆犯从属性问题分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和相关的刑法理论,应当认为我国刑法坚持了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的观点。在我国刑法中,罪名从属性不具有立足之地。     

经济犯罪刑事治理模式研究

经济犯罪是犯罪领域中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经济犯罪已成为刑事立法的重心。在法制发达的国家,把经济犯罪作为一种轻罪,并在刑事诉讼中设置了特别程序和措施。我国治理经济犯罪起步较晚,无论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上均有缺陷。借鉴域外治理经济犯罪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在实体法上丰富我国的刑罚手段,在程序法上设置特殊...     

论侮辱尸体罪的非犯罪化

近年来,非犯罪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趋势,而我国刑事立法在这一领域仍然进步迟缓。基于法益保护主义与刑法谦抑主义的基本立场,侮辱尸体行为作为一种反社会伦理而无刑法法益保护必要的行为不应认定为犯罪,而应在立法上予以非犯罪化。但是该行为本身作为一种违法行为,仍然应当通过相应的民事法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惩戒。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探讨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总的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它着眼于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以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为目标,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和措施反映国家对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度。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有五大价值基础,即秩序、法治、效益、人道、科学,它们对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设定、执行、调整均具有指导意义。     

论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对法定刑模式的要求——以抢劫罪为实例的研究

在中国刑法规定中,不但规定犯罪的基本行为,同时规定犯罪成立的量的要件,后者即犯罪定量因素立法化。这种立法模式有积极价值,也有消极影响,甚至带来多罪刑阶段加重减轻事由与法定刑之间的不协调问题。要解决有关问题,应该在法定刑上运用多罪刑阶段之间的交叉式规定模式,并在立法技术上体现出立法公正的要求。     

我国贿赂犯罪罪名设置合理化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关于行贿、受贿犯罪的主体与对象特征规定较为混乱,影响了大众对这些犯罪的认知,笔者建议变更现有立法模式,将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分别予以整合形成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罪名整合后不仅简化现有罪名体系,便于公众认知与学习,而且也为今后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做了铺垫。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目前刑法关于受贿与行贿犯罪的立法规定进行整合和完善,形成关于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内容的具体设想。     

中止犯若干问题比较研究

由于各种原因,各国中止犯在立法方式、法律性质、成立要件及刑事责任方面差异甚大。我国有必要参照国外中止犯的相关立法与理论,采取中止犯与未遂犯混合规定方式并将预备中止犯非犯罪化,增设准中止犯,在采取必减免制的同时增加中止犯与既遂犯的转化性规定。     

论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不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而排除于其调整领域之外.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其实质是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并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