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正公平公开管束“超高薪”

收入分配中有两大差距值得关注：一是垄断国企职工收入高于一般企业职工，二是垄断国企高管收入大大高于同企业职工。2003-2008年垄断国企高管的平均收入是同期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49．96倍。公众对垄断国企高管“超高薪”十分不满，而造成“超高薪”的直接原因是“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     

高管降薪市场论

近日，网络上有关国资委将对国企高管予以降薪、限薪的消息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国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国企高管高高在上的薪酬与企业并不突出的业绩之间的倒挂现象，更是为全社会所诟病。为塑造国企良好的信誉与形象，国资委曾经多次对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提出予以严格规范的要求。     

高管薪酬的法律迷思

高管薪酬机制既是资本市场辉煌的动力，也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诱因。金融危机背景下“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单向保护高管利益的扭曲薪酬机制面临反思。在薪酬机制从现金薪酬向股权薪酬过渡，股权薪酬与业绩脱钩，高管薪酬公平议价面临遭遇质疑之际，行政强制的限薪措施只是一种临时的激进措施，程序合理化与信息公开化为基石的公司治理是解决高管薪酬的方向。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贴心三招”帮助农民工讨薪

北京市平谷区法院东高村法庭针对临近年底农民工讨薪案件呈现大幅增长的态势，从司法为民、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出发，在原有的“农民工讨薪速审机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又采取了“贴心三招”帮助农民工依法讨薪。     

谈律师的“底薪”

“底薪”，是单位给予其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是作为一个劳动者生活和工作最基本的保障。除少数案源充足的大型律师事务所有“授薪律师”外，大多数所里只有“提成律师”，没有任何的底薪，完全靠自己寻找案源办理而获得收入。“无底薪”虽为大多数律师事务所的惯例和通识，但为各界所忧虑的现时律师行业出现的一些病灶却与“无底薪”的做法有着莫大的关联，对这样的“惯例”，需要予以重新审视。     

恶意欠薪“入罪难”折射司法漏洞亟待完善

临近年末，又到民工集中“讨薪”的高峰期。律师秦希燕又一次为维护被欠薪农民工合法权益而四处奔波。“法律的修改对恶意拖欠工资的行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用人方‘有钱不给’的恶意拖欠工资的现象仍然严重，成为讨薪过程中的一大难点。”身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为农民工免费讨薪律师团”团长的秦希燕说。     

法律福音

安徽：农民工“回家”仍可讨薪 近日，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公安厅、省总工会联合行动，重点督察各地农民工工资清欠基本情况。同时，苏浙沪皖四地劳动监察执法部门已建立机构间委托协查制度和维权救济制度，在区域内务工的农民回到家乡后，可以向家乡劳动监察机构申请“讨薪”。     

设立专门农民工维权机构

前不久，省电视台连续报道我省农民工在外省艰难讨薪的情况，电视上农民工为讨薪而饥寒交迫的窘况仍给我留下强烈印象，建立“安徽省农民工维权服务站”倒是一个可行的办法，省内各地市可设立分站，在务工人员多的各省市设立服务点。     

制度才是“信义”的最终保障

近段时间，包工头孙水林、孙东林兄弟接力还薪的故事让不少人感动，媒体也大篇幅地予以报道，并送上“信义兄弟”、“道德模范”等美誉。     

职务消费是个“筐”？——-聚焦国企高管“不落腰包的腐败”

出门坐豪车、宴请上档次、休闲进会所、热衷高尔夫……近年来，一些国企高管以职务消费为由，不落腰包行腐败之实。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显示了中央整治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决心。专家认为，杜绝“不落腰包的腐败”，不能仅仅指望国企高管加强自律，更要强化制度保障。     

当心陷入司法解释的“路径依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超低价买卖房屋”、“妻儿挂名领薪”、“情妇收钱官员办事”等10种新型受贿方或，冷起l蚺八法律的惩治范围。     

让天价真正体现“按劳取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对国企高管薪酬提出公开质疑，由此．引发了各界人士对国企高管天价薪酬问题的大讨论。记得中学时候，我们在教科书中就已经知道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以后从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许多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并驾齐驱．我们看到．私有企业实行的分配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同样的分配标准．为什么私企高管的薪酬问题没有人质疑．而国企的高管薪酬问题却总屡遭争议？     

“开卡团”覆灭记

“招聘日结办卡员，学历、工作经验不限，薪 资待遇100元／天”，谁都不会想到网络上随处可见的此类信息背后隐藏着犯罪。这些所谓的“办卡员”，实际是使用他人身份证到银行冒领信用卡。     

劳资冲突的公司法解决

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注意力渐渐开始从GDP增幅的数字移向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之音，“跳楼讨薪”、“山西矿难”、“黑心砖窑”等词汇相继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报道与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另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     

＂名嘴＂黄健翔讨薪

2011年1月14日，备受关注的“名嘴”黄健翔讨薪一案有了结果，当天北京朝阳人民法院对神州天地诉黄健翔劳动争议案进行了一审宣判。     

佛山中院对“审判分离”开刀

跟法院遴选卅来刚刚上任不久的其他34名审判长一样，刘红感觉到疲惫，骤然增加的案件数量和随之而来的“负总责”，令她感到了压力。“但是，案件的质效确实高了，法官的地位提升了，抗干扰能力强了。”     

19名农民工讨薪遭遇“无效证据”

年终岁尾，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又成为热议的话题，虽然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黑心”老板在社会舆论下已成为过街老鼠，职能部门也不断加大为民工讨薪的力度，更出台了一系列措辞严厉的文件，但解开拖欠民工工资的“死结”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 ——“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

传统的明代“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应当修正。明代建立的新法律体系是按照“以典为纲、以例为目”的框架构建的，应总称或简称为“典例法律体系”。“律例法律体系”说忽视了《明会典》系“大经大法”和洪武年间颁行的《大明令》等十一种法律并非刑事法律这一基本史实，因而失之偏颇。明初在变革传统律令法律体系时，把单行“令”的称谓变换为“事例”，二者名异而实同；《大明令》不仅在明开国后百余年间被奉为必须遵行的成法，即使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融《大明令》入典后，其有效条款仍在行用；明人以诏令颁布国家重大事项、把“制例”称为“著为令”的传统，直至明末未变，所谓“明代无令”说不能成立。     

宁波市开展为农民工法律援助讨薪专项行动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中小企业倒闭或处于半停业状态，出现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在此过程中，因农民欠薪引起的案件频发，且涉案数额较大、人数较多。对此，浙江省宁波市法律援助中心集中开展为农民工讨薪专项行动。一是立即制订并下发《关于做好农民工讨薪援助工作》文件，要求全市各地把该项工作作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并派专人负责。及时启动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三高”医院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中医医院,是一个只有50张病床的小医院,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来这里的求治者络绎不绝。 有知情者说:这是家“三高”医院。 何谓“三高”?请听我——道来。 一高:高超的医疗技术 胃病是令许多医生头痛的顽症,特别是慢性胃病要想根除确是不易。 河南省上蔡县农民刘××,因严重的胃痛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经检查确诊为十二指肠溃疡,四处求医,病情始终未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