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治传播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很大一部分是政治信息的传播,因为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占有权威的信息源,媒体对事态的报道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外信息公布的状况。研究公共危机事件中政治信息的传播对于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价值引领——以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为例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舆情治理,不仅要有技术手段的保障,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精神支持和价值引领。思想政治教育若要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舆情中把握话语主导权,就要做到:在话语的价值引领始点上做好受众信息收集和思想话语供给;在话语的价值引领重点上重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价值引领;在话语的价值引领对象上做好对受众的精准传播。同时,要做好话语语境转型中话语价值叙事方式的转换和创新,以及话语价值引领主体的自我成长和提升,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舆情应对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有效性。     

网络舆情视角下的警察公关危机对策研究

信息时代背景下，信息传输媒介日新月异，以微信、微博、微视频和客户端“三微一端”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不断涌现，信息交换效率大幅提升，突发的不可控的舆情隐患纷至沓来，公安机关需要从加强队伍建设、思维模式转变、创新机制等方面着手，持续做好网络舆情工作，提升应对公关危机的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相关法律规制对策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传播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直接影响着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破坏力的大小，是突发公共事件中最重要的“人为因素”之一。但是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存在诸如规制立法缺乏、信息发布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置，加重了其破坏力。我国应建立相应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立法，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信息发布行为、社会公众信息传播行为进行规制，使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走向法治轨道。     

政府地方微信舆情中的“领地”意识探讨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微信新媒体舆情不断滋生,地方政府要有"领地"思维意识,学会"抢占新平台、发挥新优势"。微信传播优势有瞬间性、简单性、生动性。微信传播独特性表现为碎片化传播、裂变式传播、自媒体传播等。当前社会民生类舆情事件频发,地方政府舆情应对能力和公信力受到挑战。传统媒体要有在微信舆情传播中的"抢滩"意识。政府应加强舆情管理中的微信"领地"的拓展,构筑微信平台信息网"领地",融合传统媒体扩大互动"领地",培育微信新媒体"意见领袖"。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政府媒体应对”

互联网传播迅猛发展,信息全球瞬间流动,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积极主导善后、主动应对媒体、有效疏导民意、及时修复形象,变得异常重要。能否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把真相及时准确权威地公布出来,实现政府突发公共事件的科学媒体应对,关乎政府形象塑造,考量政府公关能力。组织传播理论认为,在政府公共行政管理工作系统的流程中,信息最为关键。信息的收集、传递、储存和恢复是政府运作中的关键行为,并且影响着整个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媒体应对,需要创新互动形式、传播技术、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整合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种有效传播手段,站在第一高度、讲究第一发现、力求第一时间、重在第一现场、找准第一落点、争抢第一发布,做到不瞒报、不漏报、不迟报、不错报,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论社会转型期公安工作中的媒体应对

社会转型期需要加强社会控制。媒体作为舆论传播的重要载体,是实现舆情控制的重要途径,应当纳入公安工作的范畴。鉴于媒体的双重特性,有必要加强公安工作中的媒体应对问题研究,使媒体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公安工作中媒体应对的策略是:针对突发公共事件,建立信息发布机制;针对日常工作,建立警情定期公布制度;针对负面报道,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针对优秀典型,建立宣传表彰制度。     

超越“占领思维”:媒体融合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的转型路径

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在新媒体主导的后真相政治时代遭遇"脱媒"的巨大挑战,其政治整合功能呈现某种程度的式微。内容为王、渠道为王、终端融合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三个不同阶段,其共同点是认为只有通过"占领"才能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媒体融合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是由传播内容与传播渠道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两种因素的匹配形成了萌芽型、发展型、过渡型、理想型四种传播模式。向理想型传播模式的转型还需要尽可能地避免意外后果。     

风险社会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研究

网络社会的风险属性突出而复杂,是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重要变量,网络舆情是客观危机事件在网络上的反应,同时是网民对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是突发公共事件的“传感器”“建构场”“放大器”“情绪表”。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需要树立“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兼顾治理工具性与价值性;完善多元共治的舆情风险治理机制,减少风险不确定性;同步推进舆情引导与风险化解工作,源头预防内生风险;培育网络社会共情与共识,促进理性风险建构。     

重大舆情如何用信息公开缓释压力——以济南中院首次微博直播薄熙来案为例

面对复杂的公共舆情，需要在公开与管控之间作出一个平衡的选择，从而来缓释事件带来的巨大舆论压力。在敏感事件、危机事件及公共事件的重大舆情处置上，信息公开是首选也是必然选择。基于微博的信息公开作用，善用微博的网络红利是执政者应对复杂公共舆情的智慧体现，也显示了高超的政治传播技巧。     

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的产生、影响与控制

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往往伴随着谣言的大量滋生和迅速蔓延。谣言的恶性蔓延容易造成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政府的信息传播和可信度大大降低,容易煽动易冲动的人群,引发其他事件甚至大型群体性事件。谣言产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正式官方信息的缺位。因此,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的控制主要在政府。政府对媒体的理性引导,一是要尽量做到“第一时间”的信息传递,二是保证信息的全面性,以防媒体对信息自行夸大或歪曲。     

网络传播引发公共危机的对策研究

在新媒体环境下,党和政府如何应对或管理网络信息传播引发的公共危机,已经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而紧迫的重要课题。针对新媒体环境下由网络传播引发的公共危机,本文将其分为四个传播阶段,即危机潜在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和危机解决恢复期,针对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时代涉警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研究

大众传媒时代,新型媒介的迅猛发展使公众对涉警事件的舆情空间和表达权利得到进一步延伸和释放。这给公安机关涉警舆情的引导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当前,公安机关存在舆情采集效率不高、舆情监测预警统一标准缺失、舆情信息研判技法相对滞后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优化舆情信息管理机制、舆情干预机制和警媒合作机制,实现公安机关从封、删、堵的"舆情控制"工作模式向以沟通协作为导向的"舆情引导"模式的转换。     

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关注微博因素

随着微博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它在向舆情和群体性事件的转移扩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呈现出明显的微博因素。微博引发典论热潮，推动事件进程；微博名人效应推动信息迅速传播，影响公共舆论；微博成为传播谣言和不良言论的放大器。第二，微博参与应对群体性事件具有角色优势。微博可以作为事件见证者——全景式呈现事件；微博可以作为事件参与者——构建媒介事件生态；微博可以作为事件解决者——助推事件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第三，我们必须提升运用微博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可以从充分利用官方微博、培养微博意见领袖、与传统媒体有效互动、提高公职人员媒介素养等四个方面入手。     

互联网时代下涉狱舆情对策研究

互联网时代涉狱舆情处置要区分"两个舆论场",运用"感性政治"和正确对待维稳与开放的关系。在机构设置上,也要改传统三级双重领导模式为二级垂直领导模式,进一步整合力量,提高处置效率。在涉狱舆情处置流程上,则必须构建舆情预警—启动指挥系统—组织信息发布—后续舆情引导—同步反馈调整—事后总结完善的完整链条。     

基于贝罗传播(SMCR)模式涉警网络舆情应对研究

舆情研究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研究的新领域,其中涉警网络舆情可强烈影响网络上下线间的互动行动。大众自媒体传媒时代下公安机关针对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公关已不能仅限于简单的"议程设置"。本文基于贝罗传播模式针对自媒体时代下的涉警网络舆情样本数据综合分析,从贝罗传播模式的基本要素"信源(S)、信息(M)、通道(C)、接收者(R)"思考涉警网络舆情危机公关应对策略,以期开启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网络舆情的新思维。     

统一战线视角下网络意见领袖的若干问题研究

"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团结人群,新媒体代表人士中的网络意见领袖的引导与管理自然成为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要部分。网络意见领袖是围绕社会热点事件以新媒体为平台载体进行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影响网络舆论导向、提升自身网络影响力、掌握网络话语权的网络活跃分子,具有精英化与草根化并存、话语主导力强、信息交互频繁等特点。可以通过建立网络数据管理系统,注重网络意见领袖的利益诉求,搭建与网络意见领袖沟通平台等举措,不断加强和改善网络意见领袖的统一战线工作。     

自媒体时代公安机关引导网络舆情策略研究

自媒体是新兴的新媒体,是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向。在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呈现出几何式扩散、公众参与性强、引燃点低等显著特征。自媒体舆论场深刻改变了网络舆情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公安机关引导网络舆情面临着资源、执法、制度等方面的多重挑战,应转变思维,积极利用自媒体的传播优势,与媒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意见领袖协同合作,由管理转变为综合治理。     

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不适”与“调适”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政治参与主体的大众化、政治组织形态的虚拟化、公众民意表达的碎片化、主流舆论传播信息弱化等诸多"不适"。面对这一境况,通过塑造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新形象、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监控能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法律法规建设、构建科学立体的网络舆情应急新体系等方式,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微博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公共危机事件的出现和发展,对大众的整体生活和共同利益带来了严重影响,在传播公共危机事件的时候,微博成为在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媒体。由此,我们将结合近年来的公共危机事件,分析微博在对事件的传播中产生的影响,结合当前微博的发展现状,总结微博改进公共危机事件传播的策略,增强新媒体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舆论监督和引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