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中国当代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条件及路径选择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自然村落的衰败与现代社区的崛起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的投入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两大主题背景。我国新农村社区大致分为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模式、“就地城镇化”下的农村社区模式和“村民自治”体制下的农村社区模式三种类型,其中第二种是适宜在我国推广的模式。农村社区建设可分建设农村社区、构建社区自治机制两大步来进行。     

构建服务型社区的有关思考

社区治理是现代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社区治理显得越来越重要,文章就我国目前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服务型社区进行了思考。     

“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联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三种理论视角的探讨

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热点领域,也是我国近年来社区建设的着力点。社会系统理论、需要理论和抗逆力、充权与优势理论是现有的具有代表性的社区理论。基于这些理论对现有的社区治理结构方面的一些创新性举措进行反思,有助于探求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运作机制和良性可持续发展机制。基于理论分析,现有的社区治理结构存在功能对位型、需求满足型和自力更生型等不同类型。构建理想型社区治理结构需要关注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存在的前提条件及其利弊,以便使治理结构的构建更能促进社区善治。     

新型社区参与式治理比较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型社区日益成为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社会最基层的单元,是党和政府团结、引领、组织和服务农民群众的基础平台,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节点。成都市双流区自2009年以来率先探索的新型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荣获"2013年度全国十大社会管理创新奖",成为在全国具有推广价值的制度成果治理模式。面对成都大都市区建设和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以及2017年四川省党代会报告提出"现代治理能力再上新台阶"的重大目标,通过实证研究以及与温哥华绿色社区治理模式比较,在经验深描基础上,分析面临的短板,为构建率先于全国的新型社区参与式治理模式提出建议。     

兵团城镇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若干思考——武汉百步亭社区治理的经验探索与启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随着兵团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和社会性事务进驻社区,兵团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现实需要进行社区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构建多主体参与、多手段运用的社区治理模式。武汉百步亭社区在社区管理模式的探索为兵团城镇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包容性治理：城镇化社区治理策略选择

城镇化发展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进城入镇农民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村落共同体的生活场域，并由此形成一类独特的社区形态，即“城镇化社区”。此类社区因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所以治理机理复杂、形态各异，总体治理水平较低、成效不佳。寻找国家政权力量的基层有效性和维护基层自治组织自治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成为城镇化社区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一大难题。西何社区作为城镇化社区的典型代表，其治理突出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兼容并包的治理资源、党领共治的治理结构，具有显著的包容性治理特征且富有成效。结合包容性治理主体、过程、成果三大维度与西何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发现包容性治理与城镇化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耦合性。西何经验充分展示了城镇化社区包容性治理策略选择的必要与可能。     

镇管社区：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基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实践分析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如何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解决快速城市化区域的社区管理问题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基于快速城市化的现实探索了镇管社区这一管理模式，形成了直接管理模式、间接管理模式和混合管理模式三种各具特色的镇管社区模式。这种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相比较，在社区定位、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上具有显著的差异。要进一步完善镇管社区模式，需要在目标、理念、机制等层面作进一步的探索。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社区治理转型的战略选择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对社区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反观社区治理实践,当前社区治理现状与新型城镇化的要求存在诸多不适应性。推进社区治理转型是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治理的滞后性问题,文章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要求、建构良性运行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提高社区组织化参与治理能力、加强社区共同体建设等社区治理转型的基本思路。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构建“蜘蛛网式”治理新常态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更多的是社会管理,在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呈现出"扫帚型"社会治理体制。从分析目前社会治理体制现状入手,提出构建以社区作为基本"元",成为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原点"和"圆点",创新城市的"蜘蛛网式"的社会治理体制的观点,从而形成由四要素构成的社会治理模式,并从政府、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三个方面提出"蜘蛛网式"社会治理体制的路径选择,加强社会治理的着力点,从而实现从点到线再到面,点线面结合的社会治理的全覆盖,构建"蜘蛛网式"治理新常态。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社区治理是多元主体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推动着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构建和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需要重新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培育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机制,推动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加强社区法治建设,推动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     

论社区和谐与公共道德——基于社会和谐的微观视角

基于社会和谐的微观视角,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微观载体,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依靠公众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动参与和在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自觉;公共道德是推动社区和谐的基本力量,而和谐的社区又可以孕育新的公民品质。主体多元、稳定有序、互惠互利、公平正义、共同维护等都可作为社区和谐公民治理模式的基本要素或理念;而普遍的道德公共理性(道德自觉)是社区和谐与不和谐的根本区别所在。公共道德的层次性决定了社区和谐的向度,因此,实现社区和谐与公共道德的互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上佳选择。     

整合式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生成路径、问题分析、对策建议——基于上海A街道的问卷调查

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状态。但是,这种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不能简单理解为政治学意义上的协商治理,而应该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居委会牵头三位一体下的整合式参与社区治理。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社区已然成为基层治理的试验场,要求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吸纳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进而构建一种和谐有序的协商共治模式。然而,要厘清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必然需要通过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索契合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的理论模型。本文在上海A街道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一种整合式参与社区治理模式,并且解释这种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路径、原因、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进路。     

社区党建“1+3”:让百姓更幸福

<正>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日前印发了《关于构建社区党建"1+3"运行机制的意见》的通知,就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社区居委会为主导、社区居民群众为主体、社区各种组织为主要服务载体的社区党建"1+3"运行机制,提出具体意见。1把握总体要求构建社区党建"1+3"运行机制,要主动适应城镇化快速推进和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自觉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和社会治理规律,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始终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动摇,进一步强化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以社区党的建设带动社区居委会及工会、共青团、妇联     

敢为天下先的制度变迁之路——江汉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

今年初,武汉市江汉区被国家民政部批准为“全国社区建设实施区“,区委、区政府对于获得全国为数不多、湖北省唯一的全国性社区改革“特许权“,视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不断加大社区社会服务力度。在全区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服务网络,形成了江汉模式。从战略高度,探索和选择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是江汉模式的最大特色。江汉模式就是江汉区社区建设要实现的目标模式,即要构建一种全新的社区治理网络(江汉模式可简称为“社区治理网络型“)。具体说,就是要以社区为平台,通过制度变迁,在每一个社区范围内,建立一种政府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政府行政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互补的社区治理模式。从性质上看,它既不同于过去那种以行政管理为主,条块分割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典型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区自治模式(典型的社区自治模式);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组织自主管理、社区人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融合型模式)。     

治理变革视角下党领导城镇化发展的“深圳样本”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成为我国快速城镇化建设与治理的典型范例。深圳的城镇化进程大致经历了政策引领下的渐进城镇化、市场经济驱动的快速城镇化，以及规划引领下的高质量城镇化三个发展阶段。深圳的治理体制机制因应形势与环境变化不断地变革以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需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圳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理念创新、体制改革、运行机制变革和政府管理行为调整有效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治理的变革需求，从而满足了快速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价值取向。     

将适度普惠型社区福利理念引入社区治理的可行路径研究

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的主要阵地,在福利输送的"最后一公里"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社区福利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在社区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的产物。当前,我国福利体系不断健全,基层组织不断完善,然而,补缺型的社会福利作为我国福利提供的主要模式,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极不相符。应建立适度普惠型社区福利,以居民需求为本,将福利输送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方法。     

乡村治理视角下的北京农村社区类型与社区参与北大核心CSSCI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创新,离不开村民的广泛参与和大胆实践。目前,北京农村社区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传统农业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迁移型社区和现代型社区。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取向、行为动机、参与效果和结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在开展乡村治理、推进居民社区参与过程中,应根据不同类型的社区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农村社区转型发展,营造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促进居民社区融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